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出獄后表示想去延安，毛主席提三個條件，陳獨秀：礙難從命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南京監(jiān)獄上空炮聲隱約，墻外的警報此起彼伏。年近五十八歲的陳獨秀靠在冰冷的墻根，聽著遠(yuǎn)處的轟鳴聲低聲喃喃：“外敵都打到家門口了，還不讓人說話？”幾天后，他終于接到獲釋通知。五年牢獄生活畫上句號，迎接他的卻是更復(fù)雜的局面。

出獄當(dāng)天，曾在北大當(dāng)學(xué)生的好友趕來相迎，遞上一封薄薄的信。“葉劍英在西北等您。”這句話讓陳獨秀眼睛一亮。延安，那片黃土高坡成了全國抗戰(zhàn)的象征，對歷經(jīng)坎坷的他而言，那里似乎是一條重返革命洪流的生路。陳獨秀當(dāng)即表態(tài)：愿北上。

消息傳到陜北，中共中央經(jīng)過磋商，很快就有了回應(yīng)。毛澤東的態(tài)度鮮明——歡迎這位昔日啟蒙導(dǎo)師，但必須先厘清原則。中革軍委通過電臺轉(zhuǎn)來三條條件：其一，公開與托派切割；其二，明確贊同并身體力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其三，用實際行動證明真心。電文措辭誠懇，卻也絲毫不含糊。

回憶十九年前在北大圖書館的第一次碰面，陳獨秀的腦海里仍能浮現(xiàn)毛澤東那張青春洋溢的臉。當(dāng)年他還稱呼眼前的小伙子為“二十八劃生”，如今對方已是中共的旗幟。但歲月并沒有磨平陳獨秀骨子里的倔強(qiáng)。“寫檢查，談何容易！”他在江津的故友葉公超回憶，當(dāng)時陳獨秀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此事，我恐怕難以從命。”

實際上，對托派陳年舊賬，他已心灰意冷；對抗戰(zhàn)方針，他更無異議。可“公開懺悔”四字觸動了他的逆鱗——這不僅是文字問題，而是人格與尊嚴(yán)。陳獨秀自幼桀驁，少年時被家塾先生責(zé)打也不掉一滴淚，如今更不愿低頭。毛澤東洞悉他這點，仍希望對方能夠邁過這道坎。可惜，舊友之間的默契在政治激流面前顯得渺小。

蔣介石沒閑著。得知陳獨秀獲釋，他派人送來慰問金、官職清單，還假惺惺邀請他“共商國是”。胡適、傅斯年也先后登門勸說，“老陳，你若愿為新生活運動出力，絕非壞事。”陳獨秀抬手制止，“蔣要我給他唱贊歌，寧可叫我回牢里。”家人聞言暗暗嘆息，卻也知道勸不動。

托派那邊更積極，連日派人從上海趕來，希望他重掌舊部。陳獨秀的答復(fù)只有一句：“同志義氣我不薄，但道路已分。”既拒絕國民黨，也不再涉足托派，陳獨秀把目光始終投向延安。

然而，黨內(nèi)并非鐵板一塊。恰在此時，王明自莫斯科回國，帶著所謂“國際路線”的光環(huán)，籠絡(luò)了一批追隨者。他對中央表示，陳獨秀曾是托派領(lǐng)袖，如今放他進(jìn)來，等于在后院埋雷。談到最激動處，王明甚至扣上“日寇幫兇”的帽子，堅決反對。兩派意見交鋒，結(jié)果一拖再拖。

時間對于老人最殘酷。此后的一年多，陳獨秀輾轉(zhuǎn)武漢、貴陽，最終于一九三八年六月抵達(dá)四川江津。時局動蕩，物資匱乏，他帶著妻兒老小租了間破舊院落，靠翻譯寫作糊口。《初級拉丁文法》、古典小說點校稿、一部《孔子研究》陸續(xù)問世，卻換不來幾碗飽飯。

病痛很快降臨。兒子陳松年發(fā)覺父親半夜咳得厲害，常含糊地說：“別吵，我耳邊全是槍聲。”久居陰冷潮濕的山城，讓他的哮喘加劇。此時，延安再一次伸出橄欖枝，周恩來奉命前來探望，代主席口頭轉(zhuǎn)達(dá)：條件還在，但可從寬，愿助醫(yī)藥之需。陳獨秀沉默良久，無奈搖頭：“我老了，跟不上隊伍，不想再添麻煩。”周恩來把藥費偷偷塞進(jìn)床頭，轉(zhuǎn)身出了門。

陳獨秀晚年的倔強(qiáng)，在一封封拒絕信里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胡適請他到美國寫回憶錄，他回信只寫了一行字：“病入膏肓，恐難遠(yuǎn)行。”國民黨再三示好，依舊敲不開老人緊閉的大門。為了糊口，他給四川教育廳撰寫《初等教育改進(jìn)芻議》，稿費卻常被克扣。朋友們湊錢，才勉強(qiáng)維系日常。

一九四二年春，日機(jī)再度轟炸重慶，江津的窗戶被震得轟鳴。陳獨秀拄杖走到院子里，望著滿天濃煙。“日本人快完了，可惜我等不到那天。”他說。五月二十七日凌晨，他在昏燈下停止呼吸，終年六十三歲。

后事簡單得讓人唏噓：幾本書稿、一副舊眼鏡、一支斑駁拐杖。當(dāng)?shù)嘏笥涯季瑁銖?qiáng)備下棺木。直到一九四七年，兒子陳松年才把父親的骨灰遷回安徽，葬于懷寧青山腳下。這位昔日“新文化運動總司令”、中國共產(chǎn)黨的首任總書記，就此與塵世訣別。

回想陳獨秀與毛澤東的緣分，從北大圖書館的一次交談，到上海弄堂里的熱烈爭論，再到延安電波中的三道條件，歷史仿佛一張剪影。兩代革命者在同一部民族救亡史上寫下不同的篇章，既有薪火相傳，也有道路分歧。遺憾的一紙“礙難從命”，讓他們最終各自遠(yuǎn)行。但陳獨秀留給中國現(xiàn)代史的，并非一句“后悔”或“倔強(qiáng)”能概括。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xué)的口號、對青年力量的喚醒——這些種子落地生根，后來開花結(jié)果，與新中國的誕生并非沒有關(guān)聯(lián)。

今日談及那三條條件，總有人替陳獨秀惋惜，也有人為中央的決斷辯護(hù)。歷史并不回頭，卻會留下余響。陳獨秀之死，固然凄涼，他的生平與思想?yún)s在后來者心里多次被翻檢、比較、體味。誰也不能否認(rèn)，他和毛澤東都曾在同一條道路上并肩過；也正因這段同行，才讓中國革命的星火得以燎原。

陳獨秀離開了，但風(fēng)雷激蕩的五四余音依舊在黃河與長江之間回蕩。那些年青人讀著他昔日的熱血文章，又在炮火里找到了新出路，延安窯洞的燈光也因此更亮。歷史給予他的終章或許并不豐盈，然而他的開篇卻夠濃烈——那份大膽啟蒙之火，仍舊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閃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