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春,第一屆全國電影評獎會在北京開幕。會場燈光璀璨,《烏鴉與麻雀》剛被宣布為一等獎,臺下的掌聲像潮水沖來。那一刻,32歲的上官云珠沒有站起來,也沒有回頭,她只是低頭整理著長裙。有人注意到,她的雙手在微微顫抖——不是因為緊張,而是因為腦海里突然閃回到十七年前的江陰長涇鎮。
1936年,她被迫嫁給首富張大炎。婚禮前夜,她偷偷站在閣樓的窗邊,聽到遠處廟會的鑼鼓聲,也聽到自己胸腔里壓抑的脈搏。抗戰爆發后,一場大火把長涇鎮燒出一道缺口,她就順著缺口逃去了上海。
起先在何氏照相館遞茶端水,經理給她拍了幾張隨意的生活照,掛在櫥窗里招攬生意。沒想到來取片子的幾位編劇一眼相中:這姑娘眉骨挺立,嗓子亮,不上舞臺可惜。于是,19歲的她走進了華光戲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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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詞不過兩頁紙,她能一遍背全。有人問秘訣,她聳聳肩:“先把眼淚收住,再把字往心里放。”話雖輕巧,可每天排練到凌晨,腳腫得連鞋都穿不上,只能用布條裹住。1943年,她隨天風劇社巡回蘇皖一帶,票價并不高,卻場場爆滿。
抗戰勝利,演員們陸續回滬。上海影壇卻因為“淪陷區”和“大后方”兩派互不買賬,劇組合照都要分開站。上官云珠看不慣,拉著幾個脾氣最硬的演員聚餐,“拍戲的飯都在一口鍋里,哪來南北之分?”這句俏皮話讓氣氛松動。
1947年,她暗中閱讀《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把核心觀點縫進衣領,隨身攜帶。碰到地下黨員被捕,她賣掉自己唯一一條鉑金項鏈湊保釋金。消息傳開,國民黨特務送來一顆子彈,外加一句冷冰冰的警告。她把子彈收進抽屜,繼續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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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鴉與麻雀》開機時,局勢更詭譎。為了蒙混過關,劇組準備了兩套臺本。特務來檢視時,上官云珠遞出假本,笑得大大方方;人一走,她抹抹額頭的細汗,再鉆進昏黃燈下推敲真正的臺詞。上海解放的禮炮響起那晚,她正蹬著三輪車往租界運道具。
1950年,她加入上海電影制片廠,跟隨文工團南下慰問。烈日當頭,一群女兵在海南叢林分發給養,她坐在木箱上,記錄對方的腔調、動作、神情。她說:“要演戰士,得先曬黑點。”回滬后,她特意在廠區屋頂暴曬,用海鹽搓臂膀,把膚色逼近女兵。
1955年的《南島風云》里,符若華第一次出場,短發貼汗,衣襟被雨水拍得透濕。鏡頭調度不復雜,但她用一個小幅度的點頭,瞬間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決絕定住。觀眾席掌聲四起,連老影迷都感慨:這是在銀幕上長大的新型“女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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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中旬,毛主席在上海調研工業生產。休息間隙,他談起最新看過的電影:“游擊女兵演得挺靈動。”陳毅聽出了弦外之音,立即派人去電請上官云珠。傍晚,外灘燈火亮起,她走進淮海中路一幢灰墻青瓦的老樓。
“說曹操,曹操就到。”毛主席笑著迎上前。上官云珠愣了一下,隨即向前一步,雙手輕輕合攏。主席請她坐下,指著沙發旁的茶杯:“剛說起你,你就來了。”一句輕松寒暄,化解了她的局促。
“聽說有人欺負過你?”主席忽然話鋒一轉。房間里頓時靜下來。她略一遲疑,還是搖搖頭,“那是過去的事啦。”主席點點頭,只囑咐:“戲要接著演,骨氣也要一直有。”
返程的車里,她靠著座椅,心底泛上滔天巨浪。對話不過寥寥數句,卻像炸雷一樣,讓她想起那些被國民黨特務追堵的夜晚,想起隱藏劇本時的忐忑,也想起一路走來自己未曾察覺的倔強和鋒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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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幾年,她陸續參演《早春二月》《雷雨》等片,角色跨度從教師到寡婦,又到革命者,均在鏡頭前留下一抹鮮亮的“上官印記”。1961年,她在《晴》里飾演蘇北農婦,連蹲在田埂抽旱煙的手勢都練得逼真。觀眾看不見的幕后,是她在郊外與農婦同吃同住半個月。
遺憾的是,1968年她被誣陷遭批斗,備受折磨。同年的冬夜,她在上海愚園路寓所墜樓身亡,年僅48歲。熟悉她的人說,那個聲音脆亮、眼神倔強的姑娘,終究沒能熬過風暴。
可銀幕留下的膠片不會說謊。多年后,《烏鴉與麻雀》《南島風云》一再重映。每逢符若華端起沖鋒槍奔向火光,影院里依舊掌聲雷動。有人不禁感慨:那一抹難以復制的神情,仍在提醒后人——在風云激蕩的年代,總有人用生命守護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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