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亂的東漢末年，狠人梁鵠治讓鄂縣成亂世避風港

東漢末年，天下分崩，黃巾烽煙燎遍九州，董卓擅權禍亂京畿，四方諸侯割據稱雄，中原大地陷入無盡戰亂。當此之時，荊州牧劉表據有荊襄八郡，憑藉江漢天險保境安民，使荊州成為亂世中難得的一方樂土，而安定烏氏人梁鵠，這位以八分書名震天下的書法巨擘，卻并非如后世所傳僅為避世鄂州的文人墨客。作為曾任東漢選部尚書的漢室舊臣，梁鵠身負治世之才，投效劉表集團后躬身輔政，以鄂州為基，為江夏郡乃至整個荊州的治理殫精竭慮，其梳理吏制、選賢任能的政績，讓亂世中的鄂州吏治清明、民生安定，成為荊楚大地穩固的東部門戶。《書斷》載其“靈帝重之，官至選部尚書”，這份在中央朝堂練就的治政功底，讓他在荊州的輔政生涯更具章法，也讓鄂州成為漢末亂世中一抹別樣的亮色。

梁鵠，字孟皇，安定烏氏（今甘肅平涼）人，其名初顯于書法，卻立身于朝堂，一生兼具“書壇巨擘”與“治世能臣”雙重身份 。少年時的梁鵠便展現出過人的天資與毅力，彼時書法大家師宜官以八分書名滿天下，其書“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卻性情孤傲，從不輕易傳藝，每作書竟“削而焚其粄”，不欲他人得其筆法 。梁鵠慕其才，深知求藝之難，便巧思尋機，“益為粄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粄”，將師宜官的書跡悉心收藏，日夜鉆研臨摹。這份為學的執著與聰慧，不僅讓他盡得師宜官八分書精髓，更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其書“骨氣凝重，筋力豐足，筆勢雄健”，終成一代書法宗師。而這份鉆研之勁、謀事之智，也為其日后的治政生涯埋下伏筆——于書法中求極致，于治政中求務實，正是梁鵠一生的行事準則。

漢靈帝時期，梁鵠因書法造詣受帝王賞識，更因才學出眾被舉孝廉為郎，入鴻都門學深造，后一路擢升，官至選部尚書 。選部尚書掌天下官吏選拔任用，位高權重，需兼具識人眼光、公正之心與治事之能，而梁鵠在任期間，便已展現出獨到的選官理念：不重門第重才具，不看虛名看實績，這份理念在世家大族把持仕途的東漢末年，實屬難得。彼時東漢朝堂已是風雨飄搖，宦官專權、黨錮之禍接連不斷，梁鵠雖身居高位，卻始終堅守為官本心，為朝廷舉薦了不少清廉干練之士。然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董卓入京后，天下大亂，京畿之地戰火紛飛，梁鵠作為漢室舊臣，不愿屈從于亂臣賊子，遂棄官南下，輾轉奔赴荊州，投效荊州牧劉表。這一去，不僅讓這位書法大家遠離了中原戰亂，更讓這位治世能臣在荊楚大地找到了施展抱負的舞臺，而鄂州，便成為他輔政劉表、施展治才的核心之地。

初平元年（190年），劉表出任荊州刺史，彼時荊州“盜賊橫行，宗賊擁兵”，江南宗賊張虎、陳坐據襄陽，吳人蘇代、貝羽各據郡縣，劉表初到荊州竟無法直接上任，只得“單馬入宜城”，與蒯良、蒯越、蔡瑁等荊襄名士共謀大略，定計誅殺宗賊首領，收服部眾，方平定荊州內亂 。此后劉表據有荊襄八郡，“萬里肅清、群民悅服”，卻始終面臨一大難題：荊州地域廣闊，江夏、南陽、南郡等郡歷經戰亂，吏治廢弛，地方官吏或庸碌無為，或貪贓枉法，而鄂州作為江夏郡重鎮，地處長江中游，西連襄陽，東接江東，北望中原，是荊州的東部門戶，其吏治清明與否、民生安定與否，直接關系到荊州的東部安危。然劉表麾下雖有蒯良、蒯越等謀臣出謀劃策，有蔡瑁、黃祖等武將領兵作戰，卻缺乏一位兼具中央朝堂治政經驗與選官識人眼光的能臣，梳理荊州吏制，整飭地方吏治——而梁鵠的到來，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缺。

劉表久聞梁鵠之名，不僅知其為天下聞名的書法大家，更知其曾任東漢選部尚書，深諳官吏選拔與地方治理之道，故而對其極為敬重，引為心腹輔臣，將江夏郡及鄂州的吏治整頓、官吏選拔之權盡數托付于他。彼時的鄂州，歷經黃巾之亂與宗賊割據，民生凋敝，吏治混亂，地方官吏多為武人或世家子弟，要么不懂治民，要么苛政盤剝，百姓苦不堪言。梁鵠到任鄂州后，并未急于施政，而是輕車簡從，遍歷鄂州城鄉，訪民情、察吏治、問疾苦，將鄂州的民生狀況、官吏優劣、地方利弊一一記錄在案。他深知，亂世治民，首在治吏，官吏清明，則民生安定，而治吏之要，首在選官——唯有選對人、用對人，才能讓鄂州走出亂局，成為荊州穩固的東翼。

作為曾任選部尚書的能臣，梁鵠為劉表梳理荊州官吏選拔體系，并非簡單照搬東漢舊制，而是結合荊州實際，提出**“唯才是舉、兼顧儒行”的核心原則，這份原則，既不同于曹操日后“唯才是舉”的極致務實，也不同于東漢傳統“重儒行、講門第”的刻板守舊，而是取其中道，兼顧才具與德行，恰合荊州“保境安民、崇文重教”的治政理念。在這一原則下，梁鵠為鄂州及江夏郡制定了一套嚴苛而務實的選官標準：一為察才具**，考較官吏的治事能力，凡通吏治、善治民、能斷案、會理財者，方有入選資格；二為考儒行，查驗官吏的道德品行，凡孝廉、方正、清廉、愛民者，方可委以重任；三為試實績，無論出身貴賤，皆需先任試職，以實際政績定升遷，杜絕“紙上談兵”的虛名之輩。為確保選官公正，梁鵠更是親自主持鄂州及江夏郡的官吏選拔，摒棄門第之見，唯才是舉：寒門士子只要有才具、守儒行，便可入朝為官；世家子弟若無實績、行不端，亦堅決不用。

在梁鵠的主持下，一大批清廉干練的官吏被舉薦到鄂州及江夏郡的各級崗位，其中不乏寒門俊才與飽學之士，而杜襲、劉巴等日后聞名天下的名士，也曾受梁鵠賞識，在江夏郡任職歷練。杜襲早年避亂荊州，劉表聞其名，欲辟為僚屬，杜襲卻因看出劉表“坐觀成敗，非立業之君”而婉拒，卻對梁鵠的選官理念深為認同，遂應梁鵠之邀，出任鄂州西鄂縣長 。杜襲到任后，秉持梁鵠“清廉治民、務實理政”的理念，當時荊州戰亂初平，西鄂縣屢遭兵禍，百姓流離失所，杜襲“撫循吏民，營農桑，修武備”，短短數年，便讓西鄂縣民復耕桑、境無盜賊，成為江夏郡的治縣典范。而這一切，皆源于梁鵠的識人眼光——他不因杜襲拒絕劉表而棄之，反而看重其治世之才與儒者德行，力排眾議舉薦其為官，終成一代治績。又如劉巴，年少時便以才學聞名，荊州士人皆慕其名，梁鵠到鄂州后，聞其才，親往拜訪，力邀其出任江夏郡記室，掌郡中文書典籍，劉巴初時不愿出仕，卻為梁鵠的誠意與治政理念所動，最終應允，為江夏郡的文書整飭、吏治規范立下汗馬功勞。

梁鵠不僅為鄂州舉薦賢才，更親自整飭鄂州吏治，制定嚴苛的官吏考核制度。他規定，鄂州各級官吏每月需上報治政實績，包括農桑生產、人口增減、盜賊治理、賦稅征收等諸多方面，每季度進行一次考核，“優者升，庸者免，貪者懲”。為杜絕官吏貪贓枉法，梁鵠以身作則，清廉自守，其在鄂州任上，“居無華室，食無兼味，出行無車馬隨從”，與百姓同甘共苦。有一次，鄂州一縣尉因貪墨賦稅被人告發，該縣尉為世家子弟，背后有荊襄大族撐腰，蔡瑁等人曾為其說情，梁鵠卻不為所動，堅持按律處置，不僅將其罷官奪職，更將其貪墨之財盡數歸還百姓，還親自向百姓致歉：“選官不察，是吾之過也。”此事在鄂州乃至江夏郡引起軒然大波，百姓皆贊梁鵠公正無私，而各級官吏也深受震動，自此之后，鄂州吏治為之一清，貪贓枉法之事鮮有發生，史載彼時鄂州“吏畏法而廉，民樂業而安”，成為漢末亂世中難得的治世之境。

在整飭吏治的同時，梁鵠更結合鄂州的地理與民生特點，提出一系列務實的治民之策，與他舉薦的官吏一道，讓鄂州的民生得以迅速恢復。鄂州地處長江之濱，河湖密布，水患頻發，梁鵠便令地方官吏組織百姓修堤筑壩，疏浚河道，既抵御了水患，又利用河湖之利發展農桑與水運；彼時荊州周邊戰亂不斷，不少流民涌入鄂州，梁鵠便令官吏“開倉賑濟，劃地安置，勸課農桑”，讓流民有田可耕、有屋可居，不僅穩定了民生，更讓鄂州的人口與生產得以恢復；針對當時地方上豪強兼并土地的問題，梁鵠雖不愿過度觸動世家大族利益，卻也制定了“限田令”，規定豪強地主不得隨意兼并貧民土地，若有違反，便削其爵、收其田，此舉雖引來部分豪強不滿，卻保護了貧民的利益，讓鄂州的社會矛盾得以緩和。

梁鵠的治政之才，不僅讓鄂州得以安定，更讓江夏郡成為荊州最為穩固的郡國之一，為劉表集團的穩定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東翼保障。彼時劉表據有荊州，“南據江陵，北守襄陽，東恃江夏”，而江夏郡因梁鵠的治理，吏治清明、兵精糧足，成為抵御江東孫氏集團的重要屏障。建安初年，孫策領兵攻打江夏，江夏太守黃祖領兵抵御，而鄂州作為江夏郡的軍事重鎮，不僅為黃祖提供了充足的糧草與兵源，更因吏治清明、百姓擁護，讓孫策難以在鄂州境內立足，最終只得退兵。此戰之后，劉表對梁鵠更為倚重，贊其“非獨書藝冠絕天下，治政之才更勝良將”，而荊襄上下，也皆稱梁鵠為“荊楚柱石”。

而梁鵠雖身居鄂州，輔政劉表，卻始終未忘自己的書法初心，只是其書法創作，已不再是單純的文人雅好，而是與治政相融，成為安定民心、教化百姓的工具。他在鄂州任上，常為地方官署、學宮題寫匾額，其八分書“雄渾壯闊，正氣凜然”，百姓見其字，便知其官，更因敬其字而敬其政；他還在鄂州開設書學，教當地子弟習書，不僅傳授書法技藝，更以書法中的“中正平和、筆力千鈞”教化子弟，使其明白“做人如作書，需立身端正，行事堅定”的道理。彼時鄂州學宮的《先師孔子頌碑》，便是梁鵠親筆所書，其書“筆勢雄健，字字千鈞”，既展現了其書法造詣，更彰顯了其儒者情懷，成為鄂州的文化瑰寶。而這份“以書輔政，以文化人”的理念，也與劉表“立學官，博求儒士，撰《五經章句》”的治政理念不謀而合 。劉表在荊州大興儒學，廣求遺書，使荊州成為漢末的文化中心，而梁鵠在鄂州以書法教化百姓，以儒行治理地方，正是對劉表崇文重教理念的最好踐行。

梁鵠在鄂州的輔政生涯，并非一帆風順，彼時荊州集團內部，也存在著不同的政治勢力：以蔡瑁、張允為代表的荊襄世家，主張依附江東或曹操，保全家族利益；以蒯良、蒯越為代表的謀臣集團，主張保境安民，坐觀天下成敗；而梁鵠作為漢室舊臣，始終心存漢室，主張荊州集團應“奉天子以令不臣”，與曹操集團保持距離，同時整軍經武，以圖恢復漢室。這份理念與劉表“坐觀成敗，擁兵自重”的心態產生了微妙的矛盾，建安五年（200年），曹操與袁紹在官渡相持，袁紹遣使向劉表求援，劉表“許而不兵”，坐觀成敗，梁鵠曾多次勸諫劉表，認為“曹袁相爭，天下之樞也，若舉兵助袁，敗曹則漢室可扶，若坐觀成敗，曹勝則荊州危矣”，然劉表“多疑而缺乏決斷”，始終不為所動 。梁鵠知其志不可改，雖心有遺憾，卻并未因此而懈怠治政，依舊堅守鄂州，盡心盡力整頓吏治、安定民生，只因他深知，無論天下局勢如何變化，守一方百姓平安，便是為官者的根本。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大軍南征荊州，劉表病逝，幼子劉琮在蔡瑁、張允等人的裹挾下，舉荊州而降曹 。荊州易主，梁鵠的輔政生涯也隨之結束，彼時曹操久聞梁鵠之名，不僅慕其書法，更知其治政之才，遂“募求鵠”，梁鵠初時因曾為漢室舊臣，又曾輔政劉表，“懼而自縛詣門”，曹操卻對其極為禮遇，“署軍假司馬，使在秘書曹”，令其掌宮中書法與文書之事。曹操亦是書法愛好者，對梁鵠的書法推崇備至，“常懸其所書帳中，或釘壁上玩之，謂勝師宜官”，甚至曹魏的宮殿題署，大多出自梁鵠之手。而曹操也曾欲任梁鵠為洛陽令，使其再度執掌地方治政，然彼時梁鵠已年事已高，又歷經亂世奔波，無心再涉朝堂紛爭，遂婉拒，終以書法終老于曹魏，其書跡流傳后世，成為中國書法史上的瑰寶。

然世人皆知梁鵠書法冠絕天下，卻少有人知其治政之功，尤其是在鄂州的輔政生涯，為漢末亂世中的荊楚大地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作為東漢舊臣，他身負漢室情懷，卻在荊州找到了施展治才的舞臺；作為選部尚書，他秉持“唯才是舉、兼顧儒行”的原則，為鄂州舉薦了大批賢才，整飭了地方吏治；作為治世能臣，他務實理政、清廉自守，讓鄂州在亂世中得以保持安定，成為荊州穩固的東翼。《三國志》評劉表“據有荊楚，從容自保，觀時變，無四方之志”，而梁鵠卻在劉表的“無志”之中，堅守著為官者的初心，以一己之力，守一方百姓平安，這份治政之功，雖未載于正史列傳，卻深深刻在鄂州的歷史之中，為當地百姓所銘記。

時至今日，鄂州之地仍有不少與梁鵠相關的傳說，其當年題寫的碑刻雖歷經千年風雨，早已湮沒于歲月之中，但其治政理念與為官初心，卻成為后世為官者的典范。梁鵠的一生，是“書”與“政”的交融，是“才”與“德”的兼具：于書法，他精益求精，青出于藍，成為一代宗師；于治政，他務實公正，選賢任能，成為一代能臣。他并非避世的文人，而是亂世中的治者，在鄂州的土地上，他以筆為劍，書寫治世華章；以心為秤，稱量官吏賢愚，讓漢末亂世中的鄂州，成為一方安定之土，這份功績，雖歷經千年，卻從未被歲月磨滅。

漢末亂世，群雄逐鹿，多少王侯將相爭名奪利，多少文人墨客避世隱居，而梁鵠卻以獨特的身份，在書法與治政的領域皆臻極致，尤其是在鄂州的輔政生涯，讓我們看到了一位傳統士大夫的堅守與擔當：居其位，謀其政，盡其責，守其心。這，便是梁鵠留給后世的，不僅是書法的瑰寶，更是治世的智慧，為官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