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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026年2月6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宣布對直接或間接購買、進口伊朗受禁商品及服務的國家加征額外從價關稅,25%的關稅威脅瞬間引發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與爭議。一邊是此前剛同意在阿曼與伊朗舉行新一輪談判的緩和信號,一邊是加碼制裁的強硬舉動,這種矛盾姿態讓外界不禁質疑:這25%的關稅究竟是特朗普政府極限施壓的真實手段,還是轉移視線、收割政治利益的虛張聲勢?事實上,結合特朗普任期內對伊政策的演變、中東戰略布局的深層需求,以及美國中期選舉的政治現實,這場看似針對伊朗貿易國的制裁,本質上是一場兼顧地緣博弈與國內政治的多重算計,其真實意圖遠超表面的“對伊施壓”。
一、特朗普任期內對伊朗政策:從“極限施壓”到“談判+施壓”的搖擺軌跡
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的政策自始至終圍繞“美國優先”核心,呈現出“強硬打底、靈活調整”的演變特征,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而此次25%關稅威脅,正是第三階段政策邏輯的集中體現。
第一階段為“全面脫鉤與極限施壓”(執政初期至2025年底)。特朗普上任后迅速推翻奧巴馬政府主導的伊核協議(JCPOA),將對伊政策從“有限遏制”轉向“全面打壓”,核心目標是迫使伊朗重新談判,達成涵蓋彈道導彈項目、地區代理人活動的“更全面、更永久”的新協議。這一階段,美國的制裁手段以“單邊封鎖+精準打擊”為主:一方面恢復并加碼對伊朗能源、金融、航運等關鍵領域的全面制裁,禁止全球企業與伊朗進行相關交易,切斷伊朗的外匯收入來源;另一方面實施“次級制裁”,對與伊朗有貿易往來的第三國企業進行懲罰,而非直接針對第三國本身加征關稅。此外,美國還通過強化中東軍事存在、暗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等極端手段,加劇地區緊張局勢,試圖以高壓態勢迫使伊朗屈服。
第二階段為“戰略回調與談判試探”(2026年初)。隨著“極限施壓”政策陷入僵局——伊朗不僅未屈服,反而加速推進核計劃,濃縮鈾豐度一度接近90%,其地區代理人網絡影響力也持續擴大,而美國則陷入“不戰不和”的戰略被動,特朗普政府開始調整策略。2026年2月3日,有消息披露特朗普政府同意于2月6日在阿曼與伊朗舉行新一輪談判,選擇阿曼這一長期扮演美伊“非正式調解人”的國家作為會談地點,暗示其有意效仿“阿曼模式”,以低調方式試探妥協空間,避免國內政治反彈。這一階段的政策轉向,并非放棄對伊遏制目標,而是從“顛覆式施壓”轉向“漸進式談判”,試圖以對話換取伊朗在核問題上的可驗證讓步。
第三階段為“談判與施壓并行”(2026年2月6日后)。就在美伊阿曼談判結束、伊朗外長表示“開局良好”的同時,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拋出25%關稅威脅,形成“邊談邊打”的雙重姿態。這一轉變看似矛盾,實則是特朗普對伊政策的延續與升級:既保留談判渠道,避免陷入全面軍事對抗的泥潭;又通過加碼制裁,向伊朗及其中貿易伙伴施壓,試圖在談判桌上爭取更有利的籌碼,同時兼顧國內政治需求。從整體軌跡來看,特朗普對伊政策從未脫離“威懾優先、利益至上”的核心,所有調整都圍繞“以最低成本實現最大遏制”的目標展開。
二、此次關稅威脅與以往制裁:異同之下的策略升級
此次25%關稅威脅,并非特朗普政府首次對伊朗相關方實施制裁,但與以往的制裁手段相比,既有延續性,更有明顯的差異,背后折射出美國對伊制裁策略的調整與無奈。
兩者的共性的核心是“遏制伊朗”,且均以“次級制裁”為核心邏輯——不直接針對伊朗本土實施新的制裁升級,而是通過施壓第三方,切斷伊朗與全球市場的聯系,削弱伊朗的經濟實力與地區影響力。無論是此前對第三國企業的次級制裁,還是此次對第三國加征關稅,本質上都是“圍堵伊朗”的間接手段,目的都是迫使伊朗在核問題、地區影響力等方面做出讓步,同時維護美國在中東的主導地位。此外,兩者都帶有“威懾大于實效”的特征,特朗普政府始終清楚,全面封鎖伊朗既不現實,也會損害美國自身利益,因此制裁更多是一種“姿態性施壓”。
而兩者的差異,更能體現此次制裁的特殊性與策略性,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其一,制裁對象從“企業”轉向“國家”。以往的次級制裁,主要針對與伊朗有貿易往來的具體企業,通過凍結資產、禁止進入美國市場等方式進行懲罰,針對性強,且避免與第三國政府直接對抗;而此次的關稅威脅,直接針對“與伊朗有貿易往來的國家”,將制裁范圍擴大到國家層面,直接挑戰第三國的主權與經貿自主權,對抗性更強,也更具威懾力。
其二,制裁手段從“精準打擊”轉向“全面施壓”。以往的制裁主要聚焦于能源、金融等關鍵領域,精準打擊伊朗的經濟命脈,同時盡量減少對全球市場的沖擊;而此次的25%關稅,針對的是“進口到美國的所有商品”,覆蓋范圍更廣,不僅針對與伊朗相關的貿易,本質上是對第三國整體對華(美)貿易的施壓,沖擊面更大,也更容易引發第三國的反制。
其三,制裁目的從“單純對伊”轉向“多重訴求”。以往的制裁核心目標是遏制伊朗,而此次的關稅威脅,除了對伊施壓,更兼顧了美國的中東戰略調整與國內政治需求,是“地緣目標”與“國內目標”的結合,這也是此次制裁與以往最大的不同。
這種差異背后,是美國對伊制裁策略的無奈升級。一方面,此前針對企業的次級制裁效果有限,伊朗通過與中俄等國的合作,依然能夠維持一定的對外經貿往來,并未完全陷入孤立;另一方面,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影響力有所下滑,沙特、以色列等地區盟友對美國的信任度下降,特朗普政府需要通過更強硬的姿態,向盟友展示“保護力”,同時向競爭對手施壓。25%關稅威脅,本質上是美國“制裁工具失靈”后的無奈選擇——無法通過精準制裁實現目標,便轉而采取更具沖擊力的手段,試圖打破當前的僵局。
三、中東戰略布局:從“絕對主導”到“有限遏制”的定位調整
據白宮內部消息人士透露,此次特朗普宣布對伊朗貿易國加征關稅,并非臨時起意,而是美國中東戰略調整的重要一步,其核心定位是“以最低成本維持中東主導權,遏制伊朗擴張,同時避免陷入長期消耗”。這一布局,與特朗普政府“有限介入、聚焦核心利益”的中東戰略導向高度一致。
首先,鞏固地區盟友信任,遏制伊朗地區影響力擴張。近年來,伊朗在中東的影響力持續上升,通過支持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等代理人勢力,逐步形成“什葉派新月帶”,直接威脅到沙特、以色列等美國核心盟友的安全利益。而美國此前的“極限施壓”政策未能有效遏制伊朗的擴張,反而讓盟友對美國的“保護能力”產生質疑。此次拋出25%關稅威脅,本質上是向盟友傳遞“強硬信號”——美國將繼續堅定打壓伊朗,不會輕易妥協,以此鞏固與沙特、以色列的盟友關系,維持美國在中東的聯盟體系。白宮內部人士坦言,“關稅威脅更多是做給盟友看的,讓他們相信美國依然是中東的‘安全保障’,避免盟友與伊朗私下緩和關系”。
其次,以“低成本施壓”替代“軍事介入”,規避戰爭風險。特朗普政府始終反對“無限期海外軍事介入”,深知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慘痛教訓,不愿因伊朗問題陷入長期軍事沖突的泥潭。此前,特朗普政府雖多次威脅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調集艦隊赴波斯灣、高調宣布航母打擊群進駐,但始終保留“外交選項”,避免局勢徹底失控。此次選擇“關稅制裁”這一經濟手段,而非軍事手段,正是出于“低成本、低風險”的考量——既能對伊朗及其中貿易伙伴形成壓力,又能避免軍事沖突帶來的巨大消耗,符合特朗普“美國優先”“減少海外負擔”的執政理念。
最后,平衡中東能源格局,維護美國能源利益。中東是全球能源的核心產區,伊朗作為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的重要成員,其石油出口直接影響全球油價走勢,而美國的能源企業在中東擁有巨大的利益布局。特朗普政府此次制裁,明確將伊朗的能源、石化和金屬礦產領域作為重點打擊對象——這些領域是伊朗政府的主要外匯收入來源,也是第三國與伊朗貿易的核心領域。通過施壓第三國停止與伊朗的能源貿易,既能削弱伊朗的經濟實力,又能間接控制全球油價走勢,維護美國能源企業的利益,同時遏制伊朗通過能源貿易擴大地區影響力的企圖。
綜上,此次關稅威脅在中東戰略布局中的定位,并非“全面封鎖伊朗”,而是“有限遏制、精準施壓、鞏固盟友、規避風險”——以經濟手段為核心,以盟友支持為依托,以能源利益為保障,實現美國在中東的核心戰略目標,同時逐步收縮不必要的軍事介入,聚焦自身核心利益。
四、國內政治角力:中期選舉背景下的“政治秀”與利益交換
結合美國2026年中期選舉的形勢來看,特朗普宣布對伊朗貿易國加征25%關稅,其國內政治意義遠超地緣戰略意義,本質上是一場為中期選舉服務的“政治秀”,核心目的是轉移國內矛盾、鞏固保守派基本盤、爭取選舉優勢。
當前特朗普政府深陷國內政治困境:民調支持率低迷(僅37%民眾認可其執政表現),移民政策引發大規模抗議,共和黨在參眾兩院優勢微弱,中期選舉的席位爭奪直接關系其政策推進乃至政治安全。在此背景下,對外示強成為其轉移國內矛盾、短期提振支持率的慣用手段,此前針對委內瑞拉的行動便曾印證這一邏輯,此次關稅威脅亦是同理。
這場關稅威脅的國內政治價值集中體現在兩點:一是鞏固保守派基本盤,迎合其對伊強硬訴求,凝聚選票支持以穩固共和黨在兩院的控制權;二是轉移民眾對國內執政短板的關注,通過渲染“伊朗威脅”,將社會矛盾引向外部,實現政治利益最大化。
其二,轉移國內矛盾,掩蓋執政短板。面對國內低迷的經濟形勢、高漲的社會抗議、糟糕的民調表現,特朗普政府需要一個“外部焦點”,將民眾的注意力從國內問題轉移到“打擊伊朗、維護國家安全”上來。25%關稅威脅引發的國際爭議,恰好能夠達到這一目的——通過渲染“伊朗威脅”,塑造“美國正面臨外部挑戰”的氛圍,讓民眾忽略國內的執政弊端,同時將國內矛盾歸咎于“外部勢力”,實現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此外,此舉也是特朗普與共和黨議員的利益交換——以推動對伊強硬制裁,換取議員在中期選舉前對其核心政策的支持,規避黨內分歧帶來的被動。綜上,這一關稅威脅本質是一場服務于中期選舉的精準政治算計。
五、對主要貿易國的影響及可能的對策
特朗普政府的25%關稅威脅,直接針對“與伊朗有貿易往來的國家”,而中國、俄羅斯、歐盟成員國等作為伊朗的主要貿易伙伴,將成為主要受影響方。但由于各國與伊朗的貿易規模、與美國的利益關聯不同,所受影響存在差異,對應的應對策略也將有所區別——總體來看,各國均不會輕易屈服于美國的壓力,將采取“靈活應對、維護自身利益”的態度,避免自身利益受到過大損害。
(一)中國:受影響較大,堅定維護自身權益與多邊原則
中國是伊朗最大的貿易伙伴之一,長期以來與伊朗保持著穩定的能源、經貿合作,尤其是在石油、天然氣領域的合作,對中國的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中國也是伊朗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之一。特朗普政府的關稅威脅,將直接影響中伊之間的正常貿易往來,若實施25%的關稅,中國對美出口商品將面臨巨大成本壓力,部分企業可能被迫調整貿易布局。
但從應對策略來看,中國不會輕易屈服于美國的壓力,大概率將采取“三重應對”:一是堅定反對單邊制裁,維護多邊貿易規則。中國已多次表態,強調伊朗核問題應通過政治外交手段解決,反對任何非法單邊制裁,認為美國動輒揮舞關稅和制裁大棒,只會加劇地區緊張,不利于和平穩定,這一立場也得到了聯合國和中東國家的支持。二是在合規前提下,維持與伊朗的正常貿易往來。中伊合作建立在市場需求和國際法基礎之上,具有長期韌性,中國將通過調整貿易結算方式、擴大本幣結算等手段,規避美國制裁的影響,維護中伊企業的正當權益,同時繼續推動中伊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發展。三是推動多元化布局,降低對單一市場的依賴。中國在能源進口上早已推動多元化布局,對單一來源并不存在“被卡脖子”的問題,未來將進一步擴大與其他能源出口國的合作,同時加強國內能源自主保障能力,降低美國關稅威脅帶來的影響。
(二)俄羅斯:影響有限,強化與伊朗的戰略協同
俄羅斯與伊朗保持著密切的戰略協作關系,尤其是在軍事、能源領域的合作日益深化,但兩國之間的貿易規模相對有限,且俄羅斯對美出口商品較少,因此美國的25%關稅威脅對俄羅斯的直接影響相對有限。此外,俄羅斯自身正面臨西方的多輪制裁,對美國的單邊制裁早已形成一定的“抗制裁能力”,不會因美國的關稅威脅改變與伊朗的合作立場。
俄羅斯的應對策略將聚焦于“強化協同、規避風險”:一方面,繼續深化與伊朗的合作,擴大能源、軍事、科技等領域的合作規模,通過本幣結算、繞開美元體系等方式,規避美國制裁的影響,同時共同應對美國的地緣打壓;另一方面,借助多邊平臺發聲,聯合中國、印度等國,反對美國的單邊制裁和貿易保護主義,維護自身的外交與經貿自主權。此外,俄羅斯還可能利用自身在中東的影響力,推動美伊談判重回正軌,緩解地區緊張局勢,間接削弱美國關稅威脅的影響。
(三)歐盟:矛盾凸顯,尋求“折中應對”
歐盟是伊朗的傳統貿易伙伴,與伊朗在能源、化工、制造業等領域有著廣泛的合作,同時歐盟也是美國的盟友,與美國有著密切的經貿往來,因此美國的關稅威脅讓歐盟陷入“兩難境地”:若繼續與伊朗保持貿易往來,將面臨美國的25%關稅制裁,損害歐盟對美出口利益;若停止與伊朗的合作,不僅會損失巨大的經貿利益,還會加劇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與歐盟的外交理念相悖。
歐盟的應對策略將呈現“折中性”:一是積極與美國溝通協商,試圖爭取“豁免權”,希望美國能夠豁免歐盟成員國與伊朗的部分貿易往來,尤其是在人道主義、能源領域的合作,避免自身利益受到過大損害;二是推動建立“繞開美元”的貿易結算機制,借鑒此前的“INSTEX”結算機制,繼續與伊朗保持有限規模的貿易往來,規避美國的制裁;三是堅持多邊外交立場,繼續推動伊核協議的重啟,呼吁美伊通過對話解決分歧,試圖從根本上緩解美國關稅威脅帶來的壓力。但由于歐盟內部存在分歧,部分成員國傾向于迎合美國的立場,因此歐盟的應對策略可能難以形成統一合力,效果有限。
六、結語:關稅威脅非虛張聲勢,但難達預期目標
綜合來看,特朗普宣布對伊朗貿易國加征25%關稅,并非單純的“虛張聲勢”,而是一場兼顧地緣戰略與國內政治的多重算計——在中東戰略上,試圖以低成本遏制伊朗擴張、鞏固盟友信任;在國內政治上,試圖轉移矛盾、鞏固保守派基本盤、爭取中期選舉優勢;在制裁策略上,試圖以“國家層面的關稅施壓”替代“企業層面的精準制裁”,打破此前的制裁僵局。這場制裁的真實意圖,早已超越“對伊施壓”本身,成為特朗普維護自身政治利益、實現美國中東戰略目標的工具。
但從實際效果來看,這場關稅威脅很難達到特朗普政府的預期目標。一方面,主要貿易國均不會輕易屈服于美國的壓力,將通過各種方式規避制裁影響,繼續與伊朗保持不同程度的合作,美國難以實現“全面封鎖伊朗”的目標;另一方面,美國的單邊制裁不僅會損害自身與主要貿易國的關系,加劇全球貿易摩擦,還會進一步透支美國的國際信譽,讓更多國家走向“去風險、去依賴”的方向。此外,美伊之間的核心分歧并未解決,僅靠關稅威脅難以迫使伊朗做出實質性讓步,反而可能加劇地區緊張局勢,讓美國陷入新的戰略被動。
對于國際社會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單邊制裁與關稅威脅,無疑是對多邊貿易規則和國際秩序的破壞。伊朗核問題、中東地區的穩定,從來都不是單一國家的事情,也無法通過單邊制裁和極限施壓解決,唯有堅持多邊談判、尊重各國主權與利益,才能實現地區的持久和平與穩定。而特朗普政府的這場“關稅算計”,最終可能淪為“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既無法實現對伊遏制的目標,也無法為自己爭取到預期的政治利益,反而會讓美國陷入更大的內外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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