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岳：打破西方敘事，中國應塑造自身“法律樣貌”

IPP評論是國家高端智庫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臺。

導語：

當地時間1月29日，巴拿馬最高法院以所謂“違憲”為由，裁定香港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在巴拿馬運河附近經營的兩個港口特許合同無效。對此，中國外交部回應指出，該裁決有悖于巴拿馬方面此前依法批準相關特許經營權的法律基礎，企業將保留包括訴諸法律程序在內的一切權利。這一事件，再次凸顯出中國企業在拉美地區遭遇的地緣政治及法律風險。

多年來，中國已深度融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如今每年與該地區的貿易額超過五千億美元，國有企業和龍頭企業廣泛參與當地電網、電信網絡和礦業等關鍵領域建設。借助“巴拿馬運河港口事件”，美國特朗普政府在西半球削弱并排擠中國資本與企業存在意圖不言自明。未來，美國很可能繼續通過經濟、政治施壓或是排他性協議，迫使拉美國家在中美博弈中的“選邊站”。

在此形勢下，中國企業應如何從涉外法治角度出發，通過法律手段塑造更具可預期性的制度環境、保護海外利益？如何理解拉美國家在大國博弈中的現實處境？以上問題正成為“出海”熱潮下中國企業亟待回應的重要課題。

近期，在IPP舉辦的“全球產業鏈重組與企業國際化戰略”研討會上，香港教育大學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黃岳博士以“特朗普2.0時代：中國在拉美的法律樣貌、現狀與發展路徑”為題，對上述問題作了系統闡釋。

黃岳

香港教育大學國家安全與法律教育研究中心 助理教授

近年來，中國跨國貿易面對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中國企業資本走出去所遭遇的政治風險。

在2014年之前，我們主要考慮的還是私人主體是否履約、會不會引發資金周轉或稅務等商業風險。但現在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哪怕已經有了完善的合同體系，我們仍然可能會遭遇一些“外部影響”或“不可抗力”的政治因素。這部分風險已經難以通過商業安排來吸收，常導致合同目的的落空。因此，我們開始逐漸意識到：規制風險與政治風險，可能會直接導致國際投資的失敗，是必須嚴肅對待的關鍵變量。

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拉美在傳統上常被視為一個政治不確定性較高的地區。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種不確定性？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通過對拉美投資，可能會遇到哪些法律問題？以及在中美全面競爭的背景下，中國法律在對外投資風險治理方面可能會朝哪個方向發展。

工人們在巴拿馬運河巴爾博亞港裝載貨物。圖源：AP

一、拉美對“外來規則”的警惕

我曾參與過一次與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的合作協議洽談。在過程中，一位拉美頂尖法學院的院長竟然公開表示：“簽署備忘錄對我不構成約束力，個人信任才算數”。

這種沒有契約精神的表態，乍聽起來非常荒謬，但現在回頭看，我越來越能理解這種做事風格背后的邏輯：為什么他會不把“紙面上的協議”當作真正的約束？

其實，這背后與他所感知到的、對方所呈現出來的“法律樣貌”息息相關。換句話說，一國的法律，呈現出的是一種友好、可預期的形象，還是一種更偏向威懾的形態？這種感知，實際上會深刻影響對方的判斷與決策。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想引入一個案例，作為討論的“引子”：

1825年，英國曾向墨西哥提供貸款，用于開發墨西哥的銀礦。合同條款里有很多看起來非常“友好”的條文，比如“友好協商”、“共同發展”等。然而，當墨西哥因經濟危機無法還款時，倫敦的報紙立刻把墨西哥描述為“不守信用的野蠻人”。于是在此后倫敦的仲裁體系中，便逐步確立了一個原則：主權國家必須無條件履行其對外國投資者作出的承諾。

19世紀中后期，英國、法國等國多次以保護債權人與投資者為由，對拉美國家施加軍事與外交壓力（典型如委內瑞拉、阿根廷、墨西哥）。

當然，如果只看“條文”本身，“還款”可以被理解為國際法中的一種信用義務。但如果把它放回歷史背景，就能理解為什么不少拉美國家并不認可“無條件履行承諾”。因為對于他們而言，這往往是一種政治強權運作的方式，即：通過污名化投資對手來實現經濟霸凌，并借此確立不平等的交易規則。

今天，中國企業大量“出海”，拉美已經成為中國非常重要的投資地區。由于在前面所述的那段歷史記憶，對方會不會產生一種聯想：兩百年后，中國人變成了“新的英國人”？

也正是在這種聯想下，我逐漸理解：為什么一些拉美伙伴對于寫在字面上的承諾，往往有一種近乎本能的恐懼感——他們擔心中國背后是否有強大的經濟和法律力量，準備在某一天對他們進行“霸凌”。

二、跨國貿易中，法律的三個信號

這正是我今天想分享的核心問題。因此，我把今天分享的主題概括為：在特朗普2.0時代，中國在拉美的“法律樣貌”如何被重塑。這種“重塑”不僅僅是外部世界對中國法律形象的重新認知，更關乎一個強勢經濟體在全球擴張過程中，如何塑造自身的法律形象。

接下來，我將做一個簡要的理論鋪墊。我提出了一個命題：在跨國互動中，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是“信號功能”。因為一國的國內法在另一個國家并不能直接產生效力。那么，別的國家怎么看待你的法律？

正是通過法律所傳遞出的信息：你有多強的國家意志，以及你傾向于如何使用這些法律規則。從這個角度看，國家通過法律主要傳遞三種信號：

第一種信號：戰略意圖的信號。什么叫戰略意圖？比如我們在簽署雙邊投資協定（BIT）時，會承諾征收必須給予補償，并提供充分救濟。這種承諾的背后，實際傳達了一種政治意愿：我會以負責任的方式在你的國家投資，而且我有強烈的政治意志去保障投資者的權益。

第二種信號：可信承諾的信號。簽署條約的意義不僅在于“我要求你怎么做”，更重要的是“我愿意用條約約束我自己”。當國家作出國際法承諾時，釋放的信號是：我和你將共同受到我們簽署的雙邊文件的約束，即便我們之間存在國力差距。

第三種信號：威懾的信號。所謂威懾，就是明確傳達：如果我受到不公正對待，我有一系列法律手段可以對你的利益進行限制，甚至打擊，從而要求你嚴格遵守雙方約定。

烏拉圭東岸共和國總統奧爾西2月1日抵達北京，開啟對中國的首次國事訪問。烏拉圭代表團將訪問北京和上海，聚焦貿易、農業、物流和科技等領域，計劃簽署數十項協議及備忘錄。圖源：新華社

以上就是 “法律信號”理論框架。這個框架是由哈佛大學的Ryan Goodman提出，我在這里把它作為接下來討論的理論基底。

其實這一點，從馬克思主義法理學中也可以找到清晰的依據。在馬克思主義視角下，法律本質上是國家意志的體現。我們談到法律時，支撐它的并不是條文本身的力量，而是國家的強制力。當這種強制力延伸到域外時，我們會發現：條約本身就是國家利益博弈的一種形式。例如，誰來定義什么是“管制性征收”、什么是“間接征收”？誰掌握了定義權，誰就能在談判中占據更有利的位置。

進一步來說，解釋權意味著主導權。在締約過程中，表面上雙方是平等的，但實際上，誰掌握了締約過程中的定義權與解釋權，誰就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主導雙方后續法律互動的關系。

最后，強勢的一方甚至可以決定呈現給對方怎樣的法律印象。以雙邊投資協定（BIT）為例：它既可以展現出一種更具侵略性、控制力更強的姿態，也可以選擇展現一種更加理性、協商的態度，表達出對對方“對等尊嚴”的尊重。此類選擇，恰恰是強勢一方所擁有的空間。

三、中拉互動中的三種關系

中國當前的對外投資主要流向亞洲、拉美以及非洲等地區。毫無疑問，中國在許多場景下處于更強勢的一方。就拉美而言，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幾種互動的“樣貌”：

第一種：伙伴關系——合作博弈。比如推動共同的本幣結算、共同制定規則，在這些規則框架下實現互動，并期待形成雙贏。

第二種：競爭博弈。競爭的主要對手是誰？主要是西方國家。尤其是在被稱作“美國后院”的拉美地區，這一點體現得尤為明顯。在這里，美資企業與中國企業進行的是全方位的競爭，雙方背后都通過國家層面的戰略意志為企業提供支撐。例如，在秘魯的礦權競爭和巴拿馬運河相關議題上的競爭，雙方往往呈現出直接對手的關系。

第三種：對抗博弈。也就是說，在法律形象的確立上，當美國已經非常明確地將拉美視為“后院”，并據此塑造一種特定的法律關系時，中國要如何運用法律工具來對抗美國的影響力——這就上升為國家之間的對抗博弈。

秘魯外貿和旅游部3日發布公告說，2025年該國貨物出口額達900.82億美元，比前一年增長21%，創歷史新高；其中對中國出口額增長超30%，成為秘魯全年貨物出口增長的重要驅動力。圖源：路透社

因此，如果我們將“中拉法律關系互動”的總體背景放在一起看，我們會發現這三種層次的博弈是同時存在的：它們分別發生在不同的層面——企業層面（與西方企業的競爭）、產業與規則層面以及國家層面（影響力與法律工具的對抗）。

中國需要做的，可能就是在這三種博弈交織的過程中，決定要向拉美呈現出怎樣的“法律面貌”。

四、拉美法律觀念的歷史脈絡

從歷史的角度回顧西方法律在拉美的呈現，我們需要追溯到西班牙殖民時期的做法。我舉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1573年，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King Philip II）頒布了《西印度群島法》（Leyes de Indias），其中一條就提出：印第安人因其“野蠻天性”，需要接受文明教化。他這里使用的表述是“野蠻人”。這意味著“你低我一等”——這里說的不僅是發展程度低，還包括在人格上低一等。

因此，這部法律要確立的核心就是身份的等級化。如何貫徹這種等級化呢？比如規定：印第安人不能擁有土地所有權，只能擁有使用權；印第安人不能從事貿易，只能從事勞作。在這里，印第安土著不是一個真正的法律主體，而更像是一個法律的“客體”。

也正因如此，當今天西方把中國稱為“新殖民主義”時，其隱含的敘事實際上是：中國在投資時，將會剝奪當地人的法律主體地位，甚至剝奪當地國家作為法律主體的地位。這是一種基于西方自身歷史經驗，但試圖套用到中國法律形象上的隱喻。

那么回到先前，拉美對西方的“回應”是什么呢？我們就要講到拉美的獨立運動。1818年2月12日（查卡布科戰役周年）智利宣告獨立時，有一項非常關鍵的主張：美洲人民宣布自己是平等的自由人，有權制定自己的法律，建立自己的政府。它傳遞的信號是什么？就是：我是一個主權者，而不是殖民地；我和白人是一樣的；我擁有生命、自由、財產等天賦權利；而且，我不僅要遵守規則，我還要參與制定規則。

當然，這只是拉美人的視角；它能否獲得國際承認，在當時或許非常困難。但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便能理解拉美人形成的一種傳統：他們會把外來的法律規范視為一種帶有等級意味的規范——而他們要做的，是突破這種規范，在重新定義的“平等地位”上與你交流。

再往后看英國的做法。1824年，發生了一家英國銀行向阿根廷提供貸款的

所謂的“巴黎銀行案”。通過這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英國如何用“合同自由”和所謂“文明人的法律制度”，來包裝并掩蓋其對拉美的掠奪。這個故事大概是這樣的：

第一，英國的這家銀行向剛獨立的阿根廷貸款100萬英鎊，名義年利息是6%。表面看，這似乎是一個相對“友善”的約定，但實際上，這筆貸款的票面價值是100萬英鎊，但實際發行價只有85%——也就是說阿根廷實際到手的只有85萬英鎊，但卻要承擔按100萬英鎊償還本金的義務。

第二，這筆貸款的用途被嚴格綁定：只能用來購買英國商品。等于把阿根廷通過貸款綁為英國產品的銷售市場，而當時英國商品的價格比美國貴約30%，于是資金實際上又回流到了英國。

第三，制度層面上還疊加了金本位安排：還款必須用英鎊。可當時阿根廷出口賺得主要是美元和法郎，這意味著阿根廷還要額外承擔兌換成英鎊的匯率風險。

后來，到了1827年，阿根廷因為戰爭發生違約，英國立即將其描述為“野蠻國家”：背信棄義、不配享有主權。隨即在倫敦的仲裁庭上，判決阿根廷必須承擔懲罰性利息，認為其必須為違約承擔相應責任。

通過阿根廷的案例以及前面提到的墨西哥銀礦案件，我們會發現一個反復出現的現象：對于拉美國家來說，外部強權往往通過“契約”或“約定”的形式，形成某種“通過約定進行經濟霸凌”的結構。

那么，拉美國家的反擊又是什么呢？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資源，就是所謂的“卡爾沃主義”（Calvo Doctrine）。做國際投資的律師與學者通常都非常熟悉：1868年，阿根廷法學家卡羅·卡爾沃提出要重構“文明國家”的定義——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文明”，并不在于你“拳頭”有多大，而在于你能否尊重主權平等與本地救濟（即爭端應首先在東道國本地司法體系內解決）。

隨后，1889年的《蒙得維的亞公約》（Montevideo Convention）明確了三個原則：

第一，外國人不能享有“超國民待遇”；

第二，禁止以武力追討債務；

第三，爭端必須通過東道國法院解決。

當然，這套理想并沒有真正得到貫徹。因為美國的“門羅主義”很快讓美國取代英國，成為所謂拉美的“保護者”。表面上，美國的宣示聽起來很美好：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歐洲列強不得干預。

這聽上去仿佛是要將歐洲對拉美的霸凌趕出去。然而，到1904年，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提出了門羅主義的擴展——“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如果拉美國家“行為不當”，美國就可以行使“國際警察”的權利進行干涉——也就是說，美國從“保護者”轉向了“警察”。

圖源：Wikimedia Commons

以巴拿馬相關事件為例，美國以“支持民族自決”等名義介入，聲稱巴拿馬人民渴望自由；同時又以所謂“平等協商”的方式施壓，本質上是利用國家實力，迫使對方作出符合美國利益的選擇。在1903年的巴拿馬獨立事件后，直到1921年，美國向哥倫比亞支付了2500萬美元，并稱這是“人道主義賠償”。

換句話說，美國并不認為自己促成巴拿馬與哥倫比亞分離是違法的，也不認為這是侵犯主權；它把這一行為包裝成基于道德關懷的“善意給付”。這也在法律敘事上確認了，美國可以在自己的“后院”為所欲為。

拉美并非沒有作出反擊。1938年，墨西哥試圖推動石油產業國有化，英美媒體很快將其污名化為“共產主義代理人”。墨西哥隨即采取了法律策略，其中包括：

第一，墨西哥修改了憲法第27條，強調國家對地下資源擁有原始所有權。

第二，墨西哥并沒有把它表述為“沒收外資、收回主權”，而是強調這是民族資源，要捍衛民族資源、捍衛主權。

第三，推動在聯合國框架下獲得承認，例如1962年墨西哥推動“自然資源永久主權”相關宣言，以確認發展中國家對其資源與發展道路的自主權。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拉美國家在反擊發達國家，特別是在反擊美國影響力時，也在努力塑造自己的“法律樣貌”。這種樣貌并不僅僅是保守的民族主義，而是訴諸憲法、訴諸發展權利、訴諸更廣義的正當性敘事。在我們今天討論中國對拉美投資時，也應理解：拉美對外來力量的敘事延續，往往就在這條歷史脈絡上展開。

再往后，在主權政治與冷戰框架下，二元對立變得更為明顯。1947年的《美洲互助條約》（即“里約條約”）試圖確立一種劃分：到底是“文明國家”，還是“共產主義國家”？判斷標準之一，正是你是否加入并接受美國所主導的互助體系。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發現其技術路徑非常清晰：二元框架最便于貼標簽、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其做法之一就是：你不聽美國的，美國就污名化你，例如將智利政府、危地馬拉政府等稱為“共產主義政府”。與此同時，美國還可以在新建立的“反共產主義”條約體系中，把自己的商業利益包裝為意識形態之爭，從而獲得更強的動員與干預正當性。

我們現在再看：拉美在面對美國要求其配合、限制中國投資的過程中，依然會被拉回到一套熟悉的話語框架里——中國是不是一個尊重人權的國家？是不是一個所謂“民主國家”？是不是一個“文明國家”？這套話語至今仍在被反復使用。

到了“華盛頓共識”的階段，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附加條件或貸款安排，拉美國家再次被置于一種被動位置：必須“開放改革”。“開放改革”表面上是一種意識形態判斷，但它背后的實際要求往往是：開放國有企業、開放資本賬戶，并允許西方資本進入。這樣的“法律—政策”敘事未必總是成功，甚至可能導致經濟崩潰，但它體現的是一種典型機制：把經濟利益包裝成政治與價值判斷——因為“法律的樣貌”在這里決定了你能否排除對手。

五、特朗普2.0給中拉合作帶來的挑戰

進入“特朗普2.0”時代，我們會發現它既有歷史的延續，也有獨特的表現。

特朗普在2025年開啟第二任期后，強調要進一步構建一種“反對中國新殖民主義”的敘事，試圖把中國與歷史上的西方殖民主義重新勾連起來。這一點與拜登時期美國政府的批評重點有所不同：拜登時期對中國的批評更多是將中國視為“尚未符合既定規范的國家”，集中在“人權問題”、“非市場經濟問題”等，要求中國進行市場化轉型；而在特朗普這里，他把中國包裝得更像19世紀的英國——強調中國會“脅迫”拉美國家，侵犯其經濟主權，危害其經濟獨立。

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大肆推行“唐羅主義”，進一步加強了對拉美地區的控制。圖源：Getty Images

特朗普上臺后，大體可以看到幾類更具操作性的做法：

第一，通過制度與條款設計，強化“選邊站”的壓力。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美墨加協定（USMCA）相關條款（核心邏輯是把中國標定為“非市場經濟體”）：如果成員國與“非市場經濟體”簽署自貿安排，可能觸發退出機制。這不僅傳遞了“你要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信號，還帶有一種帶貶義的暗示：將中國貼上“非市場經濟體”的標簽，并進一步暗示：如果你與中國合作，就等于背叛美國/西方陣營；后果就是與美國貿易關系中斷或受限。

舉個更具體的例子：2024年，比亞迪計劃在墨西哥投資。美國首先就提出，鑒于美墨加協定（USMCA）的相關安排，需要重新審視——你是否因為與中國存在某種約定，而不再符合自貿協定的規定。與此同時，美國還會進一步施壓，強調中國投資可能影響整個北美產業鏈的安全。在這種審視與威脅并行的壓力下，比亞迪最終決定將投資轉向巴西。

第二，所謂“次級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的威懾邏輯。只要拉美與中國的銀行體系或關鍵供應鏈體系發生合作，就可能被納入制裁框架。例如，被歸入“支持威權主義”等名單與敘事中。這種做法在限制中國與委內瑞拉合作，進而影響中國在拉美投資時，經常被引用。

第三，“債務陷阱”敘事的持續蓄勢。將中國投資描述為可能導致系統性掠奪，從而在政治與輿論層面削弱拉美國家與中國合作的正當性空間。

在這些壓力之下，拉美國家的反應是什么？

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國家在玩一種“戰略模糊”的游戲：一方面，他們聲明“在價值觀上我與美國一致，我是西方陣營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們又向中國展示“我是務實的貿易伙伴”，例如表達支持“一帶一路”倡議、支持“去美元化”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阿根廷：政治姿態上，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常被認為是典型的“川粉”（特朗普支持者）；但在對外經濟與貿易層面，又與中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這正體現了拉美在多重壓力下的策略性搖擺與模糊。

我認為，這種現象并不僅僅發生在阿根廷。巴西總統盧拉、智利總統博里奇等拉美領導人，也經常表現出類似的兩面性。例如，2023年博里奇訪美時公開表態，表示要與美國共同捍衛民主價值；但三個月后，他又訪問中國，并簽署了一個約50億美元的鋰礦協議。

拉美這些做法是否就是所謂的“東食西宿”——兩邊都要，最大化利益？或許未必只是出于戰略利益的算計。更深層的原因在于：拉美長期處在西方大國所呈現的多樣化“法律樣貌”之下，它必須不斷思考中國隱藏的政治意圖到底是什么？中國是不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會不會成為一個新的，把拉美視為“后院”的強權？還是說，雙方能夠產生一種不同于歷史經驗的、新型關系？

當地時間2月3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哥倫比亞總統佩特羅在白宮舉行會晤，兩人相談甚歡。而佩特羅此前曾多次批評美國把拉美當作“毒品戰爭前線”和“安全緩沖區”。圖源：路透社

因此，我認為中國今天面對的“法律樣貌”挑戰，至少體現在三個層面：

首先是歷史投射。中國企業在“走出去”時，往往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在拉美看來，中美兩國都擁有足夠的力量、意志和資源，可能成為帝國主義國家。他們擔心的問題是：中國會不會回到19世紀英國那種路徑，激活拉美的殖民記憶？比如，通過貸款控制基礎設施，再通過基礎設施控制資源，進而形成對國家的控制？這種壓力恐怕不是中國簡單解釋“我們承諾不會這樣做”就能緩解的。

第二個問題是所謂的維權悖論。中國企業常常覺得自己很“冤”：投資過去后，動不動就被國有化；勞工法對勞工利益的保護被認為過度；罷工造成巨大損失；甚至國有化后資產拿不回來。按理說，簽署了雙邊投資協定（BIT）后，你應當能夠將爭端提交仲裁解決，但即便如此，對方仍然可能覺得你是在通過仲裁手段“威脅”他們。為什么會這樣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拉美人聯想到：倫敦的仲裁庭當年是如何與拉美“做生意”的。在條文上，仲裁當然可以嚴格依據條款裁決，但拉美人可能會認為，條文本身就是你憑借經濟優勢對我進行霸凌的工具。

為了應對這些情況，中國企業往往采取“兩條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走仲裁/爭端解決程序，另一方面在本地進行政治游說。但你會發現，仲裁這條路常常“作用不大”，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對方認為程序時間很長，他們未必配合，而且由于中國是大國，他們可能覺得你在“欺負我”。第二，即便你決定持續推進爭端解決，也會遇到現實困境。你很少能完全由中國律師全程主導、包攬一套完整的國際爭端程序，最后往往還是在一個被認為“由美國人控制、按美國程序運作”的框架下推進。這反而會加劇不信任：你看，你還是在美國人控制的體系里，用美國人的程序來對付我。

但如果你選擇不維權，另一個問題便隨之而來——對方可能會覺得，那繼續國有化，反正中國也無計可施。所以，挑戰就在于此：你既要維護正當權益，又要避免被負面解讀為回到19世紀的“列強邏輯”。

第三個挑戰是所謂“模式”層面的挑戰：如何定義中國模式。在中國自身的敘事中，我們常把對外投資理解為“一帶一路”等框架下的新型國際發展模式——一種擺脫西方主導的經濟自主路徑。

但如果我們查看過去幾十年的英文文獻，西方對“中國模式”的解讀往往偏向負面，甚至已經形成一套精煉的、有一定學術界共識的概念體系。例如：“監控資本主義”、“數字殖民主義”以及“開放型威權主義”。這些概念通常被宣稱為“學術中立”，但問題在于：面對這些已經使用了多年的標簽，并且配套了豐富理論體系的敘事，中國有什么概念可以去對沖它們？

我們常提出的并不是與之對等的“概念”，而是“一種愿景”，即“我們要做什么”。但當你面對西方，或面對拉美國家解釋自身行為模式時，你會發現，那些已經流通多年的判斷早已內嵌在他們的認知中，并且配套著一整套敘事與理論。這點很現實，我們很難在英文中找到一個全部正面意義的短詞組來描述“中國經濟模式”，幾乎在所有這些詞組中都會夾帶一個負面詞，例如，“自由化”往往會接上“專制主義的自由化”或“被控制的自由化”等等。

這意味著，我們還沒有建立出一種真正能夠被信任的“法律樣貌”。你到底帶給拉美人的中國法律是什么？你到底是在輸出一種什么樣的“資本主義”？是“技術資本主義”、“監控資本主義”，還是另一種東西？我們還沒有把這一點說明得足夠清晰。

六、如何塑造中國的“法律樣貌”？

基于這種情況，我個人認為，我們可能需有五個塑造“法律樣貌”的目標：

首先，我們要成為區別于西方世界的“主權合作者”。換句話說，我們不是要用經濟霸凌來取代對方的主權判斷——要反對19世紀英國式以及20世紀初美國式的壓制對方主權、壓制對方法律人格的形象。

在這里，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是所謂的監管權保留。特別是當東道國因公共政策調整時，這種調整不應輕易被認定為“間接征收”。因此，在雙邊協議里，尤其是在勞工標準、環境標準、公共衛生標準、金融監管標準等方面，可以明確這些政策領域的調整不受仲裁管轄。

當然，這樣做可能會引發擔憂：投資后，對方會不會濫用這些標準，實施事實上的征收？但如果想樹立一種“尊重主權”的法律樣貌（這一部分恰恰也是我們當年吸收外資時所希望對方尊重我們的地方）就有必要這么做。而且我們也要看到：投資仲裁條款未必能真正發揮作用；你真正能發揮作用的，往往是后面我會提到的——你要讓規則進入這些國家，形成某種共同的、相似的規則體系。

第二，成為負責任的投資者。這一點我們講得很多：企業投資過去后，要尊重當地文化與制度安排，建立溝通與協商機制。

第三，我認為要推動示范法，把我們對規則的理解輸出到這些國家。這種輸出可以是“潤物細無聲”的。

我們在數字領域經常講一個笑話：數字領域里，大家用得最多的“示范法”往往是歐洲的（類似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這樣的規則體系）。為什么歐洲標準能被廣泛采用？就是因為它的法律樣貌很好。那么，我們能不能也以一種不被視為威脅的方式，把我們對規范的理解輸出，讓拉美國家更愿意主動擁抱與接受？這可能是我們需要做的一件事。

第四，繼續堅持平等伙伴的定位，而不是附加政治條件。尤其要把政治條件與商業規范區分開來，避免把經貿合作完全價值化、陣營化。

第五，成為可信的承諾者。要定期回頭檢視我們對拉美的承諾能不能實現。可能部分人覺得“簽諒解備忘錄（MOU）”最重要，簽完以后執行就慢慢來。但實際上，承諾必須是可落實的、能讓對方獲得“收獲感”的。這樣，你的法律樣貌才不會是“開空頭支票”。

*以上內容由編輯根據嘉賓現場發言記錄整理，內容有所刪減。

黃岳教授在研討會上發言。

研討會現場。

IPP評論熱門文章

關于IPP

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個獨立、非營利性的知識創新與公共政策研究平臺。IPP圍繞中國的體制改革、社會政策、中國話語權與國際關系等開展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礎上形成知識創新和政策咨詢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IPP的愿景是打造開放式的知識創新和政策研究平臺，成為領先世界的中國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