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衛立煌回歸祖國大陸，毛主席親自宴請，還讓他官至副主席

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清晨，北京車站籠著薄霧。剛下車的衛立煌舉目四望，月臺上寒意尚存，可他的手心卻微微出汗。十七年未見的故舊，即將在中南海里與他相對而坐。沒等他回過神，一輛吉普車已悄然駛到跟前，車門推開，軍裝整飭的陪同人員笑著致意——回家的旅程，正式進入最后一段。

車子沿著長安街向西駛去，車窗外是新添的紅旗、矗立的塔吊，以及晨曦里匆匆趕路的工人。衛立煌從香港登船北上，只隔兩個月，祖國大陸就這般欣欣向榮，他心里暗暗感慨：當年東渡扶蔣、揮師塞外，到頭來卻在這里，看見了真正的生機。

抵達中南海勤政殿時，已近午時。毛澤東迎面走來，笑得爽朗，伸出雙手，用家鄉口音喊：“衛將軍，好久不見！”那一刻，氣氛一下子就融化了。兩人寒暄不過半分鐘，毛澤東揮手示意：“飯先吃，事后談。”這頓午宴場面不大，只擺八碟四碗，老友相聚，反倒顯得隨意。期間毛澤東夾起一片烤鴨遞過去，半開玩笑道：“延安的野味不好留，如今可有京味兒了。”一句輕松話，讓旁人都放下拘謹。

宴后小憩，毛澤東同衛立煌并肩散步。他關心地問香港的生活，談到衛立煌年邁的母親，又提到國民黨殘部的動向。衛立煌娓娓回答，偶爾點頭。兩人說到東北戰場舊事，毛澤東沉吟片刻，輕聲一句：“當時的取舍，各有難處，不必掛懷。”衛立煌略微側身，低聲答：“是我心病，今日釋然。”短短一問一答，既點出往昔，又將心結輕輕解開。

外人只知一九五五年的“回歸”，卻少有人細究這條路鋪設了多久。若追根溯源，大概要從一九三八年春說起，那年衛立煌在臨汾遭日軍沖散，繞道陜北。出發前他心里七上八下，怕紅軍舊賬翻篇。誰料延安城口早已貼滿歡迎標語，朱德、滕代遠在路邊候著。毛澤東一見他就談抗戰形勢，隨后提出彈藥、醫材緊缺。衛立煌當場允諾，“物資一到洛陽馬上撥付”。四天后，他署下一紙手諭：步槍子彈一百萬發、手榴彈二十五萬枚。很多舊部看呆了，但指令仍按時執行。這一筆“雪中炭”，八路軍記得清清楚楚。

隨后三年，兩人電報往返六十多次。衛立煌屢屢提問：怎樣持久消耗、怎樣發動民眾？毛澤東有問必答，偶爾還附上一段戰略估量。蔣介石看在眼里，終究介懷。中條山失利后，以“養母”為借口將衛立煌一擼到底。周恩來安慰他：“你是受了我們的拖累。”這一句體貼，衛立煌轉述給家人時，不免動容。

到了一九四八年，衛立煌被迫接任東北“剿匪”總司令。局面早已不可收拾，他干脆采取按兵不動的策略。廖耀湘兵團缺糧少彈，他卻故意推遲補給，任由其陷入巨圍。沈陽失而不守，蔣介石怒不可遏，旋即撤職查辦。軟禁期間，他靠《論持久戰》打發日子，暗自慶幸當年在延安只逗留一天，卻看透一條路。

南京形勢急轉直下，他化裝離城，從上海取道香港。新華社“戰犯名單”把他列在第十三位，外表看似通緝，實則成了護身符；因為只要是“戰犯”，蔣系特務就不敢貿然下手。香港的日子清寂，他住在尖沙咀小樓，很少見客。臺灣方面好言相誘，許諾高位，他只是搖頭。十幾年前進延安時的那句感嘆——“只有學習延安的方法”——終于成了決定命運的注腳。

轉機出現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下旬，《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為解放臺灣聯合宣言》刊出，衛立煌拍案稱快。周恩來得訊，親自批示安排接回。次年初，他從香港乘小輪到汕頭，再換車至廣州，全程低調。中央的意見很明確：先游歷，再進京，以免驟然受關注。于是蘇州園林、杭州西湖、上海外灘，走馬看花，既是休整，也借機觀摩新政建設。

四月六日抵京，當晚即獲任政協常委。不久又兼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這是共和國罕見授予曾任國民黨上將的職位，分量可見一斑。他在履歷表上填“原國民黨上將”，政務院工作人員提筆，又添一行：“現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軍人”。一句話，道盡身份變遷。

一九五六年，《人民畫報》刊出他與毛澤東同席的照片；文章《回到祖國大陸以后》署名衛立煌，字里行間盡是慚愧與欣慰。照片傳到香港、臺北、舊金山，多方側目，有人譏諷“叛變”，也有人暗暗心動。毛澤東隨后在一次宴會上笑稱：“第三次國共合作不是口號，是路。”這一年內地謠傳不少，但衛立煌保持緘默，偶爾對友人說：“統一是根本，其余都是枝節。”再多的話，他不肯多講。

可惜身體并未跟上心愿。一九五八年春，他突發高血壓、心臟病，住進北京醫院。周恩來送來花籃，留紙條一句：“戰場未遠，務請珍重。”衛立煌伏枕答謝，承諾康復后仍愿效勞。醫生建議靜養，他卻常常半坐在床頭聽廣播，遇到沿海炮戰新聞，目光炯炯。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七日凌晨，病情惡化，終年六十三歲。公祭那天，禮堂里沒有哀樂循環，放的是《義勇軍進行曲》。主持人周恩來布置得極簡，靈堂只有一幅挽聯：為國為民，錯路知返。張治中的悼詞收尾只用十字：“愛國心昭昭，可敬、可信、可學。”句子落下，人群靜默片刻，然后依次鞠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