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供妹妹留學六年，她回國第一件事是起訴我侵占財產 林靜林薇

“姐，法院傳票收到了嗎？”
林薇的聲音從電話那頭傳來，帶著一絲我從未聽過的陌生腔調——冷靜，疏離，甚至有點居高臨下。
我正蹲在批發市場的倉庫里清點剛到貨的一批廉價女裝，手機夾在肩膀和耳朵之間，雙手忙著把衣服從紙箱里一件件拿出來。倉庫沒有空調，七月的熱浪裹著灰塵粘在皮膚上，我額頭的汗水滴在一件印著俗氣花朵的雪紡衫上。
“什么傳票？”我一時沒反應過來，把手里的衣服掛到生銹的衣架上。
電話那頭沉默了兩秒，然后是一聲極輕的笑，輕得幾乎聽不見，卻像針一樣扎進耳膜。
“侵占父母遺產的起訴啊，法院應該已經寄到你店里了。”林薇的聲音清晰起來，每個字都咬得很準，像在宣讀什么正式文件，“我昨天回國的，和我的律師男友一起。他說按照《繼承法》，你這些年動用的父母遺產屬于非法侵占，我有權追回。”
我手里的衣架“哐當”一聲掉在地上，金屬碰撞水泥地的聲音在空蕩的倉庫里回蕩。
“林薇，”我的聲音聽起來像另一個人，“你在說什么？”
“姐，別這樣，”她的語氣突然軟了一瞬，但那柔軟轉瞬即逝，“我們法庭上見吧。王律師說這樣對我們都公平。”
電話掛斷了。
我站在原地，手機還貼在耳邊，聽著忙音。倉庫外是批發市場下午慣常的嘈雜——三輪車的喇叭聲、攤主們的吆喝聲、塑料袋摩擦的聲音。但這些聲音突然變得遙遠，像隔著一層厚厚的玻璃。
六年前，父母車禍去世，保險和家里那套老房子的賣房款一共八十七萬。葬禮后的第三天，剛拿到碩士錄取通知書的林薇紅著眼睛拉著我的手：“姐，我想去留學，這是爸媽生前最大的愿望。”
我當時二十五歲，在一家服裝店做銷售，月薪三千二。
“錢夠嗎？”我問。
“英國一年碩士，學費加生活費，差不多要三十五萬。”林薇低頭看著地板，“姐，我知道這筆錢是爸媽留給我們兩個人的，但是……”
“去吧。”我沒讓她說完。
我以為這只是開始，沒想到這“一年”碩士讀了六年——語言班一年，碩士一年，博士四年。每年她打來電話：“姐，錢不夠了，同學都去歐洲旅行，我連圖書館的復印費都付不起。”“姐，導師說我的論文需要參加國際會議，機票住宿要自費。”“姐，我想換個好點的公寓，現在的合租屋太吵了，根本沒法寫論文。”
八十七萬，一分不剩。
不，不止。我自己的積蓄——那些凌晨四點起床去批發市場搶貨、晚上十點還在店里理貨攢下的錢——也一筆筆匯了過去。六年來，一共一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元。每一筆轉賬，我都記在一個藍色封皮的筆記本里，筆記本的扉頁上，是父母葬禮后我和林薇唯一的合影——她靠在我肩上，眼睛紅腫，我摟著她，表情空白。
倉庫的門被推開，隔壁做箱包生意的陳姐探進頭來：“小林，有你的快遞，法院來的，我幫你簽收了。”
她遞過來一個厚厚的EMS信封，眼神里帶著同情和好奇。在這個批發市場里，沒有什么秘密能保持三天以上。
“謝謝陳姐。”我接過信封，手指觸到那冰涼的紙張表面。
信封在手里沉甸甸的。我沒有立刻打開，而是走到倉庫角落那張破舊的折疊桌前坐下。桌上放著一個褪色的塑料杯，杯壁上有深深淺淺的茶漬，像年輪。這是我用了七年的杯子，杯口有個小缺口，但一直沒舍得換。
手機震動了一下，是林薇發來的微信。
一張照片：她和一個穿著西裝、梳著精致背頭的男人站在機場的落地窗前，背后是“北京首都國際機場”的字樣。她穿著剪裁合身的米色風衣，長發微卷，妝容精致。男人摟著她的腰，表情自信從容。
照片下面是文字：“姐，介紹一下，王浩然，我的未婚夫，劍橋法學院畢業，現在在京城最大的律所工作。他說我的案子勝訴率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希望我們不要鬧得太難看。”
我盯著那張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開那個藍色筆記本，翻到最后一頁。最后一筆轉賬是三個月前：五萬元，備注是“博士畢業旅行”。當時林薇在電話里撒嬌：“姐，我同學都去冰島看極光了，就我沒去過歐洲以外的地方，求你了，最后一次，我真的只需要五萬。”
我當時剛付完下一季度的店鋪租金，賬戶里只剩六萬三。
“好。”我說。
電話那頭，她歡呼的聲音我至今記得。
我合上筆記本，從包里翻出那個舊手機——六年前買的華為，屏幕有裂痕，但還能用。我打開錄音文件夾，里面存著幾百條錄音文件，命名規則是日期加“林薇”。
我點開最近的一條，三個月前。
“姐，你最好了！我保證這是最后一次要錢！等我畢業回國，一定找個好工作，把這幾年花的錢都還給你！不，加倍還！我要給你買大房子，讓你當包租婆，天天逛街做美容！”
她的聲音在倉庫里回蕩，清脆，甜美，充滿活力。
我關掉錄音，打開EMS信封。
傳票、起訴書副本、證據清單。起訴書上，林薇的簽名瀟灑流暢，和六年前那個在我懷里哭的小女孩筆跡完全不同。王浩然律師的名字印在右下角，律所的名字金光閃閃。
起訴金額：八十七萬。父母的遺產總額。

他們沒提我額外轉的一百五十三萬。
我把起訴書平鋪在桌上，用那個有缺口的塑料杯壓住一角。然后從包里掏出另一部手機——去年咬牙買的iPhone，為了和供應商聯系顯得“專業些”。打開錄音功能，放在桌上。
“陳姐，”我朝門外喊，“能幫我看下倉庫嗎？我出去辦點事。”
“好嘞！”陳姐的聲音傳來，“小林，你沒事吧？臉色不太好。”
“沒事。”我說。
我拿起兩部手機、藍色筆記本和EMS信封，走出倉庫。批發市場走廊的燈光昏黃，空氣里彌漫著廉價香水、皮革和汗水的混合氣味。我穿過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通道，經過一家家店鋪——內衣批發、童裝特價、鞋帽清倉。攤主們和我打招呼，我點頭回應，腳步不停。
走到市場盡頭，是那家我常去的打印店。老板娘正低頭玩手機。
“劉姐，”我說，“幫我打印點東西。”
“小林啊，打印什么？”
我把藍色筆記本遞過去：“這個，全部頁面，復印三份。”
劉姐接過筆記本，翻開第一頁，看到那張合影，抬頭看了我一眼，沒說話。復印機開始工作，發出嗡嗡的聲音，一頁頁泛黃的紙張被復制出來，上面的字跡有些已經暈開——那是我在倉庫里記賬時，汗水滴落留下的痕跡。
等待的時候，我打開舊手機，點開微信里和林薇的聊天記錄。搜索關鍵詞“錢”，屏幕上彈出幾百條記錄。
“姐，能不能再轉五千？房租漲了。”
“姐，我想買件像樣的大衣參加學術會議，這邊的衣服好貴。”
“姐，我手機壞了，想換個新的。”
“姐，同學過生日，要去高級餐廳，AA制每人兩百鎊。”
“姐……”
“姐……”
一條條，一頁頁，六年的時光壓縮成這些文字和數字。我截屏，一張張保存。
“復印好了。”劉姐把三沓厚厚的紙裝進文件袋，“小林，你這是……”
“打官司用。”我平靜地說。
付了錢，我走出打印店，沒有回倉庫，而是走向批發市場外的公交站。我需要去一個地方——銀行。
32路公交車搖搖晃晃地開了四十分鐘，我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懷里緊緊抱著文件袋。窗外是這個我生活了二十八年的城市——繁華的商業街背后是老舊的小區，玻璃幕墻的寫字樓隔壁是待拆遷的平房。我的服裝店在兩者之間，不新不舊，不好不壞，勉強生存。
商業銀行的冷氣開得很足，我一進去就起了層雞皮疙瘩。柜員是個年輕女孩，胸前別著“實習生”的牌子。
“您好，請問辦理什么業務？”
“我想打印過去六年的轉賬記錄。”我說，“全部，對方賬戶名是Lin Wei，林薇。”
女孩在電腦上操作了一會兒，面露難色：“女士，六年的記錄很多，可能需要一些時間，而且打印出來會很長……”
“多長都要。”我從文件袋里拿出身份證遞過去，“麻煩你了。”
等待的時候，我坐在冰涼的金屬椅子上，看著銀行大廳里來來往往的人。一個母親抱著孩子在ATM機前取錢，一個老人顫巍巍地填著匯款單，一對年輕情侶在理財窗口咨詢。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賬單，自己的難處。
一個小時后，實習生抱著一沓厚厚的打印紙走過來，表情有點不好意思：“女士，一共是兩百七十三頁。我們經理說需要收一點工本費……”
“沒事。”我接過那沓紙。紙張還帶著打印機的余溫，密密麻麻的數字和日期排列著，像某種無聲的控訴。我從第一頁開始翻：2017年9月3日，轉賬50000元；2017年10月15日，轉賬30000元；2017年12月22日，轉賬8000元……
一頁，又一頁。
翻到最后一頁，2023年4月17日，轉賬50000元。備注欄里是我自己輸入的字：“祝畢業旅行愉快。”
我把這沓銀行流水和復印的記賬本一起裝進文件袋，拉上拉鏈。文件袋現在鼓鼓囊囊的，抱在懷里有種沉甸甸的實在感。
走出銀行時，天已經暗了。夏日的傍晚，天空是渾濁的橙紅色。我站在路邊，拿出手機，給林薇發了條微信：
“傳票收到了。下周三開庭，我會準時到。”
幾乎是立刻，她回復了：“姐，你請律師了嗎？需要我介紹嗎？浩然說，如果你愿意調解，他可以幫忙爭取一個相對好的和解方案。”
我看著屏幕上那行字，忽然想起六年前的那個晚上。父母葬禮結束后，親戚們都走了，家里只剩下我們倆。林薇縮在沙發里，抱著膝蓋，眼睛腫得像桃子。我煮了兩碗泡面，端到她面前。
“吃吧。”我說。
她搖頭，眼淚又掉下來：“姐，我害怕。”
我坐到她旁邊，摟住她：“不怕，有姐在。”
那碗泡面最后誰也沒吃，涼透了，油凝結在湯面上。第二天，我開始跑保險理賠、房產過戶、銀行手續。林薇把自己關在房間里，三天沒出來。
手機又震動了一下，王浩然發來一條好友申請，驗證信息是：“林小姐您好，我是王浩然律師，想和您談談您妹妹的案子。”
我沒有通過。
而是點開了手機通訊錄，找到一個很久沒聯系的名字——趙明宇。他是我高中同學，大學學的法律，畢業后在本地一家小律所工作。去年同學聚會時，他遞給我名片，說有事可以找他。
電話響了三聲后接通了。
“喂？林靜？”趙明宇的聲音有點驚訝，“稀客啊，怎么想起給我打電話？”
“明宇，”我說，聲音平靜得自己都意外，“我需要個律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