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崇碧死守鐵原是“戴罪立功”？180師慘敗這個鍋，不該63軍來背

1951年9月的一次志愿軍戰役檢討會上，一張用紅鉛筆圈出的作戰示意圖被掛在墻上，圖上的兩個名字——“鐵原”“加德山”——在將領們看來仍像灼人的火炭。會上首先被提到的，并不是誰該負全部責任，而是一個問題：若當時第63軍稍一遲疑，志愿軍還能否守住后來被譽為“血色鎖鑰”的鐵原？就此展開的討論，把目光重新拉回那個驚心動魄的五月。

第五次戰役進入第二階段的前夜，5月21日晚，彭德懷電令各兵團就地制止南進，準備后撤。表面上，一個看似周密的部署已經排定：各兵團須各留下掩護部隊，一方面頂住敵軍，一方面保證主力安全轉移。可沒人料到，美第八集團軍司令范弗里特翌日便搶先發起反撲。短短二十四小時的落差讓所有設想瞬間失色，戰場立即變為移動的棋盤，誰稍慢一步，就可能被對手“吃子”。

十九兵團按預案指定第65軍擔任后衛，63軍與64軍機動北撤。與此完全不同，第三兵團則讓60軍留下阻擊，為兵團八千名未撤運傷員爭取時間。兩條截然不同的退卻路線和任務，埋下了之后所有誤會的種子。

63軍軍部當時位于清平川。5月23日凌晨，“嗡”的一聲，戰役電臺里傳來64軍已過江的信息，接著偵察排報告：“右翼美坦克部隊已插向三德里方向。”會上，有參謀猶豫：“要不要電呈兵團？”傅崇碧把鋼盔往桌上一放，“等批復，時間就沒了，先撤，責任我扛！”簡單一句，止住了爭論。當夜，63軍踩著碎石和夜色北渡，隨即向漣川急行。事實證明，這一步若再拖延半天，全軍很可能被堵在江南。

與此同時，60軍的處境日趨復雜。其左翼的15軍自23日黃昏后突然后撤，北漢江南岸防線出現豁口。兵團電臺卻因頻率故障陷入沉默。除軍部直轄的180師外，另兩個師分別支援12軍與15軍，一時回不了身。韋杰只能讓180師先頂在江南。為了給傷員爭取上船時間，60軍必須硬撐三至五天，這是當時唯一現實選擇。

24日拂曉，180師指揮所已經能看到美機滑翔時機翼上的白星。師炮兵火網剛一張開，右翼又傳來壞消息，“左鄰無接防部隊”，意即180師已暴露側背。江面上云霧很重，師長張計發問：“硬守還是搶渡？”參謀長蘇鰲咬牙：“不渡就是死！”這一夜，180師趟過江底亂石，沒帶走一門火炮，卻保住了絕大部分指戰員。

跳出合圍并不意味著安全。25日下午，重新運轉的三兵團指揮所突然發來電報，要求180師在加德山一帶阻擊三晝夜。加德山地圖坐標一眼就能看出孤立，且四周制高點易遭火力環擊。韋杰對身旁警衛低聲嘀咕：“這命令，下得蹊蹺。”可軍令如山，180師回身再頂，被迫陷入新的囚籠。

就在美軍坦克鏈條徹底收緊的26日，63軍其實已脫離險境，正在漣川集結。尾隨其后的第7師先鋒憋著勁想抄近道包抄，遭63軍后衛一陣猛烈炮打，被迫停頓。63軍三萬余人核心建制完整，重炮、通訊器材一件未丟，這給即將到來的鐵原阻擊戰積攢了唯一能用的機動力量。倘若當初傅崇碧為“照顧友鄰”延遲北撤，后果不堪設想。

有人因此斷言：63軍“棄友軍不顧”，導致180師被圍；傅崇碧后來在鐵原血戰，是“戴罪立功”。這個說法或許聽著刺激，卻無視當時兩兵團任務的根本差異，更忽略通訊失聯、命令多變、兵團協同失調等關鍵要素。十九兵團司令員楊得志在事后檢討時提到，“未令63軍留部阻敵，待三兵團接防，是最大教訓。”言外之意，63軍壓根沒被要求擔此責。

至于第三兵團內部，戰后檔案顯示，王近山雖身經百戰，但對大縱深機動防御準備不足。加之臨戰電臺故障、傷員拖累、部隊脫節，一系列偶然與必然交織，把180師一步步逼進絕境。若非三兵團在最初24小時內就和63軍、十九兵團保持穩定聯絡，或能協調更合理的接替次序，戰場結局很可能寫出另一種劇本。

“命硬的不是人，是時間。”有老兵后來評價撤退階段，“誰抓住先機，誰就能活。”63軍搶在美軍渡江前一步北撤，是對戰場態勢的準確研判。鐵原鏖兵十二晝夜，63軍以兩萬余人擋住十萬敵軍，付出七千余傷亡。若無此前的完整建制，鐵原防線極可能提前崩塌，漢城危矣。

180師遺恨加德山，依舊是抗美援朝戰史無法回避的慘痛篇章。然而把失利簡單推給“鄰軍不作為”，既模糊了高層指揮鏈脫節的教訓，也埋沒了63軍后續浴血阻擊的價值。歷史最怕以偏概全，更怕先入為主。弄清責任鏈條，才能真正敬畏那些犧牲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