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深秋,首都一所中學的課堂里,《朱德的扁擔》被老師聲情并茂地朗誦,課本上卻沒寫作者姓名。這篇膾炙人口的文章出自誰手?同學們猜遍了紅軍舊將的名字,連老師也說不準。
當時的北京軍區政委朱良才聽見議論,只淡淡一句:“寫文章的是位老同志,早就退下來了。”無人知道,他本人正是那位“老同志”。在外人眼里,他已手握上將軍銜,何必隱名?答案,要到第二年春天才真正揭曉。
1959年3月,京郊乍暖還寒。朱良才提筆寫下一份短短的請辭信,字跡遒勁卻不失克制:因疾病纏身,工作難以為繼,懇請組織免去北京軍區黨委委員職務。他算過日子,自己生于1900年,戰火中走來,論年齡并不蒼老,可連開會都要靠止痛片提神,再拖下去,只會連累戰友。
公文遞到中南海,毛澤東看后沉吟許久。為了摸清實情,主席讓老搭檔聶榮臻登門相勸。軍區小禮堂里,聶榮臻開門見山:“良才,暫緩吧!身體可以治療,職務豈能說放就放?”“這樣不好吧,”朱良才輕聲回絕,“我抬不起頭就別擋著年輕人。”
他的骨子里,既有湖南山民的倔強,也有對組織的赤誠。回望來路,這份“讓位”的決斷,其實早已埋下伏筆。1925年,他在汝城偏僻山村挑燈夜讀《農民問題》,翌年投身農民運動;1927年反動派清鄉,他一腳踢開牢門重回山林,轉身即成真共產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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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時期,他是31團紅一連黨代表。黃洋界炮聲如雷,他帶著一個連死守隘口,打得湘贛聯軍心驚膽寒。勝利后,毛澤東贊他“膽大、點子多”。龍崗一役,他和徐彥剛從側翼突入敵后,活捉張輝瓚,繳得那部改變紅軍通訊史的電臺。誰料他一腳把電臺當成廢鐵踢開,惹得陳毅連連叫停,這段趣事后來成了課堂上的革命笑談。
但鐵與火也留下了代價。第三次反“圍剿”里,他右臂中彈,神經受損,從此每逢陰雨酸麻如錐。長征接近湘江時,他再度負傷,被迫轉入后方醫療隊。數千傷員簇擁在雪線之下,他把最后一把炒面分給戰士,自己裹著被單躺在被雨水滲透的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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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西路軍苦戰失敗,他孤身闖出封鎖線,沿河西走廊一路乞討北上。為了躲過馬匪,他鉆進羊群,割下一整張羊皮披在身上。整整三十四天,靠野菜和干饃硬撐,才在蘭州渡過黃河。抵達援西軍駐地那天,他瘦得皮包骨,崗哨誤以為流民。直到陳坊仁從窗里喊:“這可是朱政委!”圍觀的戰士才愕然讓路。
抗戰年代,朱良才在晉察冀替聶榮臻籌建軍政干部學校。上課鈴響,他總是第一個進教室,講到興處拍拍黑板說:“年輕人要敢打敢寫,將來戰場也要敢干敢當。”正因如此,當中央多次提出干部年輕化,他選擇率先騰位。有人勸他留在機關掛名休養,他擺手拒絕:“傷勢是我的,位置是黨的。”
辭職獲批后,他搬進總醫院旁的舊平房,晝日不出,夜里燈火通明,用顫抖的手記錄井岡歲月。為了考證細節,他常托人把老戰友叫來,一杯熱茶,一盞煤油燈,爭得面紅耳赤,只求不誤前塵。
1961年,《朱德的扁擔》和《一根燈芯》被選入中小學語文教材。教育部來函,希望寫明作者姓名,他提了兩個條件:免署名,不收稿酬。理由很簡單——宣傳領袖精神,不是抬高自己。
1972年5月22日,朱良才在北京病逝。治喪現場,十幾位老兵抬來一根老舊木扁擔,立在靈前;有人說那是當年井岡山的遺物,也有人說只是后人仿制。究竟真假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眾人心里,這根扁擔與他的名字一樣,沉甸甸、卻從不張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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