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中央政治局常委，1967年吞藥自殺，遺書：我沒有里通外國

1945年8月，蘇聯赤塔小機場的雨點砸在灰土跑道上，一名身著舊呢大衣的中國人登上駛往延安的運輸機。同行的蘇聯飛行員悄聲問他：“還會再回莫斯科嗎？”那人搖頭，沒有回答。他叫李立三，46歲，兜里塞著厚厚一沓檢討稿。誰也料不到，22年后他會用安眠藥為自己蓋棺定論。

機艙晃動，回憶紛至；最先浮現的是1919年的馬賽港。那年20歲，他和十幾名同鄉擠在三等艙，為的是法國工學勤工儉學。他在車站扛麻袋、刷油漆，晚上蜷在閣樓讀《共產黨宣言》。寒風穿墻鉆骨，可書頁發出的沙沙聲讓他感到熾熱，那份熾熱后來化作堅定的行動。

1921年夏天，他已是旅法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骨干。周末的里昂郊外，他常給工友上夜課，黑板上只寫兩行字：工人階級與組織。有人不解地問：“我們手里什么都沒有，怎么鬧？”李立三咧嘴一笑：“正因為一窮二白，才更有力量。”那晚月光照著河面，波光碎金，他的嗓音卻比水面還亮。

1922年底，他偷偷買了張船票回上海。租界燈火迷離，可他顧不上看風景。次年，他在安源煤礦建立工人俱樂部，當地巡捕房連夜寫電報要求逮捕“煽動者”。幾周后，一場數萬人罷工爆發，礦井汽笛長鳴，工人第一次昂首走上談判桌。李立三用激烈的罷工策略換來了“安源經驗”的名聲，也積累下斗爭的自信。

風頭正勁時，他被推上更高舞臺。1928年黨的六大在莫斯科召開，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會后，他面對鏡頭，年輕得像個學生，卻在演講中高呼“武裝工人階級”。照片傳回國內，讓許多地下黨員熱血沸騰。然而，盛名之下暗潮洶涌。

1930年春，紅軍與國民黨軍的力量對比嚴重失衡。李立三誤判形勢，提出“集中主力攻打大城市”方案，一紙命令把各地紅軍推向絕境。長沙、南昌、潮汕先后起義失敗，犧牲難以計數。這一年后來被稱為“立三路線”時期，一句“急性冒險主義”像鐵鏈一樣套在他脖子上。

同年秋，他被撤職并送往莫斯科。離別那天，妻子何孟雄的遺孀李莎握著他的手，低聲說：“回來要帶一身清白。”他點頭，卻沒想到這次“一去”就是整整十五年。在莫斯科共產國際東方部，他負責翻譯與研究。資料室里，他常對著厚厚檔案自嘲：“歷史，沒有橡皮能幫我擦掉錯誤。”

15年并非冷板凳。他積極參加蘇共高級黨校學習，又協助留蘇干部培訓，外加頻繁在會議上公開檢討“立三路線”。有意思的是，他越是痛加自責，身邊人越敬他率真。1943年，中共中央電報調他歸國，但因蘇德戰爭還未結束，直到1946年2月才輾轉回到延安。

回國不到一年，他即隨華北野戰軍南征北戰，主管敵工與工運。對于破壞敵后交通線、發動鐵路工人罷運，他輕車熟路。平漢線、津浦線的運輸屢被切斷，間接為三大戰役提供勝機。新中國成立后，他出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勞動部副部長，參與制定勞動保險條例，推行八級工資制。工人們說：“李部長講稿跟鋼軌一樣硬。”

然而，個人履歷里那段“十五年蘇聯經歷”卻成了隱患。進入六十年代中期，氣氛急轉直下。有人開始翻舊賬：“留過洋，娶洋人，怕不是二心？”1966年秋，他被隔離審查。批斗會上，他的近視眼鏡被打得粉碎，衣扣被扯得七零八落。質問如潮水：“你是不是特務？”他沉默，只是一遍遍申辯：“我對黨忠心耿耿。”

一個月里被揪斗七次，他的身體和尊嚴都在崩潰邊緣。深夜無人時，他給自己做筆記：“真理只能通過實踐檢驗，可我連解釋的機會都沒有。”1967年6月22日清晨，李立三服下大劑量安眠藥，伏案寫下短短數行：“主席，我死不足惜，但求查明真相。”字跡凌亂，墨跡未干，人已昏迷，再無轉機，終年六十八歲。

后事極為倉促。醫院記錄稱“病故”，火化后骨灰盒無人認領，草草存入八寶山庫房。家屬癱坐一隅，哭聲都被喧鬧口號淹沒。那場悲劇迅速掩埋在時代塵埃中，無人敢多議。

1978年冬，中央專案組翻檢早年檔案。“立三與外國情報機關無直接往來”一句結論戳破多年迷霧。1980年6月，國務院禮堂舉行追悼會，數千人自發前來。挽聯寫著：工運旗手，一生磊落；忠誠布衣，不慕榮華。遺憾的是，打開骨灰盒只剩一副舊眼鏡。主持人哽咽地說：“他用一副眼鏡見證自己的清白。”

梳理李立三跌宕起伏的一生，最顯眼的標簽卻不是錯誤，而是倔強——對理論的倔強，對工人利益的倔強，對個人信念的倔強。倔強讓他贏得鮮花，也讓他在誤判后負重前行。1967年那一粒藥丸，是他倔強到極致的悲情選擇。

歷史的齒輪從不停歇，個人命運有時微如塵埃，可塵埃也能映射光亮。李立三留下的，不只是震耳欲聾的口號，還包括制度的雛形、工會的骨架，以及一名共產黨人對自我負責到底的堅決態度。若要給他畫像，或許只需兩筆：眉宇間的鋒利與目光中的隱忍。這兩筆交錯，便能勾勒出那個在暴風雨里昂首站立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