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康生在臨終前密會周恩來，兩人談了一個小時

1971年9月13日深夜，林彪座機墜毀的消息還沒傳回北京，北京城里卻已掀起無形暗潮。彼時的康生躺在陶然亭一間病房內，手握收音機，豎耳細聽。他從噩耗里聽見機會——江青、張春橋的靠山轟然倒塌，這讓他開始重新盤算自己的退路。

康生不是在那晚才學會計算，可林彪事件后，形勢集中折射出一條新線索：誰能在毛澤東與周恩來的夾縫間站穩，誰就可能獨善其身。多年結下的舊賬、歷次斗爭留下的隱秘資料，全成了他手里的籌碼。對一位把政治視作舞臺的大演員來說，帷幕未落，戲就不能停。

1974年初春，周恩來因病赴長沙向毛澤東匯報。行前，康生特意派秘書遞上密函，自稱“有要事相告”。信中一句點題：“江青、張春橋早年行跡可疑，不可不察?！敝芏鱽硎招艜r神色淡淡，沒有表態，卻將它默默收入隨身皮包。就在那趟歸京的專列上，周恩來對身邊人輕聲說：“這又是一筆賬，總要有人來算。”

康生明白，要想保命，更要保名。1975年初夏，病情急轉直下的他以“談話”名義，把王海容和唐聞生悄悄叫到床前。屋里燈光昏暗，他略帶沙啞地擠出一句：“我要告訴你們兩位一件大事，切記勿外傳?！苯又?，他詳細梳理了江青、張春橋在獄中變節的種種細節，名單、時間、見證人，一一羅列。兩位后輩面面相覷，卻還是低頭記下。

這并非偶然之舉。延安整風時期，康生早就掌握江青青年時期的檔案，甚至有人懷疑，他那時就留下了“保險單”。只要形勢需要，隨時可以撕開來用。事實上，從建國到“文化大革命”，他都在適時亮出材料，換取更高的政治籌碼。對康生而言，政治不是信仰，而是一樁投入與回報隨時可見的生意。

1975年12月中旬，北京的冷風裹挾著霾氣，305醫院燈火通明。16日凌晨兩點，康生在病榻上忽然要求去探望周恩來。醫生有些遲疑，他卻堅持：“非去不可?！本茸o車一路疾馳到醫院東樓，他被抬進會客室時，手中的氧氣袋還在輕輕鼓動。

周恩來那時也已身患重癥。聽說康生要來，他掙扎著示意護士扶他坐起。人們退到門外，病房只留下兩位同歲同輩、卻早已分道揚鑣的老人。燈光照著兩張憔悴的面孔，他們低聲交談約一個時辰。門外的醫護只能看見康生時而抹淚，周恩來偶爾點頭，更多時候兩人無聲相對。

到底說了什么？沒有記錄，只有揣測。幾天后，周恩來對主治醫生吳階平輕聲囑托：“我這里情況你們都清楚，先去康老那邊看看?！边@句話成了后來無數猜測的源頭。有人說，康生在那一小時里再次遞交了“江、張叛徒證據”，求周恩來替自己“向主席說明”。也有人相信，兩人只是回憶從上海到延安的舊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康生在竭力塑造“與四人幫劃清界限”的身后形象。

康生的算盤并非沒有用處。1976年10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決策“一舉粉碎四人幫”，實際操作過程中，康生的名字幾乎沒被提及。可惜天不假年，他已在1975年12月斷氣，再無“配合行動”的可能。更關鍵的是，他留給王海容、唐聞生的那些口供，雖然后來確認無誤，卻也暴露了他的操縱與挑撥。

1980年春，中央紀委復查康生一生所作所為，發現他自延安整風起便屢次制造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與林彪、江青合流，參與策劃陷害國家主席劉少奇和眾多老干部。9月2日，決定書公布：撤銷康生的追悼詞和所有頭銜，開除黨籍，骨灰移出八寶山。幾乎沒有人替他辯解，連昔日盟友都承認他的“雙面”本色。

有意思的是，康生曾對友人講過一句口頭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這本該是警世之言，他卻用作行事信條。與江青、張春橋相互利用，倒戈林彪余黨，再轉頭向周恩來求生，都印證了他的處世邏輯：只要有利，隨時可以翻面?？蓺v史的賬本終究細致，一筆一筆寫得清清楚楚。

如果把周恩來與康生的最后會面看作舞臺的落幕，那結尾處的燈光卻不屬于后者。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舉國哀慟。半年后康生遭否定，昔日自夸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三個大字煙消云散。那晚一小時的密談，或許能在一時掩飾真相，卻無法改變最終評價。

試想一下，若康生當年真心悔悟，哪怕晚了一步，也許依舊能在史冊里留下一抹灰色的同情。遺憾的是，他選擇把悔意包裝成籌碼，把舊友當作跳板。當幕后文件被層層解密，人們看到的只有一個冷冰冰的政治投機者。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冬天早已遠去，可資料里那份《關于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仍在檔案館封存，鐵證如山。康生生前最在意的“千秋功業”沒有兌現，留給后人的只是警戒：一生算計，到頭一場空。

亂云散盡，天光漸明。歷史不會遺忘背叛者的名字，也不會輕易抹去忠誠者的背影。周恩來留給后人的，是日記里那句“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康生留給后人的，則是一連串密函、暗檔與自毀的結局。兩條道路，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