1973年，我隨野戰醫院前往老撾執行任務，三年后回國獲提干

1973年2月的一個清晨，勐塞郊外薄霧未散，145野戰醫院的大篷車剛駛進凹凸不平的土路時，車廂里滿載的不是藥箱，而是一群平均年齡二十出頭的醫護兵。車輪壓過紅土，迸濺的泥點子落在袖標上，人人興奮又忐忑——他們要在這片從未踏足的異國山林，一待就是整整三年。

車隊抵達臨時營地，草棚、竹柵、卷煙味，一切都透露著即將開始的艱苦。營區后方是一溜簡易手術間，籬笆外則是連綿不絕的熱帶雨林。任務明確：為修筑新東線公路的三個工程團提供醫療保障，同時承擔必要的民事援助。那條公路，被譽為“叢林命脈”，日夜轟鳴的推土機、壓路機不斷吞噬山體，也把傷員源源不斷送到手術臺。

抵老第三周，一輛解放牌卡車風馳電掣地闖入院門。車斗里橫躺著青年戰士趙明，胸腹部被翻斗車重壓，血污與泥漿混成暗色。麻醉醫生剛摸到脈搏便低聲嘀咕：“弱得像細線。”隨即推門沖進手術室。輸液瓶掛起的瞬間，幾名O型血醫生卷袖就上，針頭扎進自己靜脈，只為搶出那一點生機。兩個小時后，心電監護歸零，趙明成了新東線的第一位犧牲者。當天夜里，營地下起暴雨，同批戰友在雨幕里列隊送別。悲愴沉悶，無人言語。

有人為公路捐軀，也有人因莽撞喪命。1974年5月，炊事員李富民趁午休敲拆廢炮彈，想弄個“戰利品”花瓶。旁人苦勸無效，他甩下一句“怕啥子，老子命硬”，錘子落下那刻，轟鳴聲撕裂了營區的午后寧靜。碎片混著塵土橫飛，等煙塵散盡，只剩刺鼻的火藥味。李富民沒能進到手術臺，脈搏早已停跳。這場教訓被通報至全線各部，一紙簡報貼在公告板上，警示意味勝過千言。

與殘酷并存的，是異國人情。老撾村民稱中國官兵為“坤咪”，意思是可靠的朋友。民風樸實卻醫藥匱乏，鄉親們常扶著老人小孩，沿著泥濘山道來求醫。醫生們搭起帆布棚當門診，免費送藥，還把帶來的油菜籽、蘿卜籽分給村民。有人不會說中文，就指著肚子喊“痛”，軍醫拉起聽診器比劃幾下，再遞過去用白藥片。那種用手勢溝通的場景，如今想來既喜感又溫暖。

飲食問題同樣考驗人。大米罐頭日復一日，青菜全靠從國內火速空運，常常半路就爛掉。于是，醫院決定自建豬圈。圈設在營地北側山腳，下雨泥濘得像攪開的漿糊。每天挑四五擔芭蕉芯泔水，一趟下來背心能擰出水。女護士小陳思維活絡，干脆赤腳挑擔，十趾緊扣爛泥，穩得很。旁人見狀紛紛效仿，營地里時常出現一溜泥足印，算是熱帶叢林里的另類風景。

有意思的是，不遠處的竹籬外，總能看到幾位老撾婦女。在灶口前看著大鐵鍋里翻滾的罐頭肉，她們指指點點，咯咯笑個不停。起初沒人明白她們想干啥，直到一次中央慰問團抵達，帶來魔術、京劇、雜技。魔術師袖口里竟連連掏出魚缸、綢花，最終托出一團烈火。翻譯悄聲解釋：“老鄉說，中國兵會變東西，難怪吃得這么香。”原來，這些好奇的目光都在打量“神奇”的生活本領。

慰問演出點燃了漫長雨季里的激情，但槍炮聲并未因掌聲而停歇。1975年4月，博洛芬河谷小股武裝突然掃射施工隊。那夜，傷員一口氣涌來十多名。手術室燈火通明，紗布換了一層又一層，麻醉劑用到近乎告急。凌晨四點半，循著血跡拐進病房，仍聽見傷兵低聲哼唱《團結就是力量》，那股頑強的生命力讓人發自內心敬佩。

在老撾的最后一年，145醫院推優入黨。小陳因搶救20余名重傷員、兩次主動延長炊事員崗位且無差錯，光榮加入黨組織。宣誓那天，她年僅24歲，青色軍帽在熱帶陽光下格外醒目。誰能想到，幾個月后，她將跟著歸國的專列北上，肩章也從橫杠變成樹葉。

1976年6月，任務完成。列車自云南河口過境，戰士們把迷彩軍帽緊壓眉梢，車廂里飄著桂花罐頭的味道。返程途中，軍區干部處宣讀命令：依據戰功及表現，衛生員陳秀玲等人提干。掌聲雷動，有人用貴州口音嚷一句：“老陳，以后叫你陳醫生還是陳干事？”對方笑答：“照舊，叫戰友就行。”對話只有幾秒，卻凝結了三年艱苦歲月的全部默契。

回國后，陳秀玲被分到貴州省軍區醫院，不久當選省五屆人大代表；1987年轉業上海市房地局，依舊干在最平常的黨務崗位。多年后同僚問她老撾記憶，她擺擺手：“那地方潮得很，腳底老長水泡。”話雖輕描淡寫，卻掩不住眼底閃過的一絲敬重——敬重逝去的戰友，也敬重那份跨山越海的國際主義情誼。

三年的老撾山林生活，留下的不僅是功勛證書，還有汗水泡開的指紋、雨季難干的迷彩、以及手術臺前嘹亮的山歌。時針撥回今日，陳秀玲的日記依舊收在抽屜最底層，封面已泛黃，墨跡仍清晰。那一行行記錄，見證了一段熱血青春，也見證了野戰醫院在異國土地上為和平架起的醫護渡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