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朱良才主動辭職，毛澤東派聶榮臻挽留，朱良才：這樣不好吧

1961年深秋，首都一所中學的課堂里，《朱德的扁擔》被老師聲情并茂地朗誦，課本上卻沒寫作者姓名。這篇膾炙人口的文章出自誰手？同學們猜遍了紅軍舊將的名字，連老師也說不準。

當時的北京軍區政委朱良才聽見議論，只淡淡一句：“寫文章的是位老同志，早就退下來了。”無人知道，他本人正是那位“老同志”。在外人眼里，他已手握上將軍銜，何必隱名？答案，要到第二年春天才真正揭曉。

1959年3月，京郊乍暖還寒。朱良才提筆寫下一份短短的請辭信，字跡遒勁卻不失克制：因疾病纏身，工作難以為繼，懇請組織免去北京軍區黨委委員職務。他算過日子，自己生于1900年，戰火中走來，論年齡并不蒼老，可連開會都要靠止痛片提神，再拖下去，只會連累戰友。

公文遞到中南海，毛澤東看后沉吟許久。為了摸清實情，主席讓老搭檔聶榮臻登門相勸。軍區小禮堂里，聶榮臻開門見山：“良才，暫緩吧！身體可以治療，職務豈能說放就放？”“這樣不好吧，”朱良才輕聲回絕，“我抬不起頭就別擋著年輕人。”

他的骨子里，既有湖南山民的倔強，也有對組織的赤誠。回望來路，這份“讓位”的決斷，其實早已埋下伏筆。1925年，他在汝城偏僻山村挑燈夜讀《農民問題》，翌年投身農民運動；1927年反動派清鄉，他一腳踢開牢門重回山林，轉身即成真共產黨人。

井岡山時期，他是31團紅一連黨代表。黃洋界炮聲如雷，他帶著一個連死守隘口，打得湘贛聯軍心驚膽寒。勝利后，毛澤東贊他“膽大、點子多”。龍崗一役，他和徐彥剛從側翼突入敵后，活捉張輝瓚，繳得那部改變紅軍通訊史的電臺。誰料他一腳把電臺當成廢鐵踢開，惹得陳毅連連叫停，這段趣事后來成了課堂上的革命笑談。

但鐵與火也留下了代價。第三次反“圍剿”里，他右臂中彈，神經受損，從此每逢陰雨酸麻如錐。長征接近湘江時，他再度負傷，被迫轉入后方醫療隊。數千傷員簇擁在雪線之下，他把最后一把炒面分給戰士，自己裹著被單躺在被雨水滲透的草地上。

1937年西路軍苦戰失敗，他孤身闖出封鎖線，沿河西走廊一路乞討北上。為了躲過馬匪，他鉆進羊群，割下一整張羊皮披在身上。整整三十四天，靠野菜和干饃硬撐，才在蘭州渡過黃河。抵達援西軍駐地那天，他瘦得皮包骨，崗哨誤以為流民。直到陳坊仁從窗里喊：“這可是朱政委！”圍觀的戰士才愕然讓路。

抗戰年代，朱良才在晉察冀替聶榮臻籌建軍政干部學校。上課鈴響，他總是第一個進教室，講到興處拍拍黑板說：“年輕人要敢打敢寫，將來戰場也要敢干敢當。”正因如此，當中央多次提出干部年輕化，他選擇率先騰位。有人勸他留在機關掛名休養，他擺手拒絕：“傷勢是我的，位置是黨的。”

辭職獲批后，他搬進總醫院旁的舊平房，晝日不出，夜里燈火通明，用顫抖的手記錄井岡歲月。為了考證細節，他常托人把老戰友叫來，一杯熱茶，一盞煤油燈，爭得面紅耳赤，只求不誤前塵。

1961年，《朱德的扁擔》和《一根燈芯》被選入中小學語文教材。教育部來函，希望寫明作者姓名，他提了兩個條件：免署名，不收稿酬。理由很簡單——宣傳領袖精神，不是抬高自己。

1972年5月22日，朱良才在北京病逝。治喪現場，十幾位老兵抬來一根老舊木扁擔，立在靈前；有人說那是當年井岡山的遺物，也有人說只是后人仿制。究竟真假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眾人心里，這根扁擔與他的名字一樣，沉甸甸、卻從不張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