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黃鎮向中央申請辭職，鄧小平說：讓他回軍隊當副總參謀長

一九六四年六月初，塞納河畔的風帶著玫瑰香。擔任中國首任駐法大使的黃鎮在雷諾汽車廠舊址前駐足良久，手指輕撫那面斑駁的廠牌。他側身對身邊的秘書說：“五十年前，小平同志就在這里當鉗工，自己帶飯盒進廠，一天掙七個法郎。”兩個人對視一笑，誰也沒想到，正是那段早年相識的情誼，會在十一年后于北京再次發揮決定性作用。

時間撥到一九七五年三月，北京的春寒仍未消退。外交部長喬冠華拿著一份薄薄的文件匆匆闖進國防工辦會議室，低聲對主持國務院工作的鄧小平匯報：“黃鎮同志來電，請求辭職回國。”鄧小平沉吟片刻，將煙掐滅，放下茶杯，語氣平靜卻帶著不容置疑：“外交部要是容不下他，就讓他回軍隊，當副總參謀長。”一句話，去留之謎瞬間解開，也讓旁人讀懂了兩位老戰友之間那層遠超公事的信任。

黃鎮何以能在風雨飄搖的歲月里贏得這份倚重？得追溯到更早。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江西寧都的冬夜寒氣逼人，蔣介石命令的“圍剿”迫在眉睫。第26路軍官兵在熊熊篝火旁宣布起義，黃鎮跟隨部隊倒向工農紅軍，這一步改變了命運。來到瑞金，他帶著“上海美專”練出的畫筆，兼做政訓處干事，槍口對外，畫筆在身，是少有的“文化參謀”。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突圍。過草地那晚，暴雨如注，黃鎮只披著單衣。鄧小平把僅有的軍毯塞進他懷里：“別逞強。”短短三字，后來被黃鎮提起過許多次——兩人真正的友誼，就在那條潮濕的毯子里扎下根。

抗日戰爭拉開大幕后，太行山區成了129師根據地。黃鎮任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是政委。為擴大影響，師部要辦十天文體大會，日日演出。黃鎮畫巨幅畫像，懸于山坡舞臺，一筆一劃勾勒出毛澤東、彭德懷等人的神采。彭德懷看完笑著打趣：“這小子是咱們的專業畫家哩。”畫一完，黃鎮又寫三首詩，贊劉伯承五十壽誕。鄧小平看后只是輕輕一句：“要得。”在兵荒馬亂的年代，“要得”就是最高褒獎。

新中國成立后，黃鎮轉入外交。先后駐匈牙利、加納，一九六四年調赴巴黎，大使館墻壁上掛的仍是他親手繪制的《勁松圖》。外交場合看似云淡風輕，實則暗潮洶涌。七十年代初，中美秘密接觸，中央挑中黃鎮出任駐美聯絡處主任。基辛格一九七三年訪京時，對這位中國將軍式的外交官頗為敬重；尼克松在圣克萊門特接見時還半開玩笑：“黃先生，你的軍裝讓我緊張。”

然而一九七五年，國內氣氛驟變，身在華盛頓的黃鎮被無端責難。心灰意冷之下，他給中央拍電報請求辭職。喬冠華的驚訝不難理解：放棄多年磨練出的外交高手，于國家無益。鄧小平用一句“讓他回軍隊”穩住了局面，也讓黃鎮看見背后那只可靠的手。電報隨后發出：“諸事繁多，暫不宜調動。可先完成對尼克松、基辛格、福特三人的接待，再回國詳談。”黃鎮放下電話，抬頭望向波托馬克河口，夜色深沉，他終于決定忍耐。

一九七七年秋，北京空氣里帶著薄薄塵土。黨的“十一大”召開，黃鎮當選中央委員，鄧小平在大會上復出并擔任副主席。會后，李先念來到招待所：“文化部缺個懂業務的老同志，你去看看？”黃鎮直言：“多年沒碰文化，恐怕拉不動。”李先念笑說：“你是老將，出馬一個頂仨。”幾句勸說，黃鎮答應：“那就再走一回長征。”

十二月十三日，任命下達，黃鎮擔任文化部部長兼中宣部第一副部長。沒有誓師大會，他選擇挨個辦公室敲門：先摸底，再開工。他定下四項整頓——隊伍、思想、秩序、業務——寫在翻蓋筆記本第一頁。有人擔心動作太猛，他擺手：“束手束腳我就不干。”

翌年八月十九日，黃鎮向鄧小平匯報。鄧小平翻看文化部計劃，說了句：“小說、電影干干巴巴，要換面貌。”黃鎮回答：“明年起，新片、老片、外國片輪著放，幫風派氣的決不允許。”對話不過幾十秒，卻定下了文化體制撥亂反正的基調。

一九八零年九月，黃鎮七十一歲，再三提出讓位。鄧小平同意，以顧問身份留用。不久，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成立，這位將軍外交家繼續穿梭世界，但節奏明顯放緩。

一九八五年，他被增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那天會場散后，他抿一口清茶，自嘲一句：“老兵不死，只是換了崗位。”同僚低聲附和，笑聲淡淡，卻帶一絲敬意。

退居二線后，黃鎮重拾畫筆。八四年春，他畫一幅《勁松圖》送卓琳。八月，鄧小平八十壽辰，他又獻《松鷹圖》。畫面松枝盤曲，雄鷹蓄勢，寓意不言而喻。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北京醫院燈光刺眼。普通的前列腺手術因麻醉意外出現并發癥，八十歲的黃鎮走得太匆忙。消息傳到鄧小平耳中，他沒多說，只連聲感嘆：“太可惜了。”隨后委托家人前往吊唁。次年十一月三日，《將軍不辱使命》出版，鄧小平親筆題名，力透紙背的七個字像一句無聲的評價。

從寧都起義那天算起，黃鎮追隨革命整整五十八年。草地上的軍毯、太行山的竹扇、華盛頓的那封電報，串起兩位戰友的默契。歲月的塵土落定，人們仍能在檔案照片里讀到那段情誼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