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毛主席托人轉告美國總統羅斯福：我愿意去華盛頓與你會面

一九四四年八月，華盛頓白宮電報室的值班官員又收到一份長長的加急電報，發自遙遠的重慶。日軍在豫湘桂戰場的猛烈推進讓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不安：若華北、華中被徹底撕開缺口，日本隨時可能南撲澳大利亞，西取印度，中東戰場亦將動搖。如何把“東亞主力戰場”這個擔子繼續壓在中國肩頭？羅斯福再度將目光投向那個名字已在西方世界屢被提起的“延安”。

大洋彼岸的美國陸軍部長亨利·史汀生給總統的備忘錄里寫得直白——中國若失，太平洋防線洞開。可是，蔣介石的部隊在豫湘桂戰役中節節敗退，飛機場連帶失守，美軍B-29不得不南移至塞班。參謀們議論紛紛：是不是得看看那支自稱牽制六成以上日軍的八路軍？此時距珍珠港遭襲已近三年，美國“先歐后亞”的戰略亟須穩固中國戰場作為緩沖，羅斯福的態度由謹慎轉向開放，他批準向陜甘寧邊區派遣觀察組。

結果出人意料。七月，十四名美軍情報、外交人員搭乘C-47運輸機，從昆明經延水關輾轉抵達延安。窯洞里爐火正旺，朱德、周恩來、葉劍英、彭德懷帶著靦腆卻質樸的笑意迎上去。來訪的美國空軍上校包瑞德壓低聲音感慨：“這些人不像傳言里那么可怕。”他把見聞記錄在厚厚的筆記本里：部隊紀律嚴整，村民恭敬又親近，“就像新英格蘭小鎮的市民對自己的鎮長那樣信任”。

有意思的是，毛澤東與美國客人首次長談時，并沒有急于翻開地圖講戰略，而是先問了句：“你們在延安住得可好？吃得慣小米干飯不？”幾句寒暄之后，他話鋒一轉：“倘若華北登陸成為現實，希望美軍相信，八路軍能在沿海占住二十五英里陣地，堅持二十四小時以上。”緊接著，他再添一句，“如果總統先生認為有必要，我本人可以去華盛頓，當面交換意見。”短短一句，把合作的門敞開，也顯出當時中共對外援的迫切。

毛澤東坦陳，蘇聯正全力西進，顧不上東方；中國共產黨想多打日本，但槍炮嚴重短缺。他直率地告訴來客：“我們不奢望莫斯科能給多少，倒希望貴國的卡車、無線電和步槍早一點駛進太行山。”這種務實態度令一旁的外交官謝偉思頻頻點頭。謝偉思在隨后發給國務院的電報中說：“延安領導人深知美國的顧慮，但愿意在反法西斯大業中作可靠伙伴。”

就在觀察組滿心認定找到了中國戰區新的支點時，重慶方面坐不住了。蔣介石召見赫爾利，聲稱“共產黨與俄國同謀，威脅中國統一”，要求美國停止一切單獨接觸。赫爾利為取信蔣介石，很快向總統上書，痛陳中共“不受控制”的危險。九月，史迪威被召回，蔣介石總算“請走”這位咄咄逼人的同盟總參謀長；同期，美國駐華大使高斯也悻悻離任。風向就此逆轉。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觀察組成員希契離京返美前，夜訪楊家嶺。燭光下，毛澤東遞上一份密信，請他轉呈羅斯福，并輕聲說：“倘若能直接見面，許多誤會一談便解。”希契回憶那晚氣氛誠摯，主席言辭懇切：“我可以坐飛機去華盛頓，時間由貴方決定。”然而華盛頓的傳真機安靜無聲，這封信終究被壓在了檔案柜底。

美國內部的搖擺更加明顯。共和、民主兩黨正為戰后國際版圖爭論不休，麥卡錫派則不斷渲染“紅色危機”。當參議員們收到“美軍軍服里或潛藏共產黨宣傳”的所謂證詞時，任何與延安的聯系都成了燙手山芋。觀察組的報告被束之高閣，包瑞德撤職，耶頓上任，一紙新指令：與中共保持“必要的距離”。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羅斯福在溫泉去世，新上臺的杜魯門對亞洲戰后布局另有盤算，華盛頓把全部籌碼壓在國民黨身上。毛澤東轉告華盛頓愿當面會談的提議，再無人提起。數周后，赫爾利對媒體高調宣稱：“美國只承認中國之合法政府在南京。”延安方面沉默以對，憑空蒸發的溝通管道就此斷線。

不得不說，這場始于軍事情報、轉向政治角力的交往，閃現過令人心動的可能。謝偉思晚年提筆寫下：“如果當年華盛頓握住那雙伸出的手，太平洋的地圖或許會是另一番顏色。”他的判斷或許帶著個人情感，卻也揭示了一個事實——戰爭末期，國共與美三方的每一次電報、每一句承諾都在左右著亞洲秩序的密碼。歷史車輪滾過，塵埃落地，留給后人的，只是那句已然淹沒在檔案紙堆里的請求：“若一切可行，我愿赴華盛頓，同總統先生促膝長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