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否正出現一些19世紀的特征，「列強協調」是否復蘇？

我們是全世界相對最愛好和平的民族，但壯美廣闊的江山卻也是祖宗們從馬背上經年累月攢下的家業，因此在全球，可能只有我們完整的經歷過從“犯我強漢者，雖遠必誅”到“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超長周期，也更明白在每個階段或有的經驗和教訓。所以，當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羅曼·倫金提出：“世界正在展現一些十九世紀的特征，‘列強’回來了。”的觀點，并被長安街知事官方賬號引用發文后，我想我們值得一起從經濟的角度聊聊，當下和19世紀的有哪些相似的現象！

當然在分析前，如果我們從“實力”的角度出發，“反帝反霸權”其實通常是作為近現代“秩序挑戰者”對抗“修昔底德陷阱”時常見的國際定位訴求，屬于一種“次強者團結弱者”的意識聯盟方式，俄羅斯現在去感慨這句話，也說明經歷俄烏沖突，吃光蘇聯老本后，它看起來確實需要在很長一段時間休整，因為當下的局面要是放在“勃烈日涅夫”同志領導下的蘇聯時期，根本就不會去討論所謂的“列強回歸問題”，因為他就是列強，包括今天懂王操作的“委內瑞拉”方案，實際上和“勛宗”的“有限主權論”區別并不大！

而俄羅斯當下繼承的是自沙俄開始的國際雙線戰略，在其“雙頭鷹”策略之下，向東還是向西，如何確定自己當下的角色，這在俄烏沖突尚未結束時，就已經形成了廣泛的討論，在此，我們必須清楚的認識到，西方的國家和歷史傳承并非基于民族，而是基于“頭銜”，這導致西方的邏輯和我們東方總會有些區別，那么，如何看待當下的國際局勢，其實不僅對俄羅斯，對整個西方都意味著下一個80年里應該如何確定自己“叢林中的法則”！

一、什么是列強協調的周期

19世紀的歐洲，核心邏輯是強權主導、利益至上，雖然大家都是親戚，但在生產力進步、市場空間不足、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大家只講拳頭，不講感情！

1815 年維也納會議后至一戰前，英、俄、法、普、奧形成了全球“五強共治”的外交協調周期。他們以應對拿破侖威脅為起點，通過定期會議、外交磋商的方式廣泛協調大國利益、化解沖突、鎮壓“革命”，維護歐洲王朝統治與勢力均衡，其本質是強權主導的排他性寡頭協調，以壓迫殖民地為代價，大國憑實力決定國際秩序、擺布小國命運的一種“餐桌體系”！但隨著資源分配的不均和生產力發展的程度不同，在一戰前各大國矛盾最終陷入了不可調和！

上面的描述熟悉么？2022-2024年，美國拜登政府時的國務卿布林肯多次援引“如果你不在餐桌上，那么你就在菜單上”的表述，其實就是這種強權邏輯的話語體現，大國以實力為籌碼、以地緣利益為目標的零和博弈愈發直接。

此外，19世紀“文明標準”也經常成為列強干涉他國內政的借口，而當下”人權、自由“等話語其實就是其現代版本，當西方大國以人權為名的軍事、政治干涉頻率越來越高時，這一幕與19世紀的強權干涉是多么的相似。同時，當下保守主義的復興與19世紀的保守主義回潮也基本一致，甚至英德貿易戰、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世界性金融危機、金本位浪潮、殖地經濟邏輯、火車革命等你都能在這幾年找到相似的版本。

二、當下是列強協調周期么？

但認為當下處于“列強協調”周期的前兆，但并未真正復蘇，僅呈現出碎片化的協商跡象，與19世紀的“歐洲協調”有著本質區別，因為“當世日不落帝國”的能力還不能維持其一極超強的地位，并且，當下西方國家缺乏核心目標，在經濟上也處于鼠尾難顧的局面、甚至北約體系都失去了開始時的意義。

我們看到，19世紀的“歐洲協調”源于擊敗拿破侖的共同威脅，英、俄、法、普、奧五國通過定期會議、外交磋商，主動化解沖突、維護王朝統治，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協調機制，即便后期動力減弱，也能在沖突后通過協商控制規模。而當下，大國之間并不存在共同的致命威脅，核恐怖平衡消除了大國全面軍事沖突的可能，在俄羅斯衰弱后，軍事上西方已經失去協調所需的堅實基礎，而我們目前核心還是在經濟方向，對于西方這套爭霸邏輯不太感興趣。

此外，雖然G7、G20等機制類似19世紀的會議體系，還遵循著“大國一致原則”，但這些機制內部分歧嚴重，美國的“交易型霸權”使其頻繁背離協調原則，將盟友視為“付費客戶”，這導致由其自己創建的國際秩序組織體系已經傷及根本，如果找不到共同目標，就無法形成真正的協同。

此外，這里要補充一個觀點，特朗普曾經提出過一個想法，主張由美、中、歐、俄、印等組成新的“C5”體系，但當下五大國在社會結構、政治體制、發展水平上的差異遠超19世紀的歐洲五強，內部利益更是難以調和，協調動力嚴重不足。更重要的是，19世紀的“歐洲協調”以壓迫殖民地、半殖民地為代價，而當下發展中國家的崛起打破了大國壟斷，任何協調都無法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訴求，這也決定了“列強協調”難以重現。

三、當下全球地緣、經貿、金融格局與19世紀的相似性

在地緣格局上，19世紀歐洲五強并立，奧斯曼帝國屬地的動亂成為該體系不穩定的導火索，當下中東、拉美、歐洲地區的戰亂與動蕩，與19世紀的區域失衡其實差不多，大多都是為了人口、市場、資源和貿易卡點，明面上都是求安全空間、本質上還是為了解決經濟發展的內部問題！

同時，19世紀列強爭奪殖民地與勢力范圍，當下大國則圍繞地緣戰略空間展開角逐，俄羅斯反對北約東擴、美國推行“西半球戰略”，本質都是對地緣利益的爭奪，與19世紀的地緣博弈邏輯一致，都是基于實力的生存環境爭奪。

而在經貿格局上，兩者均存在全球化與保護主義的博弈，且大國主導貿易規則的特征更為明顯。19世紀工業革命推動全球貿易擴張，英國憑借工業優勢主導全球貿易體系，但以德國、美國為首的新興工業國，為了保護本土產業，就不斷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最后導致英國在市場不對稱競爭下，開始失去相對競爭優勢，最終也開始建立起了貿易壁壘（帝國特惠制）。

而在金融領域，19世紀英鎊憑借英國的經濟、殖民優勢，成為全球核心儲備貨幣，主導國際金融秩序。而當下美元仍是全球核心貨幣，美國憑借金融霸權掌控全球金融體系，通過貨幣政策調整收割全球財富。

同時，19世紀各國圍繞黃金定價展開激烈的博弈，當下則除了這個外，還在貨幣國際化、金融監管規則、新興貨幣等領域展開競爭，大國金融博弈的本質均是爭奪金融定價權。此外，19世紀金融動蕩的傳導范圍有限，而當下資本的跨國流動使得金融失調的連鎖反應愈發明顯！

綜上，當下世界確實呈現出強權邏輯回歸、大國博弈加劇等19世紀的特征，但“列強協調”并未復蘇，僅存在碎片化的協商跡象。當下全球地緣、經貿、金融格局與19世紀的相似性，主要是權力結構與博弈邏輯的表面呼應，從歷史看，本質差異則體現在：核平衡改變了大國沖突模式、發展中國家崛起打破了大國壟斷、經濟相互依賴成為協調的潛在動力、復雜的全球性問題倒逼大國合作。這種“似是而非”的格局，既不算歷史的簡單重復，也不是全新的秩序重構，而是舊有強權邏輯與新型全球治理需求的碰撞與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