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新工作調任沈陽軍區任政委，老伴讓他給上級報告，調濟南軍區

1975年初春，首都城里乍暖還寒。王輝球手里那份任命電報上寫著：赴沈陽軍區，任政委。字不多，卻把他兩年多的等待劃上了句號。離京那天，他在住院部的走廊里走了幾圈，呼吸略顯吃力，還是揮了揮手：“走吧，該上前線了。”

對熟悉王輝球的人來說，“前線”二字一點也不夸張。縱觀其從軍四十余年，半生與戰火為伍，政治工作是他的戰位。1929年井岡山參加紅軍，后在紅一方面軍、115師一路歷練，早把政治思想與革命宣傳當作武器。延安整風結束后，他被調到劉鄧大軍，擔任一縱政治部主任，又在16軍當政委，腳印一直踩在槍炮線上。

抗戰勝利后，王輝球南下西進，貴州、重慶，乃至川黔邊的密林深山，都留下了他站在馬背上作動員講話的身影。新中國成立后，他奉命留在大西南，幫地方建政、剿匪、搞土改，既要拿地圖，又得端茶杯，鐵腕與耐心兼備。

1953年，他忽然被拉到南京，走進剛組建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機關。空軍理論尚淺，老干部少，中央急需一批懂政治、會帶兵的人撐起門面。他先在政治部當主任，1964年升為副政委。有人勸他“轉業算了，別在天上折騰”，他搖頭：“這支新軍未來大得很，恰好需要我這個老八路說幾句實在話。”

1968年，空軍政委余立金被隔離審查。關鍵時刻，王輝球被頂上去，成了空軍政委。外界認為他手里終于握到“大權”。然而，風云瞬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空軍內部被推上風口浪尖，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牽連。中央決定讓他暫時離崗“學習”，實則靠邊站。

這一停，就是兩年多。1973年夏天，他被下放江蘇一家國營工廠勞動鍛煉，同車而去的還有洗漱盆、被褥和藥盒。醫生早就列了整頁紙的病名：肺氣腫、冠心病、高血壓、膀胱炎……可他在車間一樣拎錘扳手，汗水順著鬢角直流。有人小聲勸：“老王，歇歇吧。”他只回一句：“鍛煉也好，省得身子更垮。”

1974年底，中央開始為一批老干部正名。王輝球被召回北京休養，等待重新安排工作。那段日子，他常搬張小凳坐院子曬太陽，人來探望，他先問：“前線咋樣？部隊沒事吧？”再談自己的情況，總是一句“我還行”。

三月的任命到來，如同突然啟動的發條。他收拾行李時，老伴忙前忙后，最終憋不住：“你身體就這樣了，能不能跟組織說去濟南？那邊暖和點。”老伴知道，沈陽的冬天刺骨，長年冰封，王輝球的病受不得冷。她說：“濟南軍區政委的位子也空著，何苦跑東北遭罪？”

這是兩口子在一起頭一回大動肝火。老伴淚眼汪汪，王輝球卻不為所動。“組織怎么定，我就怎么去。”他掰著指頭算：自己從湖南出山，打過南昌、到過草地，剿過匪、坐過冷板凳，如今國家需要，無論北風南雨都得上。老伴語塞，把寫好的“請示信”攥成一團，塞進爐火，紙煙旋起。

4月，哈爾濱火車站的風卷著雪霰，吹得人睜不開眼。車門一開，王輝球挺直腰桿走下月臺，墨綠色大衣咧開，胸口的軍功章閃著冷光。迎接的機關干部摘下棉帽敬禮，他微笑著回禮，聲音沙啞卻有勁：“同志們，好，好！”短短幾句，已讓在場的小年輕心生敬意。

到任不足一周，他就抽出時間逐個機關部門談話。有人提醒：“老政委，您歇會兒吧，這里風大寒氣重。”他擺手：“先把底摸清，再進病房。”在遼寧、吉林、黑龍江的林海雪原，邊防哨所星羅棋布，他硬是堅持一年跑遍。直升機、越野車、滑雪板，哪樣能用就上，同行警衛員后來回憶：“老政委不肯坐雪橇，怕麻煩老百姓，寧可自己踩雪走。”

值得一提的是，沈陽軍區那時正處在深度整頓期。前些年政治運動留下不少疙瘩，干部情緒復雜，戰備也要對標蘇軍。王輝球主抓思想整頓，先是要求黨委“互亮家底”，再把戰備拉單演練，戰士們私下嘀咕：“老政委動真格的。”三個月后，邊防演習成績翻番，昔日散漫的連隊被評為“鋼鐵哨位”。

他的身體卻在透支。一次在佳木斯前沿巡查，零下三十多度，他執意陪戰士站崗，兩小時后被凍得臉色鐵青。軍醫急得跺腳，他輕描淡寫：“年輕人比我還冷呢。”那晚，心絞痛發作，差點送進搶救室。消息傳到北京，總后勤部催促他回京檢查，他只請了三天假，又拎包返崗。

1980年，華北軍區改編塵埃落定，濟南軍區政委仍然空缺。有人再次建議調王輝球南下，他婉拒：“沈陽軍區剛有點起色，不能走。”此后五年，東北國門綿延九千里，無數哨兵夜里摸到的那盞帳篷燈，常是他親自點亮。

1985年裁軍整編，王輝球以副大軍區職離休時已年逾七旬。那年夏天，沈陽六百余名干部在禮堂為他送行，他只說了三句話：“軍隊的天職是保衛國家；政治工作的核心是人心；老兵走了，新人頂上。”全場無一人鼓掌，所有人起立，行軍禮。

告別式后，他沒有南下，而是留在北京養病。后來談及當年是否后悔沒去濟南，他意味深長地笑了笑：“組織需要哪兒，我就在哪兒；沒有什么早知道，只有當時就該。”窗外陽光正好，滿院丁香盛放，他坐在藤椅上，輕輕撫摸胸前那些已淡去金色的勛表。

王輝球生于1913年，2008年離世，走完95年風霜。回顧其履歷，似乎少了沖鋒陷陣的傳奇，卻多了一份沉穩與韌勁。干部們后來總結：“他的武器不是槍，是理直氣壯的話。”從井岡山到東北邊陲，三尺講臺、一次談心，常能穩定軍心。他沒有隨老伴的心愿去溫暖的濟南，卻用十年時間，為極寒之地的官兵撐起了一盞火堆，這或許正是他對“政委”二字的最好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