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寧都會議上，毛主席被剝奪紅軍指揮權，劉伯承也投了贊成票

1929年秋，劉伯承奉命赴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他喜歡鉆研條令，也熱衷討論西方兵法，心里一直有個愿景：把工農紅軍改造成設備精良、建制嚴整的現代化部隊。1931年冬，學成歸來的劉伯承被任命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還參與紅軍總指揮部的籌建，這讓他對“正規化”三字更加執著。

1932年，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發動第三次“圍剿”失利后，左傾情緒在黨內迅速膨脹。臨時中央認定敵人已是強弩之末，提出“進攻中心城市、速取全國勝利”的激進方針。10月3日，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東山壩的小源村榜山祠開會，史稱寧都會議。會議桌窄，兩排板凳擠滿了人，空氣里帶著潮濕的稻草味，卻并未沖淡蕭殺氣氛。

會上，毛主席“誘敵深入”的持久戰構想，被指責為消極和“右傾”。有人主張撤銷他的前敵指揮權，將戰役部署收歸中央直接調度。贊成票一張接一張舉起，連劉伯承也跟著點了頭。那時的劉伯承，剛從蘇聯回國不足一年，對毛主席的指揮藝術缺乏切身體會，又擔心紅軍“散兵游勇”化。他自認乃“專業軍人”，認為自己應該支持組織多數。最終，會議做出決定：毛主席“暫請病假”，離開前方主帥崗位；朱德、周恩來、劉伯承組成新的前線指揮團隊。

氣氛稍緩，毛主席收拾行囊，調回瑞金。有人低聲問他是否耿耿于懷，他搖搖頭：“革命的大船要過激流險灘，暫時換個掌舵的也許更好。”言罷，拎燈而去。會場的劉伯承望著那盞微弱的燈，心里卻沒有底氣的輕松。

事實很快給了回答。1933—1934年，第四、五次反“圍剿”相繼打響。雖然第四次勉強取勝，卻付出巨大傷亡；到了第五次，德械精銳的“鐵桶陣”把中央蘇區壓得透不過氣。碉堡、封鎖溝、毒氣彈，花樣層出。劉伯承按照左傾冒進令，幾次強攻，傷亡數字讓他徹夜難眠。星夜下，他在作戰地圖前一句自語：“若再硬拼，紅軍只怕就折在這片山嶺里了。”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湘江之役后，三萬余將士成了孤旅。血的代價讓越來越多人懷疑左傾路線。劉伯承在隊伍里走著，看著剛掩埋的戰友墳冢，第一次在日記里寫下“寧都會議投票，實惑也”。

遵義城頭的鐘聲在1935年1月15日敲響。會議警衛司令就是劉伯承，他把警戒布得水泄不通，確保了討論不受干擾。會場內，李德試圖用俄語拉攏他：“我們推行的是世界革命經驗，你在莫斯科學過的。”劉伯承回以中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紅軍若亡，何談經驗！”這一轉向，等于在關鍵時刻為毛主席加了一塊砝碼。通過調整指揮權的決議，紅軍的舵重新握在毛主席手里，戰局開始反轉。

接下來，劉伯承擔任先遣司令，率部奪瀘定橋、搶占安順場，再到皎平渡七舟渡江。金沙江滾滾，山風割面，可是“龍下凡”始終沖在最前。到7月，中央紅軍成功擺脫近百萬重兵追堵，向大渡河北岸推進，長征成敗分水嶺由此翻越。

抗日戰爭爆發后，劉伯承與鄧小平組建129師，山西、河北、豫北之間穿插打擊。黃崖底、神頭嶺、百團大戰，戰術靈活、火候精準，昔日課堂里的條令真正與中國的山河結合。1947年夏天，劉鄧大軍的千里躍進大別山，再度驗證了他與毛主席戰略思維的默契——一次跨省突進，拉開人民解放軍戰略反攻序幕。

1955年9月27日，北京。懷仁堂里，人群把禮堂映得燈火通明。七位元帥就位時，主席臺仍特意放了三把空椅，其中一把寫著“劉伯承”。劉伯承正在醫院接受康復治療，無法到場，但典禮開始前，他讓秘書轉去一份電報：向主席和同志們致敬，并自述“仍當毛主席小學生”。電文短，卻透著他對寧都會議那一票的終身警醒——錯誤可以犯，關鍵在于醒悟與擔當。

寧都會議是一道分水嶺，也是一道考卷。劉伯承先是站在了錯誤一邊，隨后用軍人的方式改正——從烏江到金沙江，再到大別山，他把補考題一題題做完。多年后，他談到那段經歷，只留下一句樸實的話：“歷史不是紙上演兵，要用自己的腳去趟，用自己的血去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