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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毛澤東下達一項“秘密任務”,毛主席逝世后任務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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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1月的一個凌晨,西長安街一側燈火通明,幾輛寫著“設備慎碰”字樣的貨車悄悄駛向西苑賓館。司機只知道一句話——“中央有急事”,再多不許問。就在這股冷風里,一項后來被稱作“秘密任務”的工程正式啟動。

      那時電視停播已近九年,北京的夜空里,只剩樣板戲在無線電波中來回回蕩。對老戲迷來說,這種單調像沒完沒了的口糧,人們卻只能照單全收。也正因此,突然調來的一批錄音師和戲曲演員顯得格外扎眼,誰也說不清他們到底要干什么。

      孫以森便是在這種氣氛下被“點名”。他原本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文藝部負責編輯,工作牌剛刷完,領導一句“去西苑報到”,婉拒的話剛出口便被頂了回來,“這是局里決定”,不留退路。第二天,他拎著一只帆布包就上了吉普,連家里都沒敢細說。

      西苑賓館被臨時改成了封閉錄音基地,門口崗哨二十四小時輪換。大門里外分成三道檢驗,口令一日一換,生人無論職位高低,一律止步。錄音師一進樓就是五張表:保密協議、設備領用單、個人去向登記、誤餐補貼和健康監測。保密協議上特別注明,對外只能說“保存文化資料,批判繼承”。

      執行的人心知肚明:批判只是幌子,真正的需求來自中南海。毛澤東晚年視力衰退,樣板戲聽得太熟,再放已經提不起興致;他想聽老戲。于是,一套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私人定制”錄音就此上馬。

      最耗工夫的是演員調度。多數名角自1966年后被下放田間,開口唱戲幾乎成了禁忌,如今突然接到“文化部有任務”四個字,腦子里先閃過的不是機會,而是風險。可調令蓋著鮮紅的“特急”印章,不答應也得來。有人在火車站上車前還嘀咕:“這回到底是救火還是點火?”

      演員到齊后才發現,排練一個上午,下午就得進棚。好幾位名旦多年沒穿過蟒袍,吊嗓子時嗓音沙啞,錄音重來七八遍是常事。有意思的是,每到凌晨兩點,工作人員端著熱雞蛋和切片面包挨屋送夜宵,標準不低于五毛,連大嗓門的老生都悄悄感慨:“待遇比下鄉那陣子可高多了。”



      劇目選擇同樣透露玄機。流派眾多,高派卻占去半壁江山,外行難免奇怪,內部卻流傳一句話:“首長喜歡高派。”一句“首長”足以讓人閉嘴。至于梅、程流派,雖然也排,但分量明顯輕。有人筆記本上畫了個問號,隨后劃掉,不再追問。

      錄制過程中小插曲不斷。京韻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首次翻錄時,十來個字誰也聽不清。有人建議請原唱小彩舞進京,她來了卻搖頭:“師父口傳心授,我只會唱,不會寫。”錄音師只好反復放慢速度,聯合戲曲研究院的學者“聽聲辨字”。三天夜戰,才補齊詞稿,隨后放大字號移交——這正是毛澤東的另一要求:“把全部唱詞印大字送我。”

      保密規定之嚴,至今仍讓參加者印象深刻。一天午后,京劇演員李宗義剛剪完《斬黃袍》,興奮得在走廊里給家里打電話,想讓妻子隔著話筒聽一耳朵。電話沒掛,文化部監察員已經推門而入。李宗義當場做檢查,手稿收回,兩小時后事件上報,總結只有八個字:內部資料,嚴禁外泄。

      設備則是全球頂級。中央撥款三十萬美元,從瑞士定購Studer多軌錄音機和美國Ampex磁帶。運輸日程列入外交渠道,報關文件使用“文物搶救器材”字樣。可惜機器到京前,任務已接近尾聲,很多箱子干脆封存進庫,直到八十年代初才第一次拆封。



      1976年4月,錄音錄像組收到一張最新指令單:杜近芳和李炳淑的戲全部上報;悲情戲、清官戲和《紅樓夢》系列暫緩;楊春霞準備《楊門女將》。文件字數不多,卻字字生硬,看得出病榻旁的聆聽需求正在細化。有人低聲揣測:“主席恐怕身體更弱了。”

      同月深夜,剪輯室燈火通明。孫以森揉著眼睛說了一句:“咱們算是陪著首長熬夜。”同事抬頭笑道:“有人守江山,有人守磁帶,算各盡其責。”兩人對視,誰都沒多話,繼續埋頭剪片。

      9月9日凌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值班室收到特別通報:“毛主席逝世。”一句話像悶雷。西苑賓館內刺耳的磁帶聲驟停,值班燈依舊亮著,卻再沒人說話。半小時后,上級電話指示:所有錄音錄像工作即刻暫停,資料封存,人員待命。



      緊接著的清點足足持續兩個月。磁帶、底片、腳本、設備一一登記入庫,編號貼封條,再由專列運往保密倉庫。執行人被要求在封條上簽字,責任追溯二十年。有人簽字時忍不住輕聲問:“那我們算干成了,還是沒干成?”對方答非所問:“任務到此結束。”

      到了12月,孫以森仍留在西苑負責善后。他寫了份報告遞到張震東案頭,言辭懇切:“望領導說明此項工作的性質,以便我們回到原崗位后心中有數。”張震東批示四行字:“可談,時機未到。若有問題,與具體執行者無關。”落款蓋章,卻依舊沒有說明。

      次年初春,五十多箱材料按計劃交至中央檔案館,錄音組與錄像組解散。成員各歸舊職,再不談起那年多出的條目。一位參與者在日記里寫下短句:“天下大戲多,人生只此一回。”字跡龍飛鳳舞,墨跡如今已稍稍發黃。

      這場持續近兩年的行動,在檔案中被稱為“傳統戲曲搶救錄制項目”。它的確保存了珍貴的音像資料,對后世學者意義重大;可若追根溯源,它更像是一個時代留下的側影——在政治風云、個人愛好和文化斷裂之間,人們用磁帶和底片記錄下最后的韻腳,而后悄然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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