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的南京已入深秋。晨霧漫過玄武湖面,一輛吉普車悄然駛離解放軍軍事學院大門,車里頭發斑白的陳頤鼎掩上車窗,回首望了望身后那棟灰色三層小樓。這位黃埔三期、北伐老兵、抗戰名將,剛剛把教官徽章鄭重交還給院長,轉赴省政府任參事。誰也不知道,他此刻想起的,卻是十一年前那一場生死未卜的俘虜經歷——風聲鶴唳的1947年仲夏。
那時的魯西南戰役進入尾聲。70師兵力單薄,彈藥枯竭,陳頤鼎帶著殘部突圍不成,被劉鄧大軍一網收盡。戰火散去,他被押往野戰軍指揮所,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自己這一條命多半到頭。路上,他悄悄把手表塞給副師長羅哲東,囑咐道:“若我回不去,替我帶給家里。”羅哲東只低聲回了句:“陳兄,咱們聽天由命吧。”短短一句,掩不住凄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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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意外的是,審訊并沒有如期而至。看守只說:“首長要見你。”那晚,月色淡薄,陳頤鼎被領進一間臨時指揮室。油燈下,一張圓桌,四菜一湯,還冒著熱氣。劉伯承從里間走出,摘下軍帽:“陳將軍,請坐。”幾句話,卻拆掉了陳頤鼎心里的防線。他原以為的槍口,竟變成了酒杯。
席間,劉伯承先提起淞滬會戰與光華門,逐條復盤當年的急行軍、近戰拼刺、伏擊坦克。“你那招用樹樁堵履帶,后來也被我們研究過。”話語平和,卻透出惺惺相惜。陳頤鼎端著酒盞,手微顫:“我敗給您,無話可說。”劉伯承擺手:“戰場無常勝將軍。可貴的是汲取教訓,為這片土地再出力。你愿不愿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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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淡酒,兩個人像是在談戰術,又像在交換命運。陳頤鼎很快作出決定:留在解放區。此時距他受降臺灣才兩年。1945年10月,他率70軍四萬人在基隆登陸,手握《受降令》,見慣自命不凡的日軍行禮致敬。那股民族自豪感,曾讓他堅信自己選對了路。奈何2046年內戰、兵火連天,追隨蔣介石,他終被推入新的深淵。
改造生活并不輕松。三年里,他耕種、掃地、讀馬列,寫心得。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幾度催促其妻丁志凡去臺,她卻守著老宅,篤定丈夫尚在人世。1951年春,大江解凍,陳頤鼎獲準返寧。一進家門,老宅燭火搖曳,他與妻子相對無言,淚水先落。
同年夏天,中央軍委批準在南京組建軍事學院,劉伯承被任命為首任院長。難題馬上出現:新式戰兵學需求迫切,可本系統教官寥落。于是,“請舊軍官執教”成了突破口。陳頤鼎名列首批名單,卻三次躲在家中推辭。原因很直白——“我怎么教那些把我打敗的小伙子?”劉伯承則連跑三趟。第二次去時,陳頤鼎病在床榻,仍被誠意所動;第三次,劉伯承干脆把他請到光華門遺址,借破敗城垣喚起舊憶——成敗不過瞬息,歷史卻得后人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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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1951年秋,55歲的陳頤鼎站上講臺。黑板上粉筆劃出一列日軍坦克推進箭頭,他用沙啞的聲線講述當年如何以樹樁阻斷履帶,怎么在夜色下組織穿插襲擊;隨后又直陳敗因:指揮層級混亂、火力配置落后、后撤預案缺失。學員席里,許多參加過解放戰爭的年輕軍官凝神聆聽,筆記寫得密密麻麻。有人課后感慨:“今天才算見識了什么叫血戰經驗。”
在南京的七年,他堅持與學員同吃同住,上午講戰史,午后揮汗演示刺刀操。老人家最愛說一句話,“打過敗仗的人,才知道勝利多難。”1960年代初,學院選編《外國軍史》教材,很多關鍵日軍檔案只有他能譯注;談起克勞塞維茨、李德哈特,他張口就來,卻從不以“專家”自居。
離開軍校后,陳頤鼎轉身投向地方政務。江蘇的工業布局、糧食調度、臺胞聯絡,都能看到他奔波的背影。1988年,省黃埔同學會成立,他被推為會長。已是八旬老人,常坐綠皮火車下鄉,連接散布各地的老部下。有時夜深,他會翻出那張“受降典禮”舊照,指著照片里的臺北公會堂自語:“那一刻,不換。”
1995年初,陳頤鼎病情惡化。住院前,他還叮囑子女把那塊當年準備送給羅哲東的老懷表收好,說是“壓箱底的紀念”。臘月里,他在病榻上合上雙眼,終年八十九歲。消息傳到南京軍事學院,一位老學員站在操場沉默良久,輕聲念道:“百勝難慮敵,三折乃良醫。”這句話,依舊在耳畔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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