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紡織女工吳桂賢被急召進京，周總理親自接見：來當個副總理吧

1975年1月17日，人民大會堂燈火通明。四屆全國人大第一次全體會議正在緊張計票，37歲的吳桂賢坐在靠墻的座位，雙手攥著那張寫著自己名字的候選人單。就在八年前，她還是西北國棉一廠的擋車工，如今卻被推到“副總理”這個位置，陌生的字眼壓得她心跳如鼓。她想起幾個月前的那個清晨——列車尚未進北京西站，耳邊盡是車輪與鐵軌的節奏，她揣著兩張糧票、只帶了件舊藍夾克，被告知“中央有急事，讓你馬上進京”。彼時的她怎么也想不到，等待自己的竟是一場命運的急轉彎。

追溯到1951年，13歲的吳桂賢才第一次見到城市電燈。為了讓八個弟妹吃口飽飯，她謊報16歲進了咸陽的西北國棉一廠。入口體檢時，體重不夠，急中生智往口袋塞石子，這個“小伎倆”讓她跨進了車間。紡花、落紗、夜班十小時，一個班三頓紅薯干，苦是苦，可她咬牙頂住。師傅常說她“像一只不肯歇的紡車”，總是第一個上機臺、最后一個離開。沒幾年便成了廠里有名的“青工狀元”，又加入共青團、入了黨，領著班組屢破技術難關。

1963年，陜西省人大會議上出現了她稚氣卻堅定的身影；1969年，她被推選為中央委員。那一年，她才32歲。工友們私下打趣：“桂賢走得快，伙食還是76塊。”這份基層工資，她一直沒肯漲。可再倔強的人，也想不到下一步會是全國政壇的漩渦。

1974年9月，中央連續召開會議，毛主席點名讓吳桂賢與山西大寨的陳永貴留下。會議散場那天，她拎著一個洗漱包，心里只盤算著早點買火車票回咸陽上班。卻在中南海西門，被工作人員攔下：“領袖有指示，請你暫留北京。”那晚，她在釣魚臺第一次見到周總理。樸素到有些怯生的她站在地毯上，捏著衣角不開口。總理遞過一杯熱茶，說的話很輕：“許多事情，都是干中學。我當總理，也是邊干邊學。你愿不愿到國務院來幫大家一把？”短短一句“來當個副總理吧”，落在她耳朵里如同驚雷。

自認為“文化低、見識淺”，她連聲推辭。可架不住總理與葉帥連日做工作，“工人出身的同志，正該到國家決策層發聲，替八億農工說句話。”就這樣，吳桂賢留在了北京，分管紡織、衛生、群團。進入政治局會議，她常常沉默，生怕“一開口鬧笑話”。老同志提醒她要大膽發言，她卻說：“到中央像進了新車間，還在找開關。”這種靦腆伴隨她許多年。

不過，她的底色始終是那身藍布工作服。毛主席要求她與陳永貴“三分天下”：三分之一在中央，三分之一返原單位勞動，三分之一下基層調研。1975年春，吳桂賢戴著副總理的紅袖章，回到咸陽，再次和姐妹們并排站在轟鳴的細紗機旁。值夜班時，工人們悄悄拉她合影，她揮手笑：“燈下的油污多，站遠點，別臟了相機。”

1976年，對國家也是對她個人都極為沉重的一年。周總理病逝后，她趕到協和醫院守靈，悄悄躲在墻角抹淚；唐山地震發生，她跟隨國務院工作組直奔災區，忙著分糧、組織傷員轉移，連夜未合眼。那段時間，她常提一句話：“我是工人，大手套、灰工作服就是我的底牌。”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國家進入全面調整時期。吳桂賢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在宏觀經濟與外交領域的經驗有限，屢次寫報告要求下到基層。1978年9月，中央同意她回歸西北國棉一廠。一到咸陽，她顧不上舟車勞頓，晚上七點就換好工裝站到了車間。嗡嗡的梭聲讓她心安。

改革開放的腳步讓沿海城市如火如荼。1988年，深圳市政府和香港資本聯手籌建新型印染聯合體，四處物色內行。考察團來到咸陽，參觀完車間后被這位前副總理的專業講解折服。晚餐時，對方提議：“吳副廠長，愿不愿意到深圳試試？”她本想婉拒，可丈夫一句話點醒：“誰說五十歲不能再闖一次？市場經濟的浪潮不等等人。”

同年盛夏，她踏上海邊的熱浪，受聘任鵬城某印染集團副總經理。招工、裝機、跑訂單，一日三廠連軸轉。有時凌晨兩點接到生產部電話，她依舊拎起手電趕去機臺。現場工人驚呼：“吳總還像二十幾歲那樣拼。”半年多，產品合格率便沖上九十八。隨后她被推舉為董事長，又兼任外貿集團工會主席，協助兩家合并，僅用二十天完成一萬多名員工的建會手續。

晚年定居南海之濱，她常對來訪的學生說，“技術加責任，才能托得起一根紗、一座廠、一個時代。”有人問她最難忘的瞬間，她抿著茶，輕輕答道：“那天在中南海，總理說‘來當個副總理吧’，我心里其實只想回到機臺。但既然黨需要，就不能退。現在想想，一輩子也就那幾回抉擇，走對了路，再難都值得。”

從煤核兒女孩到副總理，從紡車邊到大會堂，又回到車間，再走進改革開放的前沿，吳桂賢用半個世紀的實干，為“工人可以治國”這一信念寫下注腳。有人感慨她命好，她卻笑著搖頭：“哪有天降的幸運，不過是苦干巧干，把自己準備好了。”

她一生坐過重重高位，卻始終保留著昔日白布鞋。那雙鞋如今擱在深圳家中的書柜上，鞋面洗得發白，針腳歪斜。有人看見好奇，她只說，“穿過它，才知道自己從哪兒來，走向哪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