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國民黨一副師長被解放軍活捉，中央軍委急電：立即送到北平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的一天傍晚，春寒尚未散去，南京雨花臺下的陸軍補訓總隊指揮部燈火通明。政工室主任李長亨剛剛結束一天的“思想整訓”匯報，還來不及喝口熱茶，就被一封加急電報叫進了師長辦公室——川軍出身的鐘乃彤正沖著這位副手大發雷霆。兩人圍繞是抓緊操練還是先修工事爭執了整整半小時，誰也不肯讓一步。表面看來，這是軍中常見的業務分歧；可若有人深知內情，便會明白李長亨那句“先挖掘壕防、再談打仗”暗藏的真實意圖——他的心早已不在國民黨那邊。

時間線要往前撥回十年。西南偏僻山城自貢，一九三八年盛夏，青年李長亨手握幾本《資本論》譯本，聽完表兄對紅軍長征的講述后，便萌生了“到延安去”的念頭。那一年，他二十三歲，血氣方剛，只覺得中國的出路得在黃土地上尋找。半年后，他靠幾封地下黨開的介紹信，步行千里抵達延安抗大。課堂里講的是游擊戰，窯洞里談的是“為什么人的革命”。然而學期將盡，他卻接到北方局一句不容置疑的命令：“回川，潛伏。”

重回重慶時，山城的防空警報幾乎日日響個不停。廖似光從抽屜里拿出檔案卡，遞給他：“今后，你叫‘黎強’。”這張薄薄的卡片成了李長亨命運的轉折。從此，課堂里的師范生“李碧光”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嬉笑逢迎、混跡上流的“黎科長”“黎主任”。要進入中統，得先在“圈子”里炸開一個缺口。于是他拜碼頭、喝川酒、唱川戲，甚至認了好幾位“袍哥干哥”。別人都當他是精明的投機客，只有組織知道，這顆暗釘已經釘進了最鋒利的位置。

四川地下黨三度被破壞，情報線幾近斷絕。黎強頂著“中統干事”頭銜，將特務機關的機密小心翼翼地抄錄暗記，再借送鴛鴦蝴蝶派小說、帶小灶菜肴的功夫，夾帶出去。一次，他在“省特會”茶室里陪同學長葉申之喝酒，對方醉意上涌，掏出一疊檔案自夸功勞：“兄弟，你瞧瞧，都是大料！”短短幾分鐘，黎強已將三個叛徒名字刻進腦海。等葉某醒來，他早已把卷宗鎖好，若無其事地遞上一杯解酒茶。正是這些“腦海微縮膠卷”，讓地下黨如臨深淵卻步步化險。

一九四八年底，淮海戰役吃緊，蔣介石急調川軍東進。補訓總隊甫一成軍，便改編為四十五軍三一二師。黎強從副師長的辦公室里望向操場，心里清楚：這支由剛抓來的新兵拼湊的隊伍，沖不過淮河，更守不住長江。于是他在訓練大綱上做文章，層層加碼壕溝、碉堡、掩體的修筑，“每天先練鎬鍬，再摸槍械。”戰斗力被拖得七零八落，鐘乃彤急紅了眼，卻拿這位“政工權威”毫無辦法。

四月二十一日深夜，長江上炮聲隆隆。三野強渡大軍席卷而來，三一二師尚未完成轉移，徐行至宜興便被一鍋端。被看押的那晚，黎強倒頭就睡，心里反而輕松：“十年潛伏，如今總算該亮明身份了。”第二天清晨，他先向看守提出暫且不愿交待軍情，卻執意要見一位“負責同志”。警衛員眉頭一皺：“你還想耍花樣？”他只笑，“給我一張紙，我寫個名字，你們照著去找。”

三小時后，山東野戰軍政工處的錢申夫趕來。門剛打開，黎強率先喊：“老錢，還認得我不？”一句話讓錢申夫愣住：“你……你是李唯平？”簡短核對后，前委立即拍電急呈中南局；旋即，北平西四的中央軍委接線員將一份“火急、十萬火急”電文打向三野：“黎強同志，即刻護送來平。”

五月初，特護專列穿過津浦線，抵達前門東站。車門拉開，炊事班抬來熱乎饅頭，黎強卻一眼看見站臺盡頭的董老——十年不見，白發增多。電話里，董老只問：“任務完成了嗎？”他挺直腰桿回答：“完成了。”

接下來的兩月，黎強在西山整訓基地復盤潛伏十年的情報網絡，繪制了一幅詳細的組織滲透示意圖。北平城里，不少歸來的特科老同志說，“一張紙，抵得上十個團。”這張紙后來由華中局帶往江漢平原，成為解放大西南的重要依據。

七月，長江已息鼓，西南戰云正起。黎強隨二野南下武漢，再折入川西，直到成都和平解放的那一刻，他才第一次公開以解放軍少將參謀的身份踏進故鄉。成都街頭滿是鞭炮，已經剪去發髻多年的趙蜀芳在人群里沖他揮手，眼眶泛紅，卻依舊不知眼前的丈夫究竟是誰替誰而戰。

新中國成立后，黎強轉戰財經、公安、僑務等口岸，調動頻繁，卻始終保持低調。1999年冬，他病逝北京，骨灰安放八寶山。生前，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做地下工作，最難是孤獨。”人們后來愛把他與“余則成”并談，可惜影視劇里的傳奇，也只是他生命轉折中的一段剪影。

不可否認，黎強的幸運里有偶然，也有數萬同道的血與火。那些來不及歸隊的無名者，那些在檔案里只剩代號的身影，與他共同織就了新中國黎明前最隱秘卻最閃耀的星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