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清德說：如果有人欣然接受九二共識，表示他是中國人。

賴清德說：如果有人欣然接受九二共識，表示他是中國人。

蔣萬安被問，鄭麗文說“我們是中國人”，那他認為自己是臺灣人還是中國人？蔣萬安回，他一直強調自己是臺灣人，是“中華民國國民”，就是絕口不認中國人。
這可不是語言游戲，而是一場關于身份、認同、利益、選票的大考。
島內政客對“中國人”這三個字的閃躲與攻防，說到底，是在現實政治與身份文化之間左右為難。
在1990年代，如果一個政治人物說自己是中國人，那很正常。
馬英九當年還是臺北市長的時候，親口承認過自己“當然是中國人”。
可短短三十年后，臺北市新一任市長蔣萬安面對同樣的問題，卻轉起了彎：他不是中國人，而是“中華民國國民”，也是臺灣人。
這段文字的變化，不只是用詞不同，而是臺島身份政治這一場長期工程的實質寫照。
原因很簡單，這三十年來，民進黨用非常系統化的方式，將“中國人”從一個文化、血緣、國家的身份，變成一種“政治原罪”。
這工程涵蓋了從小學生讀的課本到大學的教科書，從新聞媒體到法律制度，一路改寫記憶、減弱聯結。
民進黨不是要把臺灣改造成什么新國家，而是想讓人從思想上忘記自己是誰。
這不只是鄭麗文在一次演講中痛批的“污名化工程”，數據也說話得很清楚：
1992年，自認為是“中國人”的臺灣民眾還有25.5%；三十年后，到了2022年，這個數字掉到了可憐的2.4%。
意識形態曾是少數政黨的工具，后來成為制度性的“意見規范”。
蔣萬安這次面對外界提問，一言不提“中國人”，只強調是“臺灣人”、是“中華民國國民”。
這樣回答既不太硬，也不太軟，也正好踩在國民黨的當前路線之上：模糊處理、模棱兩可。
這不是蔣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國民黨面對政治現實的一個常態反應。
三十年前，國民黨還能理直氣壯地講“中國”，如今，為了不掉選票，只能硬生生吞下自己的認同。
島內的政治選舉，已被民進黨“本土”敘事給綁架，這就是為什么明明心里可能承認文化上的中國身份，但嘴上還是要三緘其口。
侯友宜在被問“你是不是中國人”時，笑一笑回一句“我是堂堂正正的人”；
馬英九在任時對“中國人”這個詞避而不談，卸任后，突然又找回文化感，開始講傳統、講中山精神。
這場身份認同的困局，也不是臺灣自己演的獨角戲，背后那位熟悉的導演美國，總不肯讓戲落幕。
2025年重新上臺的特朗普雖然嘴上說“尊重中方關切”，可私底下對民進黨的操作，卻沒少使力。
從表面看，美國在拉攏民進黨，可真正被當棋子敲打的又是誰？前“國安局長”李翔宙早都看得明白：
臺灣從“籌碼”變成了“商品”，今天看似風光的“國際支持”，明天可能就是輕飄飄的一紙擺設。
以美國的戰略布局，島內政治人物只要越激進越冒頭，就越容易被華盛頓拿來“談判”，一邊拉著民進黨抬高調門，一邊又提醒不要玩火。
賴清德把“九二共識”和“中國人”直接畫上等號，不只是政治立場，也是借題發力。
但現實是，北京不是輕易可以激怒的對象，美國也不打算真陪著民進黨冒險到底。
特朗普打的算盤是什么？維護利益、保持靈活，給民進黨一點空間，告訴中方“我們理解”；看中方反應，再作退或進。
這種拿別人的身份認同做交易的心理戰術，島內部分政治人物并不是沒看懂，而是明知如此，依舊選擇配合，因為他們想要的不是和解，而是選票。
“認同”這個詞，說起來抽象，其實跟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分不開。
你家貼著春聯，桌上端的是紅燒魚，戴的是紅繩，叫的是爺爺奶奶；
你看得懂繁體字、也聽得懂普通話，這就是血脈，這就是文化。
你可以不提自己是中國人，但你身上的每一天都在“說話”。
這也是為什么鄭麗文那場“我是中國人”的演講，在島內瞬間出圈。
她點出了一個很多人裝作看不見的現實：不認文化、不敢講真話，不代表你就不是，這個“騙自己”的游戲可以玩，但避不開的是根。
美國有再多支持，民進黨有再多政策，都無法拿掉臺北街頭廟門上的漢字、也無法刪掉一本古典小說里出現的唐詩宋詞。
就像林濁水都不得不承認的：“臺灣人的中國性，比想象中深得多。”
周錫瑋用油畫描繪的新富春山居圖，不就是想用藝術的方式，把這段儒雅的、溫潤的、屬于中華的傳統重新拉回視野？
認同并不只有政治，還有生活，還有情感，更有千年文化的沉淀。
這場關于“你到底是誰”的討論，不會因為一句回避性的發言而結束。
蔣萬安的選擇讓人唏噓，鄭麗文的直言讓人驚訝，但這兩種態度，恰好刻畫了今日臺灣政治人物的兩種現實：要么妥協不說話，要么說了要挨揍。
只是，“中國人”不是歷史的陳設，也不該是政治的犧牲。
文化可以被遮掩一時，卻不可能永遠被刪除，什么時候，當政治人物開始敢于誠實面對文化本源，不再用腳投票、用嘴掩飾，身份的困境才有可能被真正解開。
這不是臺灣的選擇題，而是中華民族的必答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