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陳頤鼎被俘后，擔心被處死，沒想到劉伯承卻擺出一桌酒菜

1958年11月的南京已入深秋。晨霧漫過玄武湖面，一輛吉普車悄然駛離解放軍軍事學院大門，車里頭發斑白的陳頤鼎掩上車窗，回首望了望身后那棟灰色三層小樓。這位黃埔三期、北伐老兵、抗戰名將，剛剛把教官徽章鄭重交還給院長，轉赴省政府任參事。誰也不知道，他此刻想起的，卻是十一年前那一場生死未卜的俘虜經歷——風聲鶴唳的1947年仲夏。

那時的魯西南戰役進入尾聲。70師兵力單薄，彈藥枯竭，陳頤鼎帶著殘部突圍不成，被劉鄧大軍一網收盡。戰火散去，他被押往野戰軍指揮所，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自己這一條命多半到頭。路上，他悄悄把手表塞給副師長羅哲東，囑咐道：“若我回不去，替我帶給家里。”羅哲東只低聲回了句：“陳兄，咱們聽天由命吧。”短短一句，掩不住凄涼。

讓人意外的是，審訊并沒有如期而至。看守只說：“首長要見你。”那晚，月色淡薄，陳頤鼎被領進一間臨時指揮室。油燈下，一張圓桌，四菜一湯，還冒著熱氣。劉伯承從里間走出，摘下軍帽：“陳將軍，請坐。”幾句話，卻拆掉了陳頤鼎心里的防線。他原以為的槍口，竟變成了酒杯。

席間，劉伯承先提起淞滬會戰與光華門，逐條復盤當年的急行軍、近戰拼刺、伏擊坦克。“你那招用樹樁堵履帶，后來也被我們研究過。”話語平和，卻透出惺惺相惜。陳頤鼎端著酒盞，手微顫：“我敗給您，無話可說。”劉伯承擺手：“戰場無常勝將軍。可貴的是汲取教訓，為這片土地再出力。你愿不愿留下？”

一席淡酒，兩個人像是在談戰術，又像在交換命運。陳頤鼎很快作出決定：留在解放區。此時距他受降臺灣才兩年。1945年10月，他率70軍四萬人在基隆登陸，手握《受降令》，見慣自命不凡的日軍行禮致敬。那股民族自豪感，曾讓他堅信自己選對了路。奈何2046年內戰、兵火連天，追隨蔣介石，他終被推入新的深淵。

改造生活并不輕松。三年里，他耕種、掃地、讀馬列，寫心得。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幾度催促其妻丁志凡去臺，她卻守著老宅，篤定丈夫尚在人世。1951年春，大江解凍，陳頤鼎獲準返寧。一進家門，老宅燭火搖曳，他與妻子相對無言，淚水先落。

同年夏天，中央軍委批準在南京組建軍事學院，劉伯承被任命為首任院長。難題馬上出現：新式戰兵學需求迫切，可本系統教官寥落。于是，“請舊軍官執教”成了突破口。陳頤鼎名列首批名單，卻三次躲在家中推辭。原因很直白——“我怎么教那些把我打敗的小伙子？”劉伯承則連跑三趟。第二次去時，陳頤鼎病在床榻，仍被誠意所動；第三次，劉伯承干脆把他請到光華門遺址，借破敗城垣喚起舊憶——成敗不過瞬息，歷史卻得后人總結。

就這樣，1951年秋，55歲的陳頤鼎站上講臺。黑板上粉筆劃出一列日軍坦克推進箭頭，他用沙啞的聲線講述當年如何以樹樁阻斷履帶，怎么在夜色下組織穿插襲擊；隨后又直陳敗因：指揮層級混亂、火力配置落后、后撤預案缺失。學員席里，許多參加過解放戰爭的年輕軍官凝神聆聽，筆記寫得密密麻麻。有人課后感慨：“今天才算見識了什么叫血戰經驗。”

在南京的七年，他堅持與學員同吃同住，上午講戰史，午后揮汗演示刺刀操。老人家最愛說一句話，“打過敗仗的人，才知道勝利多難。”1960年代初，學院選編《外國軍史》教材，很多關鍵日軍檔案只有他能譯注；談起克勞塞維茨、李德哈特，他張口就來，卻從不以“專家”自居。

離開軍校后，陳頤鼎轉身投向地方政務。江蘇的工業布局、糧食調度、臺胞聯絡，都能看到他奔波的背影。1988年，省黃埔同學會成立，他被推為會長。已是八旬老人，常坐綠皮火車下鄉，連接散布各地的老部下。有時夜深，他會翻出那張“受降典禮”舊照，指著照片里的臺北公會堂自語：“那一刻，不換。”

1995年初，陳頤鼎病情惡化。住院前，他還叮囑子女把那塊當年準備送給羅哲東的老懷表收好，說是“壓箱底的紀念”。臘月里，他在病榻上合上雙眼，終年八十九歲。消息傳到南京軍事學院，一位老學員站在操場沉默良久，輕聲念道：“百勝難慮敵，三折乃良醫。”這句話，依舊在耳畔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