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辛亥革命

◎矗立于武漢辛亥革命紀念館之前的孫中山銅像

這座矗立于此的銅像含義很深。孫中山與武昌起義并無直接關系，也沒有參與鄂軍都督府的建立，但之所以將孫中山的銅像矗立于此，是為了說明武昌起義的精神領袖是孫中山。

現行關于辛亥革命的主流歷史敘述是1920年代國共合作推動北伐戰爭期間形成的，得到國共兩黨的共同認可，而且，對歷史的這種共識也正是兩黨合作的基礎之一。所以，時至今日，盡管海峽兩岸的意識形態截然不同，但關于辛亥革命過程的歷史敘述卻大同小異。

這種歷史敘述實際上也是一種勝利者的歷史敘述（因為“北伐”的勝利使國民政府成為戰勝北洋政府的勝利者），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切勝利者歷史敘述的特點：

（1）夸大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

（2）夸大對手的罪過；

（3）對于對手真正的技術上的失誤予以漠視。

于是，在關于辛亥革命的歷史敘述上，我們就能看到這樣的景象：一律先從孫中山成立興中會講起，將辛亥革命視作是自1895年興中會成立以來，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黨不懈努力的邏輯結果。對于武昌起義前同盟會內部四分五裂和武昌起義的自發性則盡量不提。對于革命后，為何政權最終落到了袁世凱手里，則歸結為袁世凱的奸詐和革命黨的幼稚，指斥袁世凱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成果。進而甚者，對這場革命作出矛盾不堪的評價：先勝而后失敗！

這種敘述存在的主要問題如下：

（1）夸大了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的作用，把這場實際上已不在他們掌握中的革命硬性安排在他們的名下，自然就無法解釋何以袁世凱最后成為形勢的主宰者。

（2）夸大了清王朝和袁世凱的罪過，無意中掩蓋了革命發生的真實原因和袁世凱最終能掌握政權的真實原因，也掩蓋了革命黨失敗的真實原因。

（3）對于清王朝晚期施政方針缺少技術性的總結，沒能從一個政權的倒臺過程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勝利者撰寫的歷史存在這樣的問題在所難免，因為他們撰寫歷史時，還身陷于歷史的漩渦之中，歷史是他們革命合理性的論證，自然要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然而，一百年過去了，當時的革命者已成為真正的勝利者，角色已由革命者轉變為執政者，對他們來講，歷史的主要作用已經不再是論證自己革命的合理性，而是在承認這種合理性的前提下，為自己長治久安的執政提供有價值的參考，這時他們便會以更為客觀的眼光看待被自己推翻的反動政權：清王朝、北洋政府，更多地從這些失敗的執政者身上吸取教訓。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們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展開對于這場革命的重新思考的，希望我們的思考能夠更加真實、全面、客觀。

1 孫中山和同盟會不是辛亥革命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

自1895年成立興中會到1911年武昌起義前十七年間，孫中山組織領導了十余次起義，均遭遇失敗，離武昌起義最近的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起義是1910年4月27日廣州黃花崗起義。到武昌起義前夕，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已經分崩離析。武昌起義完全是由武昌新軍中的革命黨人自發舉行的，在組織上與孫中山和同盟會并無直接關系。其后發生的各省的響應武昌起義的“獨立”風潮，雖然也有不少同盟會員參加，但那幾乎全是個人行動，而非同盟會總部統一安排下的有組織的活動，孫中山本人也是通過國外的報紙，而不是內部的渠道得知國內發生了革命的消息的，而且在革命后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孫中山和各省的“革命者”之間并沒有建立起組織上的聯系。

上述事實說明，以武昌起義為起點，得到全國各省響應，最終導致清帝遜位的辛亥革命，實際上不是由孫中山和同盟會領導的，既然孫中山和同盟會不是革命的領導者，那么在革命后的權力瓜分中最終落敗，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

◎黃花崗起義七十二烈士墓

1911 年 4 月 27 日 下午5時30分，黃興率120余名敢死隊員直撲兩廣總督署，發動了同盟會的第十次武裝起義——廣州起義。其中有72位烈士的遺骸由潘達微等出面收葬于廣州東郊紅花崗。潘達微并把紅花崗改名為黃花崗，因而這次起義被稱為“黃花崗起義”。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位于廣州市先烈路。1918年，愛國人士和海外華僑為了紀念這次起義的死難烈士，捐資修建了黃花崗烈士陵園。

2 革命黨起的實際作用是什么

盡管孫中山和同盟會不是辛亥革命的實際領導者，但他們對革命是有重大影響的。

首先，孫中山和同盟會的長期活動，深刻地影響到了后來的新軍軍官和士兵，這些人的革命理念是來自孫中山與同盟會的。其次，各革命團體都把孫中山看作是革命的精神象征，都號稱是在孫中山的領導和感召下革命的。最極端的例子是武漢的革命黨人孫武，他原名孫葆江，是武漢人，和孫中山沒有親戚關系，他所參與組建的共進會，其實是不滿孫中山的革命路線，獨立于同盟會之外另建立的組織，可他為了提高號召力，卻改名為孫武，對外謊稱是孫文（中山）的弟弟。

正是由于孫中山具有這種革命的象征符號的作用，所以，在革命發生初期，各省分散的革命力量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達成共識，以這個符號式的人物充當他們共同的領導者——臨時大總統。但符號終究只是符號，當大局已定，真正能掌控局面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便順理成章地取代了孫中山。

3 孫中山領導的革命起義為何總是失敗

在武昌起義之前，孫中山領導過十余次起義，為什么都失敗了呢？

這主要是兩方面原因導致的：一是客觀情勢方面的原因；二是主觀的技術路徑選擇方面的原因。

先說客觀情勢方面的原因。任何革命，總是由少數革命者率先發起的。孫中山把人分成三種：先知先覺、后知后覺、不知不覺。他認為他本人和革命黨人就是先知先覺者，這種人占人類總數很小一個比例。那些頑固的反動者和一些智力上的殘障人士都可稱為不知不覺者，這種人也是人類中的少數，對這種人再怎么教化也是無用的，只能用暴力手段從肉體上消滅。最大多數的是后知后覺者，就是廣大的智力正常，但認識問題稍微晚一些的群眾。革命就是要由少數先知先覺的革命者動員起最大多數的后知后覺者，才能取得成功的過程。

由于他們是先知先覺者，而且是少數，所以在他們剛開始鼓吹革命、組織起義時，就沒有多少人理解他們，更沒有人追隨響應他們，也就是說，在客觀上，沒有出現一呼百應的情勢。所以，他們的起義很容易被鎮壓，流于失敗。這恐怕也是很多先知先覺者共同的命運，思想上的先知先覺者，很可能就意味著是行動上的失敗者。

第二個問題是革命的具體路徑選擇問題。

孫中山要革命，不能一個人革命，也不能只靠著楊衢云、陸皓東、陳少白三位好友去鬧革命，他得想辦法動員起一大幫人跟他一起去革命，動員誰呢？

在孫中山下決心以推翻清政府這種革命方式來改造中國的時候，李鴻章、張之洞這些開明派官僚是不會卷入革命的，他們是高官，聰明能干的慈禧太后讓這些同樣是出類拔萃的官員們覺得大清王朝是有希望的，能在清王朝的權力框架內解決一切中國面臨的問題。孫中山不是沒有動員過他們，筆者不是指1894年孫中山給李鴻章的上書，而是指1900年在北方出現義和團動亂時，孫中山與李鴻章通過中間人談判，策動兩廣獨立的事件，那次李鴻章已經有些動搖了，只是后來慈禧太后及時轉向，改變了對義和團的政策，所以這個方案才“流產”了。

那些跟著開明派官僚一起辦洋務的開明思想家何啟、鄭觀應等人（也就是歷史教科書說的早期改良思想家），也是不會跟著孫中山鬧革命的，這些人不是不懂中國需要革命的道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還是來自這些人的啟蒙，但是，這些人不是知行合一的理想主義者，而是首先要過好個人小日子的現實主義者，他們從容地周旋于中國官僚和帝國主義商人之間，過著優哉游哉的安逸生活，革命嘛，作為一種新鮮的理念說一說是可以的，直接投入到可能被砍掉腦袋的血雨腥風中，他們是不干的。

去動員康有為、梁啟超這類讀書人、知識分子呢？同樣是死路一條，那時的知識分子，都是擠在科舉獨木橋上的“高考大軍”，他們所幻想的是一朝中榜，暮登天子堂，靠報效朝廷去兼濟天下。有誰敢和這種不僅要造反，而且要拆掉“科舉獨木橋”的瘋子打交道呢！（順便說一句，筆者對康有為的評價極低，和梁啟超不同，這個人本質上始終就是個皇權主義者，對于世界新潮流，他從來沒有給予真正的理解。）

去動員那些受苦受難、老實巴交的農民嗎？那簡直是天方夜譚，這些祖祖輩輩受慣了壓迫的人，對于外面世界發生的一切懵然無所知，跟這些人去講革命、造反，會把這些人嚇著的，反而會把你當作亂黨交給官府。

孫中山只能去動員這個社會中已經存在的反叛者——會黨。所謂會黨其實是這樣一些政治組織：他們在政府權力管轄不到或無法管轄的領域內，以有組織的暴力行動，維持著某種權力控制關系。由于他們的暴力行為是非法的，所以，在明面上，政府要鎮壓他們，他們也反叛政府。但另一方面，由于他們的存在，也確實替政府做了一些政府想做又無法做的事，所以，政府對他們的存在往往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態度。由于這種半明半暗的存在方式，他們也被稱為秘密社會，在民間的老百姓眼中，這些人是敢和政府對著干的好漢，或者說是橫行霸道，不聽政府招呼的惡棍，總之，這些人是敢犯法、敢殺人的主兒。清末秘密社會很多，存在的形式也多種多樣，比如四川的袍哥，很多就以農村自衛團的形式出現，正常情況下幫助政府催糧要款，一旦本村的糧款負擔不公平了，便以本村父老代表的身份，到政府出頭抗糧抗捐。城市里的秘密社會則經常經營賭博、販毒等營生，或者是維持市場秩序的打手隊伍，比如廣東的三合會、湖南的哥老會就是如此。

孫中山之所以在革命初期和前期以會黨為主要動員對象，那是因為，在正常的社會秩序中，只有這幫人才敢去犯法、殺人，干鋌而走險的事情，只有這幫人才不諱言造反，敢和他結盟。而且，這些人已經有一定的組織關系，動員起幾個頭目，就能帶起一幫嘍羅，動員效率較高。

但在本質上，會黨（秘密社會）其實是一個非法的經濟組織，他們之所以能夠長期存在下去，就是因為他們用非法的暴力手段獲得的經濟收益，可以長期維持組織的存在。換句話說，每個會黨組織存在的目的就是綁成一個鍋，以非法的暴力手段去撈錢。

基于會黨的這種特點，孫中山動員他們的辦法也非常簡單：以金錢收買。孫中山的主要革命方式就是從海外華僑那里募捐籌款，然后再回國雇會黨造反。會黨的辦法也很簡單，拿到錢后一哄而散，并不真去干造反、打天下的事。只是少數幾個會黨首領有點行動，但因缺少會眾響應，很快散伙。這就是孫中山屢次起義失敗的真實原因之一。

孫中山之所以選擇會黨，是在革命前期，無可奈何的選擇。當時還沒有那么大規模的新軍，袁世凱雖然在1895年就開始編練新軍，但控制得很嚴，孫中山滲透不進去。1905年，大規模的海外留學生出現，特別是學習軍事的留學生出現，孫中山才有了影響新軍的渠道。但是，他對新軍的影響是比較有限的，因為新軍畢竟是政府辦的，加入新軍的人，不論是軍官，還是士兵，其本來就是為了保衛政府、獲得個人發展而來的，直接愿意按孫中山他們想法干的人并不多。很有代表性的故事是，當時留法的學生湯薌銘等人，開始接受了孫中山的革命鼓動，寫了誓書，按了手印加入同盟會，但后來又反悔了，潛入孫中山所住賓館的房間，把誓書又偷了回來。就是這位湯薌茗，在武昌起義時，聽從他哥哥湯化龍的建議，率領前來鎮壓起義的海軍，宣布起義。說明他之革命與否，完全取決于其個人對形勢的判斷，與孫中山的動員無關。由于對于新軍的影響有限，所以，孫中山只能繼續依賴會黨，當然也就只能繼續失敗。

仔細想一下當時的情形，孫中山的失敗是非常好理解的，比如他在海外與康有為等保皇黨的斗爭中落入下風，那不是道理上講不過對方，而是康有為手中的資源實在強過于他。當時康有為以光緒皇帝的顧命大臣自居，試想，在海外華僑心目中，光緒皇帝畢竟是一個大帝國的皇帝，有朝一日慈禧死了，光緒真正掌權，康有為一定回國當首輔大臣，有這個大臣在國內做靠山，誰辦事不方便一些，所以，海外華僑多數都支持康有為，給康有為捐款。

再比如那些在海外留學的學生，是回國當政府的高官呢，還是跟著孫中山造反？回國當官是條現實的路，跟著孫中山造反，雖然有道理，但前途難卜。所以，海外那些留學生雖然也曾參加過同盟會的活動或接觸過孫中山本人，但鐵了心跟他鬧革命的人并不多。這些人后來卷入革命，實在是客觀的情勢發生了變化，改變了他們的選擇所致。

總結上面的話，可以得出以下簡要的結論：

（1）孫中山以會黨為革命路徑，是無可奈何的選擇，會黨的兩面性是孫中山起義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2）孫中山雖然也影響到了新軍，但影響不深，所以，在孫中山領導的會黨發動起義時，新軍按兵不動，沒有響應。

（3）新軍的革命化是后來的事情，其中另有原因。

◎孫武

孫武(1880-1939），湖北人，原名孫葆江。1896年考入武昌武備學堂，1900年參加唐才常漢口自立軍，被推為岳州司令。1904年9月赴日陸軍學校學習。1905年11月歸國。加入武昌日知會。1908年8月與焦達峰等在東京組織共進會，任軍務部主任，不久被推為湖北主盟，回鄂策劃革命。1909年編會黨為五鎮，旋赴梧州參加起義，事敗退居香港，加入中國同盟會。1911年被武漢共進會、文學社等團體推為主席。武昌起義后，任湖北軍政府軍務部部長，1912年3月，自行引退。1915年12月，任參政院參政。1922年，鄂督蕭耀南委其為漢口地區清查督辦。1926年夏，任湖北地區清查督辦。北伐軍抵武漢后，孫退居北平。1939年11月10日，孫武病逝于北京。

◎楊衢云

楊衢云（1861-1901），福建海澄（今廈門）人。出生于廣東東莞人，中國近代革命家，1890年于香港創立最早的革命組織輔仁文社，并為香港興中會首任會長，負責策劃廣州起義。

1900年，楊衢云發動惠州起義失敗后，回到香港，于上環結志街五十二號設私塾輔仁文社教授英文以養妻兒。 1901 年 1 月 10 日 楊衢云于中環結志街52號2樓寓所（其私塾）內被刺殺，大多數的說法是清廷派的人所為，究竟是怎么回事現在還不是很清楚。次日，楊衢云施救無效逝世，安葬于跑馬地香港墳場，并立有無名碑，碑上只刻有編號6348。

4 辛亥革命的真正力量是新軍、官員和士紳

梳理自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以來各省響應革命的全過程，會發現，發動辛亥革命并推動其取得成功的并不是孫中山與同盟會，而是各省的新軍、政府官員和地方士紳。正是這些本來的國家政權柱石的倒戈，才使得清廷垮臺的。（詳情見下表：《武昌起義后各省響應情況簡表》）

如果不是這些人卷入，僅憑孫中山和同盟會的力量是根本推不翻清政府的，道理很簡單，這些人是國家的武裝力量、行政力量和財政力量，或者說他們就是國家機器本身，皇帝和朝廷只不過是由他們支持著的一個表面的象征物，這些人一旦反水，想換一個朝廷或皇上，可以說是易如反掌。所以，這場革命更像是一場政變，“烈度低”是正常的。

現在，真正有價值的問題來了：

第一、為什么作為國家權力柱石的軍隊、官員和士紳反而變成了推翻中央政府的革命力量了呢？

第二、在1911年4月27日，革命黨人發起的廣州黃花崗起義，沒有引起任何反響，便被鎮壓下去，以致于起義的領袖黃興悲觀地認為，五年之內，再也發動不了這樣的起義。可是，時間僅僅過去不到半年，形勢便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武昌起義一聲槍響，便引起全國響應，不到一個月，宣布獨立的省份竟達十四個，這是為什么？在1911年4月底到10月初這段時間內，究竟發生了哪些事情，導致形勢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好，我們下面就將詳細回答這些問題。

◎陸皓東

陸皓東，廣東人，近代民主革命者。1895年他協助孫中山在香港成立興中會總部，并決定武裝起義襲取廣州為革命根據地，他親手繪制青天白日旗，作為起義旗幟。為掩護革命黨人不幸被捕，在獄中遭受嚴刑逼供，寧死不屈，當庭奮筆疾書，痛斥清政府腐敗、投降賣國。1895年11月7日英勇就義。孫中山后來稱譽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第一人”。

◎陳少白

陳少白（1869-1934），廣東江門人，與孫中山、尤列和楊鶴齡被清政府稱為“四大寇”。1895年入興中會，1897年赴臺灣設立興中會臺北分會。1900年奉孫中山命回香港辦《中國日報》，宣傳革命。為了宣傳革命，他還成立了“采南歌”、“振天聲”、“振天聲白話劇”等劇社。遺作有《興中會革命史要》、《興中會革命史要別錄》等文獻。

5 革命原因的“連環套”

要想真正理解導致辛亥革命的原因，首先，我們要把握兩個基本的思想出發點：

1、造成這場革命的原因不是單一的和瞬時的，而是有個漫長而悠久的積累過程，是遠因加近因、舊因加新因的疊加過程，所以，我們必須考察各種原因形成的具體過程，才能說明白問題。

2、造成革命的原因來自兩方面：一方面是革命者，如革命黨、新軍、立憲派士紳等；另一方面也來自官府，特別是清王朝的最高決策者，是這兩方面的思想和行為互動，最終激發出革命的，過去的歷史研究對革命黨這方面講得很多，對清廷中樞政策對革命的作用講得太少，如今，筆者希望能均衡一些。

好吧，先從革命的遠因講起。

十九世紀中葉以后，也就是清王朝自道光皇帝以后的時期，清王朝面對著內外兩種威脅：

1、內部威脅：滿族官員，特別是皇族成員的墮落

從清王朝的中后期開始，滿族人即旗人子弟已喪失了其開國時期的進取能力。由于他們享有特權，生下來就享受國家俸祿，不事勞動，也不愿意再打仗，所以，墮落成游手好閑、只知享樂的公子哥兒，再也沒有能干的官吏、勇敢的士兵，這是由于滿族人曾是勝利者的特權造成的。任何一個族群，如果孩子從一生下來就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特權生活，那是都會墮落的；可是，一切人群努力奮斗的目標又都是讓自己的子孫過上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安樂日子。這是人類本身的局限性，這一代成功努力的目的就是讓自己的后代墮落失敗，這便是歷史上一切曾經強大過的國家又轉入墮落的根本原因。

與此同時，掌權的皇族人才也凋零得十分嚴重，自道光朝以后，清皇室愛新覺羅氏一族再就沒有誕生出一個杰出的男性，朝政只能由這個家族的姻親人物慈禧太后來把持。可以說，慈禧太后是整個皇室中最優秀的人物，她把持朝政近五十年，基本上能控制住局面，但她不是愛新覺羅家族生的。各國、各朝、各代的皇族最后都會出現人才凋零的狀態，明顯的表現就是生不出來智力上和品德上都優秀的人物，甚至連身體上健康的人物都生不出來了。清代中后期的那幾個皇帝，身體都不好，咸豐、同治、光緒，直至最后的溥儀居然連生育能力也沒有了。皇室家族人口先天素質的退化是受某種遺傳學規律支配的，對此，還有待更深入的研究，通過歷史學的方法，我們能觀察到就是這么一個結果。

有人對光緒皇帝和戊戌變法評價較高，認為是慈禧太后阻撓了變法，如果讓光緒皇帝親政，一定會干得很好，能挽救大清王朝的覆滅。對此，筆者不以為然。從實際情況看，光緒皇帝是位體力和智力都比較孱弱的一個人，至少在他和慈禧的權力斗爭中，他已經親政了，還被慈禧給趕下來了，這說明他缺少政治才干。想當年，英明圣武的康熙皇帝還在十五歲時，就自己奪回權力，一個連權力都不會掌握的皇帝能治好國嗎？而且觀察他在戊戌變法期間的所作所為，除了推出一系列缺少實施條件的改革方案外，就是卷入了完全沒有必要的人事權力糾紛之中，由此可見，光緒皇帝是一個缺乏政治頭腦的人物，如果真完全按他的性子治國，大清王朝可能崩潰得更早一些。

2、外部威脅：西方文明的崛起和列強的侵略

十九世紀中期，西方世界已完成了科學革命和產業革命，攜新技術帶來的堅船利炮，西方列強擴張兵鋒直抵中國。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凡是強者必然擴張、必然侵略、必然要征服世界，這是天理：物竟天擇，適者生存！先進就是能打過別人，強者就是宰割弱者；落后就要挨打，弱者就要被宰割。更為嚴重的是，這次崛起的西方諸國，遠不是中國歷史上周邊曾經崛起的那些“只識彎弓射大雕”的尚武民族，如蒙古人和強悍期的滿人等。西方列強不僅有堅船利炮之類的強大武力，有征服全世界的雄心和意志，更有一整套從社會制度到經濟生產方式、政治制度、文化禮儀等完整的新文明體系。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威脅不僅在于剝奪它的主權、侵略它、瓜分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摧毀這個國家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的文明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經濟生產方式、社會生活方式以及一切文明禮儀制度，甚至傳統的思維方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李鴻章才驚嘆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針對上述兩種威脅，極富政治才干的慈禧太后采取了兩方面適應性的對策：一是看滿人不行，就重用漢人；皇族不行，就倚重大臣。二是發起一系列的適應性改革，應對來自西方文明的挑戰。

清朝重用漢族大臣是從慈禧太后開始的，正是因為重用了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這些漢族大臣，而且允許這些漢人建立新軍隊，這才平定了太平天國起義，穩定了政局，出現了“同光中興”的局面。也正是因為重用了李鴻章、張之洞、袁世凱這些開明派的漢族大臣，慈禧太后才推動了一系列接受西方文明的改革運動——洋務運動、清末新政。

慈禧絕不是個保守平庸的人物，李鴻章意識到中國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慈禧也意識到了，也有著同樣的敏銳。所以，清代中后期的一切學習西方的改革，都是在她的同意下才可能出現的：搞洋務運動，興辦近代工業，修建鐵路，建立電報局，派遣留學生，廢除科舉制，直到最后的立憲法改革，無一不是她推動進行的。就是戊戌變法，一開始她也是同意和支持的，而且李鴻章、袁世凱等重臣也是支持的。只是后來，幼稚無知的光緒皇帝和缺少政治頭腦的康有為鬧得不像話，要不顧后果地發動宮廷政變的情況下，慈禧太后才在大臣們的支持下重新垂簾聽政的。但是，趕走了康、梁之后，慈禧太后并沒有停止改革的步伐，1900年以后她主持的清末新政在改革的深度和廣度上，遠遠超過了戊戌變法。

但是，上述這兩方面應對措施，也帶來了新的問題。重用漢族大臣，導致權力的天平向漢族大臣和地方官員一面傾斜，到慈禧當政的后期，地方上的漢族大臣完全可以和中央朝廷分庭抗禮了，如果“中央”的政策不對，地官督撫們就敢拒不執行。最突出的例子是1900年的“東南互保”，當時，慈禧太后在北京支持義和團的排外行為，對八個西方國家同時宣戰，但兩廣總督李鴻章、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袁世凱等，宣布他們所轄的省份自保安全并鎮壓義和團，不參加朝廷對洋人的戰爭，這相當于中央政府對外宣戰，可地方政府卻宣布恪守中立一樣。對這些明顯抗命的舉措，慈禧并沒有追究責任，反而因為這些人保住了她后來與洋人可以談判的地位，而繼續重用這些大臣。這個事實說明，當時已形成皇太后（皇帝）和漢族大臣，特別是地方大臣共治天下、分享權力的格局。

重用漢族大臣的另一個后果是漢族人民的民族主義抬頭，排滿言論日益強勁，越來越多的漢人士子把國家衰亡的原因歸結為滿人的墮落與無能，鼓吹只有推翻滿人的統治，中國才可能有新的前途。正是在漢族官員的默許下，排滿言論才散布于新式學堂，進而滲入到官府和軍隊的。對于社會上逐漸彌漫起的反滿情緒，慈禧太后也做了適應性的改革，1907年9月27日，她下達一道諭旨，取消旗民的特權地位（當時全國在籍的滿人和蒙古人旗民共約有500萬人），讓旗民和漢人一樣自食其力。而且稍早些時候，1907年8月10日，慈禧太后發布諭旨，允諾在任命政府各級官員時不歧視漢員，在法律面前漢人享有平等的待遇。慈禧太后的這種讓步政策，雖然得到了一部分漢族官員的擁護，他們獲得了更多的升遷機會，但并沒有完全消弭社會下層如新軍士兵和下級軍官中的排滿情緒，原因在于取消旗人特權的過程較為緩慢，而大多數的下層漢人并沒有從取消旗人特權方面獲得好處。

而在學習西方文明方面所推出的改革措施，引出了更多的問題，甚至就有直接培養出了新的革命力量，最突出的措施是廢除科舉制度，建立新式學堂和新式軍隊。建立新式學堂，就要引進新的教學內容，那么，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理念自然就進入了官方的教育體系，教育出對于國家權力關系完全持有不同看法的新的知識分子群體。要建立新式軍隊，就要有受過新式教育的軍官來指揮管理軍隊，這些軍官要靠國內的各種新式軍校培訓，都要接受新的政治理念和軍事理念。特別是在海外留學的軍官，直接與革命黨人就有組織上的接觸。這些人進入軍隊后，促使了整個新軍的“革命化”。由于廢除科舉制，中國傳統的士紳階層沒有了進入權力體系的渠道，而1905年以后的立憲改革，給他們帶來了新的希望，他們覺得可以通過這個渠道，使他們盡快地分享國家權力，于是日益激進地推進立憲改革。1905年日俄戰爭的失敗使得立憲呼聲陡然高漲，輿論的一個普遍的說法是“君主立憲的日本打敗了君主專制的俄國”，士紳們開始組織各種立憲團體，慈禧太后也順應輿情，派五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一批開明派的官僚，如張之洞、袁世凱也紛紛上奏折支持立憲改革。

扯遠一點，近代以來的中國，處于日益急迫的外部列強壓力之下，精神也變得日益浮躁不安，各界人士已清醒地意識到憑借自己既有的一切傳統資源，已經無法應對這“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所以，他們完全喪失了對自己創造能力的自信，急不可耐地將目光投向國外，試圖從別國經驗中尋找到一條救中國的快速通道。和一切喪失了自我思考能力的民族一樣，在晚清末期，那些關心國事的先進分子，對一切外國的成功經驗在浮皮潦草的淺薄理解基礎上，都寄有極不切實際的希望，以為只要跟對了路子，一夜之間就可以使這個國家強大起來。1905年前后，完全是“以日為師”，政制、軍制無不如此，于是，大批留學生涌入日本學習先進的“立憲強軍”經驗。1921年前后，又因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和俄國宣布廢除不平等條約，思想又緊急轉向，變為“以俄為師”，又是一輪留學狂潮。實際上，以今天的眼光看來，日本在日俄戰爭中能戰勝俄國，是多種復雜原因導致的，遠非“君主立憲”那么簡單，這種看上去很美的君主立憲制度也沒有那么神奇的力量，否則，何以日本又在二戰中失敗了呢？事實證明，無論是“以日為師”，還是“以俄為師”，都帶著太多的急切浮躁，也都沒有走出一條自立自強的道路。中國的真正強大，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有了自己獨立的思考能力，創造出了基于本國國情，同時參照世界先進思想的毛澤東思想。一個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原創智慧，才能拯救自己，一切外國的經驗僅且只能作為參考。所以，我們對于歷史上“以日為師”和“以俄為師”時產生的思潮與行為，一定要給予全面準確的理解，它們既是先進的中國人探索中國出路的真誠努力，但同時也把中國引上了又一段彎路。認識到這一點，對于今天中國的發展仍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總結上述內容，晚清面臨的內外兩大威脅是革命的遠因、舊因、根本原因；而清廷為了應對這兩大威脅采取的改良措施則是革命的近因、新因、直接原因。在這層層相套、互激互生的原因作用下，新軍、官員和士紳這三大國家政權的支柱群體轉向“革命化”。

在上述三個群體中，新軍的“革命化”最為突出。為了幫助今天的讀者理解當時的情況，我們不妨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北方新軍段祺瑞的例子。1888年冬到1900年冬，段祺瑞曾到德國柏林留學，回國后被袁世凱延攬到天津小站，幫助編練新軍，任炮兵統帶，可以說是近代中國陸軍的第一任炮兵司令。1901年11月，為避八國聯軍入侵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鑾駕返回北京，按照慣例，沿途迎駕的軍隊都要行跪拜大禮，跪迎跪送。當時袁世凱為直隸總督，段祺瑞為其麾下軍官，當兩宮鑾駕行至段祺瑞所負責迎接的地段時，卻出現了與眾不同的迎接方式。只見全軍將士持槍列隊，整裝肅立，在道路兩旁排成方陣。當24面龍旗開道的御駕到達時，新軍一齊鳴槍致敬，擊鼓吹號。隨著段祺瑞一聲令下，士兵們同時舉槍立正，致以軍禮，動作整齊，莊嚴肅穆。段本人全副戎裝，腰挎軍刀，挺胸昂首，以標準的軍人姿勢走向御駕，立正、敬禮。段祺瑞的這一舉動，讓隨駕的王公大臣們驚在那里，圣駕到了，居然敢不下跪，簡直是大逆不道。隨駕的載灃就厲聲責問段祺瑞：“見了兩宮圣駕為何不下跪？”段祺瑞回答說：“我統領的新軍是按德式操典訓練的，據操典規定，軍儀乃最高禮節，故以此迎接圣駕。”載灃心中很生氣，再責問“強詞奪理，難道大清的新軍僅有你一家！”“別的新軍如何，屬下不清楚，但屬下是按操典規則行事”。“大膽！”載灃和段祺瑞的爭執驚動了轎中的慈禧，了解清楚情況后，她傳下話“新練之軍隊參用西法，訓練有素，堪為棟梁”。于是，一場風波才算過去。

第二個例子是南方新軍李根源的例子。李根源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回國后任云南講武堂總辦（朱德元帥曾在這個學堂就讀）。1910年4月，法屬越南到云南的鐵路竣工，激化了中國人的民族感情。首列火車抵達昆明時，李根源眼看中國維護主權和鐵路權益的努力再次失敗，感到羞愧難當。講武堂給學員放假一天去看這列火車，并要求他們寫觀后感。一名教習看著首次開到昆明的這趟列車，悲憤交加，忍不住當場失聲痛哭，隨他前往的學員們也飲泣流淚。

從上面兩個事例可以看出清末新軍革命化的特點：

1、新軍“革命化”的范圍非常廣闊，不僅南方的新軍有了“革命思想”，同時北方的新軍，包括袁世凱控制的嫡系部隊北洋軍中，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響。而且，革命思想是經由段祺瑞（當過鎮統，相當于中將師長）、李根源（軍校校長，也相當于少將軍銜）這樣的高級軍官向下級軍官和士兵普及下去的，這一點很厲害，軍隊是一個垂直命令的體系，高級軍官如果有了革命思想，并以現成的管理體制向下普及的話，效率極高，遠遠勝于革命黨通過社會渠道由外向內的滲透。

2、促使新軍“革命化”的兩個切入點是非常感性化的，而且是由留學國外的軍官帶進來的，一個是個人人格的獨立，一個是國家主權的獨立。這些留學海外學習軍事的留學生，發現國外的軍人已是獨立的公民，絕不會再向任何個人行雙膝下跪這類有傷個人人格的禮節，而且意識到，只有具有獨立人格的軍人才能建設新的國家，這正是段祺瑞拒絕向慈禧圣駕行跪拜禮的真正原因，而這一觀念在新軍中是很普遍的，連后來就任清廷陸軍部長的滿族親貴蔭昌，也規定在陸軍部內，一律廢除下跪作揖的舊禮儀，官員不分大小，一律互相行軍禮。

在當時歐美及日本的國家理念中，軍隊是保衛國家主權、維護國家獨立的柱石，不是對內鎮壓人民的工具。當時中國主權不獨立，筑路、開礦這些事情都被外國人包辦了，中國人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由自己人建設自己的鐵路，這是國家沒有主權的結果，作為軍人不能捍衛國家的主權獨立，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外國的火車開到了自己的家門口，這是軍人的恥辱，所以那些優秀的軍人才會失聲痛哭。試想，如果讓這樣一支軍隊，端起槍來去鎮壓國內那些為了爭取自己修建本國鐵路而請愿的老百姓，他們能去嗎？不造反才怪呢！

可偏偏就有糊涂蟲派新軍去辦這種事了。載灃當上攝政王后，聽從了盛宣懷的建議，要收回全國鐵路修建權，并將其交給外國人，由此激起川、粵、湘、鄂數省的保路運動，以四川的保路運動聲勢最大。載灃絲毫不了解新軍將士真實的思想狀態，居然命令端方帶領湖北的新軍入川鎮壓保路群眾，結果，武昌新軍起義，入川的新軍在路上殺死了端方，提著他的人頭向川民宣示：絕不鎮壓保路群眾。載灃此舉成為引爆積郁已久的革命情緒的觸發點。

從公開身份進行統計的結果是：總計138人；新軍85人；立憲派7人；其他及不詳46人。

從政治面貌進行統計的結果是：總計138人；同盟會58人；立憲派7人；會黨5人；其他68人。其中具有同盟會身份，同時公開身份是新軍的人物僅有27人。

綜合上述情況，發動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是新軍，盡管同盟會會員也有不少，但是絕大多數卻是普通會員，不是同盟會的領導人，說明作為組織系統的同盟會，并未對起義的發生起到直接的領導作用。當然，有這么多同盟會員參加起義，也說明了，同盟會的活動為起義準備了思想基礎。

◎云南陸軍講武堂

云南昆明，歷史遺跡不多，位于翠湖西側的云南陸軍講武堂是其中重要的一處。2011年5月底，記者曾前往參觀，呈現在我們眼前的講武堂并不大，由各長120米的樓房圍成一個方形的四合院，院內為操場，乍看之下，如果不是房子老舊，你會以為這是現在的一所中學呢。但實際上，在創辦時它就是與東北講武堂、北洋講武堂齊名的一所軍事學校，后又與黃埔軍校和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齊名，培養了一大批杰出的軍事家、革命家，比如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帥朱德、葉劍英就是從這里走出來的。

云南講武堂于1909年由當時的云貴總督錫良創辦，李根源任監督兼步兵科教官，教官多為留日歸來的、具有新思想的軍人，如李烈鈞、唐繼堯、羅佩金等，有不少還是同盟會員，一時革命思想活躍，曾被認為“虎大傷人”險些被解散，幸虧當時接任云貴總督的李經羲出面支持，他說，云貴總督可以不當，但講武堂不可不辦。云南起義之后，李經羲沒有被殺，而是被蔡鍔等人禮送出境，這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蔡鍔雖然沒有直接在講武堂任職，但卻和講武堂有著密切的關系，講武堂最初的學生主要來自于新軍第十九鎮和巡防營中的下級軍官，而蔡鍔當時任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統，雖表面上從不宣揚革命，但在實際上還是默許和保護了革命黨人的活動，后來講武堂中的學生大多參加了云南新軍起義。辛亥革命之后，蔡鍔下令改云南陸軍講武堂為云南陸軍講武學校，培養了大批軍事骨干，在護國戰爭中立下了戰功。

1938年，云南陸軍講武學校按黃埔軍校系列，改名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五分校”，1945年停辦。

1988年，云南陸軍講武堂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李根源

李根源（1879-1965），祖籍山東青州，生于云南騰沖，近代名士、國民黨元老。李根源1898年中秀才，1903年入昆明高等學堂。次年留學日本，學習陸軍軍事，先后畢業于振武學堂與士官學校。1905年加入同盟會，次年春任云南留日學生同鄉會會長，《云南雜志》社經理。1909年回國，任云南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旋升總辦。武昌起義后，與蔡鍔等發動新軍響應，成立大漢軍政府，任軍政總長兼參議院院長，繼任云南陸軍第二師師長兼國民軍總統。后參加“二次革命”，反袁世凱稱帝活動和“護法”斗爭等革命運動。1923年，因反對曹錕賄選總統，李根源退出政壇，隱居吳中。

6 改良與革命的轉換

1、關于革命的“假性原因”

關于辛亥革命的原因，我們習以為常的有以下幾種說法：

（1）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拒不接受西方先進的文明，頑固地維持舊的封建統治秩序，從而導致革命。

（2）滿清王朝末期，階級壓迫嚴重，民不聊生，走投無路的民眾鋌而走險，民變蜂起，這是革命的重要原因。

（3）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滿清貴族集團，頑固地堅持封建專制統治，拒絕進行真正的民主憲政改革，這是革命的重要原因。

以上三種說法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守舊導致革命論”、“民生失敗導致革命論”、“專制導致革命論”。

這些說法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持這些說法的人，也能找出一些論據來支持其觀點，所以風行甚久。但是細究起來，均是似是而非之論。

臨床醫學中有個術語叫“假性癥狀”，意思是說某些人的癥狀反映和某些疾病的反應一樣，但實際上卻不是該種疾病引起的，比如假性近視、假性胰腺炎、假性糖尿病等等，幾乎所有的疾病都有其對應的“假性疾病”，比如血糖升高，是糖尿病的一個診斷指標，但血糖升高的原因很多，如果不是胰島功能下降引起的血糖升高，在臨床上可能會表現出與真正的糖尿病患者一樣的癥狀，但其實際病因不是糖尿病。在臨床醫學上區分“假性病”和“真病”的意義極其重大，因為這直接決定著用什么治療手段去治病，如果診斷錯了，把假病當作真病去冶，很可能把好人治成壞人，活人治成死人。

借用這個醫學概念，我把上述關于革命原因的判斷稱之為革命的“假性原因”，因為它們一方面確實反映出了革命前夕的一些社會現狀，但另一方面，則完全偏離了革命的真實原因，如果按照這些“假性原因”去理解革命的話，那么將會喪失對造成革命的真實原因的把握，這意味著沒有從過去的革命中吸取正確的經驗教訓，隨時可能再蹈覆轍。

實際上，發起辛亥革命的新軍將士，不是因為日子過不下去才革命的。當時新軍士兵的官餉每個月在4兩銀子以上，是舊軍即巡防營士兵的一倍，軍官軍餉就更高了，屬于社會上的“中高收入階層”。可發動革命的是這些高收入的新軍；而維護清廷、抵制革命的卻是低收入的巡防營；響應革命的官員和士紳更是那個社會的豪門顯貴，“既得利益者階層”。所以說，因為生活所迫，至少對辛亥革命來說，不是革命發生的真正原因。

攝政王載灃作為國家權力的最高代表，當然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要使用專制手段，但如果和康熙、雍正、乾隆幾位皇帝相比，載灃哪是專制，是比開明君主還開明的人了!可是真正專制的康、雍、乾時期為何被稱為盛世，而開明、民主的清末新政，卻導致革命了呢？事實上，世界上一切國家發生革命時，當時當政的國王均不是那個國家最專制的君王，而是那個國家在整個當政時代最為開明、最不專制的國王，當然也是最軟弱無能的君王，因為無能，他無法履行一個專制君主的職能了，可是又扎著專制君主的架子。法國革命前的國王路易十六、俄國革命前的尼古二世沙皇，都是這樣的人，和載灃一樣。

可是人們為什么把專制當作革命的原因呢？

那是因為革命者的不實宣傳，因為所有革命者的直接目的都是奪權，只要這個國家的當政者不把權力交給革命者，無論他態度多開明，對革命者做出多大的讓步，都會被革命者們攻擊為專制。而且革命勝利了，所以，革命者們杜撰出的理由便被寫入歷史，變成了不斷復制的、廣為后人所知的革命理由。盡管這是個“假性的原因”，但當后世的革命者再度革命時，他們還需要類似的理由，所以，這種“假性的革命原因診斷”就一直延續下去了。

民眾生活貧困的“假性革命原因”的形成機制，也是起源于當時革命者動員下層社會的需要，這些革命者明白，生活于水深火熱的下層民眾實在不能理解他們這些吃飽喝足了、生活條件優裕的上流人士為何造反，向這些食不裹腹的人去宣講自由、民主、人格尊嚴、國家主權之類的觀念純屬扯淡，這些人根本聽不懂，也不相信，可是革命者又需要社會下層的參與和支持，他們需要把自己打扮成吊民伐罪的英雄，希望更多的社會民眾站到革命的隊伍中，拿起武器。要動員社會下層，就只能從社會下層最能接受的觀念下手，社會下層最直接的體會就是生活貧困，就是與富人的差別。所以，革命者就反復地向下層民眾宣傳：革命就是因為看到百姓們受到壓迫、食不裹腹，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讓下層群眾過上和富人一樣的生活。這種宣傳在辛亥革命時還不嚴重，因為當時的新軍、官員、士紳所掌握的資源已經是夠推翻清廷的，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當時的革命者不僅不去動員下層群眾革命，反而鎮壓下層群眾的革命。現代學者張鳴教授在其著作《辛亥：搖晃的中國》中就描寫過這方面的例子。⑤將民生問題強化為革命原因的是后來的革命者：激進的左派國民黨人和更為年青激進的共產黨人，這些人按其本人出身來講，大多數也是社會上層人士、衣食無憂，但當他們革命時，社會上層的革命資源已經消耗殆盡，所以，他們只能轉向赤貧的社會下層。近代中國的革命是一波加一波疊加起的革命，在革命的疊加過程中，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疊加出來的關于革命原因的“假性解釋”延續到今天，成為大多數歷史教科書的定論和大多數受眾所能接受的公論。革命的“假性原因”比“真性原因”更容易為今天的受眾所能接受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因為多數的歷史學教科書的讀者都是無權的人，所以，他們對一切有權的人抱有某種嫉恨，在他們心目中，凡是掌權的人都是專制者；同時，這些人還多是社會上的中低收入者，他們愿意接受自己的幻覺：自己的貧困是一切革命的原因。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到事情的真實本質上來，法王路易十四、俄皇彼得大帝、清帝康熙，其專制程度遠強于各國革命時期之末帝，其治下百姓中的貧困者的程度和數量亦不少于革命時期，可是，他們治出的是盛世、強世。所以，我們必須回到革命發生的真實基礎上去，才能真正理解革命的原因，真正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

2、改良的結果必然是革命

慈禧太后當然不是頑固派，她可以是洋務派、改良派，甚至是立憲派，但絕不是頑固派。清代后期的一系列近代化改革事實上都是由她推動的，沒有她的支持，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他們是不能發起洋務運動的。在1894年，她將權力交給光緒皇帝，讓他親政，筆者絲毫不懷疑慈禧還政于光緒的誠意，因為她和一切貪圖個人享受的富家老太太一樣，想輕松一下，在頤和園里度過無憂無慮的晚年。對于光緒、康有為們的變法她開始也是支持，甚至寄以厚望的，只是光緒和康有為等人，不好好搞改革，而想搞不負責任的政變之后，她才在眾大臣的支持下重新垂簾聽政的。重新執掌大權的慈禧對帝國主義列強充滿了敵視，她認為，光緒、康有為們之所以敢如此胡鬧，是受了帝國主義者慫恿所致（事實上，戊戌變法確實也受了一些動機不明的外國人的影響），而且帝國主義列強借口關心光緒皇帝而不斷干涉朝廷的內政。這些因素促使她做出了其一生最重大的一項錯誤決策：支持義和團運動排外，她以為利用這些起自民間的力量能將帝國主義趕出去，結果當然是慘重的失敗，八國聯軍進入中國，中國面臨著被瓜分的危機。在這危急關頭，她表現出過人的隨機應變本領，轉而鎮壓義和團，不惜一切代價向西方列強媾和。同時，對于當時不追隨自己向八國聯軍宣戰的地方督撫深切示好，把這些人從“叛變”的邊緣上拉了回來。此后，她痛定思痛，發起了廣泛而深刻的“新政”改革，民眾資本集群進入鐵路、礦山等實業領域是由她推動的（這一點埋下了以后保路運動的伏筆）；廢除科舉、興辦新式學堂、創立新式軍隊，也是由她推動的，當時各省都有新式學堂，各省都要建立一到兩鎮的新軍，而且新軍的待遇、裝備要遠高于舊軍（這一點為革命準備了武裝力量）。她對地方官員和漢族能臣做出了更大的讓步，讓這些人在地方上搞地方自治，而且接受了君主立憲的觀念，把建立君主立憲制度作為并不太遙遠的中期改革目標，九年的預備立憲期并不算長，重要的是她已經明確地將君主立憲這種政治制度視作“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這意味著要改變自秦始皇以來，存在了兩千多年的君主獨裁制，轉而由皇帝和大臣、地方官員乃至議會共同分享國家權力。她的這些改革是廣泛而深刻的，也是鼓舞人心的。所以，在她執政的最后幾年，全國上下呈現的是一派“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社會的中上階層，特別是那些留學歸來的“海歸派”和新學堂畢業的“新知識分子”對改革寄以極大的希望，也正是因為這種改革開放，才能讓這些滿懷激情、雄心勃勃的年青人，迅速進入政府和軍隊的高官位置，當時新軍中的高級軍官如鎮統、協統之類的，幾乎沒有超過三十歲的，剛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沒幾年的學生，如蔡鍔等，轉眼之間就擔任相當于將軍的官職，要知道，這在正常情況下，是得熬二、三十年才能坐上的位置。由此，我們也可以進一步理解了，那些在海外留過學，也接觸過同盟會，甚至也參加過同盟會的新軍軍官，為什么沒有積極響應孫中山的起義行動了。因為這些人看到了改革的希望，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正與改革事業融為一體，所以，這時他們是不想革命的。

革命黨人也意識到了慈禧新政改革對他們威脅，胡漢民就曾經撰文指出，如果清廷的立憲改革成功的話，他們的革命就永無希望了。（類似的悲觀判斷列寧在俄國斯托雷平改革時期也做出過，由此留下了近代史研究中持續很長時間的革命與改良的爭論。）

然而，慈禧的新政改革就真能挽救大清、消弭革命嗎？

從邏輯上看，這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們說過，導致清末革命的根本原因有兩個，一是內部滿族人特別是皇族的腐化和人才凋零；一是外部帝國主義列強的崛起和侵略。慈禧所采取的所有改良措施，無非就是以讓利放權的方式，讓能干的漢族人和年青人搞改革，一方面保持國家秩序的穩定，另一方面，使這個古老的國家重新煥發出能與西方列強相抗衡的活力。

但是，這兩個目標是難以做到的。首先是日益壯大的漢族能臣對于無能顢頇的滿人親貴的不滿與日俱增，第一代和第二代享受過從滿人那里讓出的權力的漢族大臣，如曾國藩、袁世凱等人還會因為對慈禧心存感激而維護清廷的存在，而更年輕的軍官們，如段祺瑞、蔡鍔、閻錫山等，這種感恩意識就淡漠得多了，而比他們更年輕的下級軍官，如熊秉坤、吳兆麟等就根本沒這個意識，他們覺得趕走了滿洲人才是自己揚眉吐氣的條件。其次要想讓這個古老的國家煥發出嶄新的創造能力，靠這種往舊火爐里加新柴的方式也是行不通的，那根本煉不出新鋼來，反而會因為新柴的燃燒力過旺而燒破爐膛，唯一頂用的辦法是更換一個新的爐子，可那已是革命了。

簡言之，要解決晚清中國面臨的根本問題的辦法，其實也很簡單：一是無能的滿清王族徹底放棄統治地位，還政于新崛起的漢族強人集團；二是由這個社會新生的優秀人物，經過充分的政治博弈，樹立起（而不是移植進）一種全新的能讓這個古老的國家掌握新的科學技術與物質生產能力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觀念。而這兩種做法本質上就是革命。基于這種意義，筆者才說：改良的結果必然是革命，因為改革的前提是國家出現了只有用革命那種根本改變的辦法才能解決的危機，而改良的手段解決不了這種根本性的危機，它可以緩解這種危機，延長統治集團的壽命，并培育出解決危機的各種新生力量。但是，在改良緩解危機、推遲革命的同時，也培養出新的革命力量，積累出新的革命能量，造就出直接的革命危機。揆諸世界歷史，各國革命之前莫不經過一段改良的階段，這個階段或長或短，而且都有過一段眾口稱贊的欣欣向榮時期，但是，最終都以革命收場，就是這個原因。

前面我們已經講過革命的“假性原因”，那么革命的真實原因是什么呢？在我看來，革命的真實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舊的統治者集團出于生物學和社會學因素疊加造成的智力水平下降，使他們沒有能力制定和實施應對這個國家內外危機的政策，國家管理本身陷入混亂與癱疾。革命的本質是什么？革命的本質就是換人，換上一個新的、真正有治國安邦能力的統治集團。這個過程是非常復雜的，首先，舊的統治集團的人不管出于利益的原因還是智力上不認為自己已然低下的原因進行抵抗，這就會發生革命者與統治者的沖突。但是，這個沖突是低烈度的，因為舊的統治集團太無能、太衰朽，他們的抵抗不會太有力量，這就是中國的辛亥革命、俄國的二月革命所發生的沖突烈度不高的原因。但接下來的問題就很嚴重了：要產生新的有能力的統治集團，就是要有一批新的在智力和品德上都是最優秀的人物來組成的一個新團體，以新的原則和方式來統治和管理國家，這個問題遠不是靠選舉手段所能解決了的，真正優秀的統治集團是選舉不出來的，只能是斗出來的，一場革命之后接下來的“新革命”其本質的功能就是篩選產生新的統治集團的過程（如俄國二月革命后的十月革命和內戰，中國辛亥革命后的國民革命和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過程遠比第一次革命殘酷，因為這才是真正強者之間的博弈（而第一次革命是強者與弱者的博弈），強度大，死的人多，一撥更比一撥強，一撥更比一撥有手段，經過充分的斗爭，最后掌控局面的那個統治集團是最優秀的，他們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一系列技術上的問題，甚至根本解決這個國家面臨的外部危機，從而將國家引向一個新的和平發展平臺。

筆者之所以說諸如民不聊生、專制之類為革命的“假性原因”，還因為從世界各國革命的結果看來，革命后人民的生活未必得到很大改善，有些甚至不如革命前；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權，未必比革命時面對的那個舊政權更為民主，有時反而更為專制。由此也可以反證，革命的真正原因不是民生困難和專制集權。

3、舊的統治者能控制住什么

既然改良的結果必然是革命，那么舊的統治集團豈不是無能為力，只有坐等革命的到來了嗎？

當然也不是，舊的統治者如果想維持一個集團整體上的統治的話，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優秀的政治家是可以控制改良的節奏，選擇終結改良的方式，即可以選擇革命的方式，使這種革命的代價最小，對舊的統治集團最有利，在這方面慈禧太后做的是非常成功的。

如果我們以客觀的態度看待歷史，就不能不承認，慈禧太后是那個時代最優秀的政治家。她有知人善任的能力，重用曾、左、李，開創了“同光中興”；她有感悟世界大勢的能力，毅然發起全面深刻的“西化改革”。我以為，以她的智力水平，不會不理解她“新政”的最終結果：滿洲親貴退出權力核心，由新的、有本事的漢族人組成真正控制國家的新的權力集團。在她執政的后期，對新觀念表現出的寬容是驚人的，比如前文舉過的對段祺瑞立而不跪的容忍，當時新軍中已經有不少人剪掉了辮子，她也沒有強力追究，她甚至主動地取消了滿人的特權。所以，筆者認為，她要搞君主立憲的愿望是真誠的，她的實際目標就是保證滿人在不遭受大的報復殺戮的前提下，平穩地融入新的社會，同時，盡可能讓大清王室的后代們過著不管世事、但安享榮華富貴的生活，如同英國王室一樣，她的這點兒私心和一切為自己子孫后代著想的中國父母們并無二致。如果天假以年，她能多活十余年的話，大清王朝會以真正的“君主立憲”方式主動退出權力中心，以無烈度的“革命”終結她所發起的改良。然而，略有不幸的是她所選擇的接班人載灃，打斷了她的如意算盤，革命還是發生了，大清王朝不如她設想的那么體面地退出政治中心舞臺，盡管革命的“烈度”不算太大，而且，這種“低烈度”還受賜于她當年的明智：培養了一個袁世凱。

4、載灃的錯誤

細讀清末的歷史，從1901年4月慈禧命令設督辦政務處，開始“新政”改革，直到1908年11月她去世，這一時段內“新政”推進得如火如荼，但政局大體上保持著平穩，雖然有幾起革命黨發起的零星起義，但基本沒有什么響應。政局的劇烈動蕩發生在1908年11月16日溥儀繼位、載灃出任監國攝政王之后，特別是在1911年4月底到10月10日武昌起義之間，我們前面說過，就在1911年4月27日，孫中山、黃興發起了他們革命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起義，但在當天就被廣州提督府的地方巡防營給鎮壓下去了。不僅國內其它省份，就是黃興他們已經過長期策反工作的廣東新軍都沒有響應。可是僅僅過了五個多月，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就會引起全國各省的群起響應，說明引起政局突變的事就發生在這五個月內。所以，認真盤點這五個月載灃的所作所為，是揭示辛亥革命直接原因的關鍵。

選擇溥儀為帝、載灃為攝政王實在是慈禧無奈的選擇，因為當時的皇族子弟中，實在再也找不出來一個像樣的人物來擔當這樣的重任，載灃在皇族諸子弟中，還算是頭腦正常，有點辦事能力的人。但這個人的才能實在太平庸，用他親弟弟載濤的評價來說：“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他上任以后，最愚蠢的一個舉動，就是把慈禧已經逐漸放棄的滿人貴族的特權，再給收回來，在載灃攝政監國期間，先后任命中央大臣、地方總督、巡撫將軍、出使大臣等高級官員，共有200多人，其中漢人和滿人的比例大約各占二分之一，這種比例是極不合適的。清代中央政府各院部的官員，是滿漢對等，各占一半，但地方督撫中，就沒這個規定，自從慈禧當政之后，實際上是漢人督撫多于滿人，而且形成一位漢官因去世或離職而出缺，即另選一位漢官接替的慣例，所以，如果按照這種慣例任命全國高級官員，應該是漢員的比例大于滿員才是。但載灃破壞了這個規矩，在漢官出缺的時候，改用滿人來接替：如1909年夏，江蘇巡撫漢人陳良泰卒，他以滿人瑞澂接任江蘇巡撫；直隸總督漢人楊士驤卒，他讓滿人端方接任直隸總督；1910年春，河南巡撫吳重熹免職，他讓滿人寶棻接任。同時，他還將原本由地方督撫控制的編練新軍的工作收歸中央，由新設立的軍咨處統管，軍咨處的正大臣是他的親弟弟，對軍事毫無所知，25歲的載濤，還任命也是毫無軍事資歷的另一位26歲的弟弟載洵為海軍大臣，他自己為全國海陸軍大元帥。他以為這樣就能將全國海陸軍大權收到他們兄弟三人手中，最有象征意義的是，他將當時已是全國公認的第一能臣、在軍政商各界都有極佳口碑的袁世凱逐出了朝廷，表面的借口是報所謂袁世凱在戊戌政變時泄密之仇，其實質動機是打倒這個公認的漢族大臣中的領袖人物，以顯示滿族親貴的權威。

載灃這些舉措中斷了慈禧早已經開始的向能干的漢人移交權力的過程，可謂是倒行逆施，這些舉措將已經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新軍高中級軍官、漢族地方官員徹底逼向了革命的一邊。這些人本來以為能在改革中獲得實權，實現自己振興國家的夢想。如今，這夢想全破滅了。讓這些已經覺醒了的漢族軍人和官員繼續去伺候明明是一群飯桶的滿族親貴，那是根本辦不到的。受到挫折的漢族高級軍政官員，由此放縱了社會上和軍隊中排滿言論的宣傳，全社會的反叛情緒急劇激化。

在1911年4月底到1911年10月之間，載灃所做的三件事是致命的錯誤。

第一件事是對汪精衛的處理。汪精衛4月2日準備在北京刺殺載灃，被警方捉獲，按律當斬，但是載灃聽從了一些滿族親貴的建議，沒有殺他，改判終身監禁。這一事件鼓舞了革命黨人的斗志，孫中山就評價此事說不是載灃不想殺汪精衛，而是不敢殺。而孫中山所說的話不是沒有道理，當時力主對汪精衛刀下留人的民政部尚書滿人肅親王善耆的真實動機就是給自己在革命黨那面留個底線，以免將來革命后自己招致革命黨人的報復。載灃不殺汪精衛，助長了滿族親貴向革命陣營暗通款曲現象的漫延。

第二件事是聽從了佞臣奸商盛宣懷的建議，將全國的鐵路收歸國有，激起全國的保路風潮。在應對保路風潮過程中，載灃又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一是根本不體恤地方實際狀況，強行推行這項不合理的政策，當負責任的地方官員如署理四川總督王人文、后來的四川總督趙爾豐一面全力控制地方形勢，一面懇請他改變錯誤政策時，他仍一意孤行，準備以滿人端方代替已為他這項錯誤政策付出沉重個人代價的趙爾豐。這一舉動是令全國地方漢族督撫心寒的事，弄得地方大員們覺得無法再給清廷辦事。二是派遣愛國熱情高漲的新軍去鎮壓人們公認的保護路權的愛國百姓，命令已懷有革命思想的新軍向保路群眾開槍，無異于命令這些人向自己開槍，革命由此點燃。

第三件事是雖然適應立憲派的呼吁，于1911年5月9日，提前進入立憲法狀態，推出所謂責任內閣，但這個內閣中絕大多數是滿人，而且是皇族，所以被時人譏為皇族內閣，此舉激怒了漢族官員和已成氣候的立憲派士紳。7月，各省咨議局代表聯名上書，要求撤銷這個內閣，但載灃卻一意孤行，于7月5日下達一份詔書，駁回議員們的請求，將代表地方士紳的立憲派也逼向了革命的陣營。

到辛亥革命前期，人心已經完全失控，政府的高級官員們，包括滿族親貴們都在私下里議論著革命的事情，為革命爆發給自己留后路；軍隊中充滿著革命的情緒，從高級軍官到下級士兵都不再以滿清朝廷作為忠誠對象，那些自認為在立憲政體下，就可以真正參與國政的各省咨議局的議員們都蠢蠢欲動，渴望著有人挑頭，推翻這個糊涂透頂的滿清王朝，所以，當武昌城里一些新軍士兵在倉促中打響起義第一槍時，各省新軍紛紛響應，咨議局的議長和議員立即自覺地充當起義新軍在民政上的合作伙伴，而各地督撫們，頭腦靈光的也跟著樹起義旗，響應革命，宣布獨立。那些對朝廷還寄以幻想的人也沒有抵抗的能力——手下沒有聽話的軍隊啊，只好棄城逃跑，或者被起義軍殺死。

武昌起義初起，載灃還試圖鎮壓，10月12日任命滿清貴族中號稱最優秀的軍人，陸軍大臣蔭昌為前線總指揮，將北方還聽指揮的新軍編成一、二兩軍的戰斗梯隊，分次開往湖北前線，平定起義。京城由禁衛軍和陸軍第一鎮（主要是滿人）拱衛，由載濤督率。

說起來，蔭昌的資歷優秀而完整，他畢業于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之前身），此后留學德國和奧地利，他娶了一名德國妻子，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回國后曾任北洋武備學堂總辦、陸軍第七鎮鎮統，1910年時，擔任陸軍部第一任大臣。在陸軍大臣任上，他改變了辦公禮儀，完全采用西法辦公，提高了行政效率，受到廣泛好評。從表面上看，他既當過軍校校長（北洋武備學堂總辦），又當過作戰部隊的軍事主官（鎮統，相當于師長），應當是既有軍隊的人脈，又有理論和實踐指揮能力的人，作為前線總指揮，應綽綽有余。可事實上，他是繡花枕頭，中看不中用。會說外語，嫻于外交禮儀可能確是事實，但論起實際指揮才能，則實在不敢恭維。據記載，他到達信陽時，他的鐵路專列就無法前行了。因為從各地抽調的部隊已經先期到達。但由于統一調度不善，各支部隊擁擠在這里，無法前進：有的部隊軍官到了，士兵未到；有的部隊士兵到了，軍官未到；還有的部隊人員到了，但彈藥物資未到。過去有些研究者將蔭昌督師失敗的原因歸結為受袁世凱背后挑唆北洋軍隊不聽他的指揮，但是，從當時現場發生的實際情況看，完全不是這么回事，如果真的不聽蔭昌的指揮，就不會有任何部隊趕到指定位置了。事實上，是蔭昌不會指揮、規劃不合理、沒有秩序，無法有步驟地將部隊逐一安排開赴前線，這說明他的統籌能力極差。由此可以推想，他當武備學堂總辦和部隊鎮統時，恐怕從來沒有真正干過事兒，事兒全是那些能干的漢人副職給干了。由朝廷親貴主導的改良中常會出現這樣時髦、穿洋服、化洋妝，言必稱國外如何先進的所謂開明人士，一般民眾也把會說外語、穿洋裝、行洋禮當作開放人士的標志，所以這類人物一時間頗得輿論好評。但是一旦遇到真正的危機，其繡花枕頭本色便顯露出來了，困守在信陽火車上的蔭昌束手無策，只好如實向上匯報，無奈，載灃只好起用了曾被他罷黜的袁世凱。自從袁世凱出山之后，載灃幾乎完全崩潰，基本上完全按照袁世凱的要求去做。1911年12月6日，載灃辭去攝政王職務，朝政交由隆裕皇后全權處理，隆裕是個平庸的老好人，遠沒有慈禧的政治才干，她也曾試圖抵抗，召見主管京畿防務的載濤，問他：“載濤，你管陸軍，你覺得咱們的兵隊怎么樣？”沒想到載濤竟是連連叩頭，戰戰兢兢地回答說：“奴才不知道，奴才只練過兵，還沒有打過仗。”⑩用這種白癡軟旦類的人主管全國陸軍并為此得罪一切能干的漢人軍官，載灃這種見識與行為，焉能不敗！走投無路的隆裕，只好按袁世凱的要求，宣布遜位，南北對立由此結束。

載灃其實是真正的亡國君主，因為當時的皇帝溥儀太小，只有五歲，國事實際是由載灃決定的，他這個人有絕大多數亡國君主共有的品質：智力平庸、性格懦弱、不負責任，且貪生怕死，愿意無條件地茍活。在研究宋朝滅亡的歷史時，我曾慨嘆宋徽宗和宋欽宗的茍活能力，居然在國破家亡、身為囚徒的情況，還能活上十好幾年。這位載灃攝政王也和徵、欽二帝一樣，在大清王朝滅亡后，居然活了近40年，到1951年2月3日才去世，享年67歲，其間，國家迭經動蕩，城頭變幻大王旗，他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對每一位新當政的“大王”陪著不是，努力保持自己能有個平安的生活條件。這人太沒血性了，還不如隆裕皇后，在清帝遜位后一年零十天，就憂憤辭世，那時她正當盛年，只有45歲。

5、為什么是袁世凱

在今日流行之史學敘述中，袁世凱被描述為“竊國大盜”，好像他有超人之妙手空空之術，能把國家這等龐然大物，瞬間竊入其囊中。這等蒙蔽無知幼童的故事，竟然作為嚴肅史書，存在近百年，足以讓人慨嘆：認識歷史真理太不容易！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袁世凱都堪稱那個時代的人杰（其詳細的故事，本期另有文專敘，此處不多贅言），在慈禧當政的后期，他已成為朝廷共認的群臣領袖，慈禧依賴他，如當年依賴曾國藩一樣。他是中國現代陸軍之父，整個新軍創始人是他，因而在軍界中積累了極高的威望。他在引進新鮮事物、學習西方方面，步子走得極大，辦過中國最先進的大學、警政、實業、交通、通信事業。因此，被政界和實業界公認為改革領袖。在載灃當攝政王之前，他已經是國家為數不多的柱石之一。載灃整倒他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報私仇，而為了用打倒這個公認的群臣領袖的方式，清洗那些比他本人有威望的人，重建朝廷獨一無二的威信。

但載灃的倒行逆施終于讓他自食惡果，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只好讓袁世凱復出。

袁世凱出山之后，確實有過與載灃及清廷討價還價的過程，對這個曾經差一點宰了他的攝政王和滿清朝廷，他多了些心眼兒，爭取些主動權，在所難免。但在他獲得了清廷能給他的一切東西之后，他要考慮的是軍隊和官員士紳們的心態，對于他親手創造出的軍隊，對于他曾朝夕相處的同僚，他是再熟悉不過了，他明白自己手下將軍們的心情。在內心信仰上，段祺瑞、馮國璋們恐怕不比武昌城內黎元洪落后，這些人也是潛在的革命者。他太明白了，革命是鎮壓不下去的，誰鎮壓革命，誰就將被革命吞噬。在如此復雜的局勢下，也許是他經過多年打磨過的官場閱歷幫助了他，他終于想出了一個有些不倫不類的讓清帝遜位、但以新成立的民國政府保持優待的方式，終結了這場革命（戰爭）。比起后來的革命，辛亥革命死的人不算多，所以，有人將這場革命稱為一場“低烈度”革命。如果追溯誰是“低烈度”的功臣的話，我們必須客觀地承認，袁世凱無疑排在第一。

簡言之，袁世凱本來就是新軍、官僚階層和士紳公認的領袖，這些人發起革命后，接受袁世凱來擔任最高領導人，本來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至于被當作“符號”借用的革命黨，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傀儡作用，能以擁戴袁世凱的方式體面地結束革命，已是他們能獲得的最佳結果了。承認當時的歷史事實吧，袁世凱當政，不是偷天換日的竊取政權，而是眾望所歸的事情。

我們得替袁世凱沖洗掉蒙在他頭上不存在的惡名，比如說電視劇《走向共和》中說，他在訓練新軍時，私底下叫新軍們高呼“吃的是袁大人的飯，穿的是袁大人的衣”。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再比如，很多人將袁世凱勸清帝退位攻擊為王莽之類的奸臣，從孤兒寡母手中奪權，其實，袁世凱如果想致隆裕皇太后和幼帝溥儀于死地的話，犯不上費這么大的心思，直接指使些亂兵進宮殺了這孤兒寡母便是。當時，他確實用了心思，報效慈禧當年對他的知遇之恩。應該說，如果按照中國的傳統道德標準看來，他做得是面面俱到了，如果不是他，滿清王室沒有這么好的下場。對于這個人的個人品德，還是應該給予實事求是的評價。

從革命黨那邊來看，首先，他們對革命的影響力十分有限，同盟會的組織體系早已崩潰，革命黨之間是靠著過去的情誼和同學、老鄉等個人關系對新軍發生影響的。和袁世凱相比，革命黨人的號召力和控制軍隊的數量都遠遜于袁世凱。簡言之，那些發起革命的新軍、主動或被動宣布獨立的地方督撫們，更愿意擁護袁世凱而不是孫中山。其次，從觀念上看，革命黨人對袁世凱并無惡感，他們之間早通過各種渠道有所聯系，在他們看來，袁世凱本身就是擁有新觀念的開明官僚，是可以爭取的力量。而袁世凱也確實適時地改變了自己的政治主張，他本來是主張君主立憲的，現在同意革命黨人的要求：建立共和制度，于是，在革命派和反革命（清廷）的共同同意下，袁世凱繼孫中山之后擔任了臨時大總統，辛亥革命也就在這種流血成本最低的條件下結束了。

7 對辛亥革命的當代認識

辛亥革命過去整整一百年了，在100年中，人們對辛亥革命的認識不斷發生著各種各樣的變化，那場革命作為歷史已沉淀在那里不會變化了，是后來各種各樣的人，出于各種不同立場和動機，對這場革命做出不同的解讀，這些解讀當然就互不相同，我們也是站在當下時刻，對這一歷史事件發表自己的認識。

放在100年的時間長度上看問題，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把中國沿襲了數千年之久的君主專制制度給廢除了，代之共和制。但是，中國人只是在制度的符號層面上接受了共和制，并沒有支撐這種制度真正按照民主共和的精神實際運行的現實力量。所以，任何穩定時期的政治統治和治理模式，都是在民主共和的制度符號下，采用當政者集權專制的實際手段，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和社會穩定，這種狀況又為一切后來的革命者提供了發動新革命的借口。

我們前面講過，革命的本質在于“換人”，由優秀健康的人換下孱弱腐朽的人，從這個角度看，辛亥革命完成了這一使命，趕下去載灃和隆裕皇太后，換上袁世凱，但是不幸的是，新換上去的袁世凱雖然比較優秀，但還不是最優秀，不能夠領導中國在和平的狀況下，解決一切內政外交問題，反而重蹈載灃的覆轍：開歷史的倒車，恢復帝制，結果又激起了新的革命（關于袁世凱之得失，本期另有專文論述，此處就不多贅言了）。

我們注意到，最近一段時間內，特別是圍繞著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所發表的相關研究著述中，呈現出的一種趨勢，就是高度肯定這場革命的“低烈度”，如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勇教授就指出：“從大歷史的角度觀察，辛亥革命實在是對法國大革命的超越，這場革命不僅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而且避免了一場內戰。一場血腥，這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完勝，既合乎國際社會的期待，也合乎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自歷史事實的角度，筆者實在不敢茍同馬勇教授的觀點，因為自大歷史角度看來，辛亥革命只是后來一連串中國革命的發端，直至1949年革命結束，其血腥和殘酷程度遠遠超過了法國大革命。法國大革命也是個一連串的過程，如果僅就其開始處死路易十六國王那一點事兒的話，也是“低烈度”的革命，是后來雅各賓派的專政才將革命推上血腥的頂峰的。

但若從當代的現實要求來講，我不得不承認，馬勇教授的觀點是符合現實政治需要的，而且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告別革命”、肯定改良的思潮的延續。這是因為，當年的革命黨已經成了執政黨，現在的任務是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共同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而當年鬧革命時形成的對革命的絕對肯定和熱情謳歌的文化資源（這些資源中就包括對辛亥革命軟弱性的批判，而不是對其“低烈度”贊揚），在今天的負面效應更大，它容易使得群眾一遇見點兒不合理現象就想著用革命的手段解決問題，所以，逐漸消解淡化這種“革命崇拜”是任何革命黨執政后需要做的工作，所以，李澤厚先生的“告別革命”、蕭功秦先生的“告別政治浪漫主義”、馬勇先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國智慧的最高體現、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完勝”，云云，從表面上看，是對舊的事件的新評價，而從實質上言，無非反映出和平時期人們力圖以改良的手段解決一切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愿望，這一時期的人們都是理性的，都意識到革命所付代價的沉重，所以，力圖避免革命的再度發生。

那么，新革命能否避免？又怎樣可以避免？

這要從革命的真實原因講起。

◎載灃

愛新覺羅·載灃（1883-1951）醇親王。慈禧太后去世后，載灃作為攝政王，成為清王朝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可惜他能力平庸，看不清楚局面，廢除了慈禧一些正確的政策，犯下了一系列嚴重的錯誤，比如他重新任用滿族親貴出任政界、軍界一些重要職務，而對漢族官員加以排擠，他的這些錯誤政策，是辛亥革命得以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載洵

載洵（1886-1949），滿洲鑲白旗人，攝政王載灃的弟弟。載洵于1909年被載灃任命為海軍大臣，但他沒什么本事，完全無能力擔任這樣的重要職務，他的上任是載灃想重新把權力收歸滿族親貴的一個例證。

◎熊秉坤

熊秉坤（1885-1969），湖北武漢人，早年經商，后投鄂軍第八鎮第八營當兵，加入“共進會”。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率工程兵首先發難，占領楚望臺軍械庫。武昌起義后，任第五協統領，參加武漢保衛戰。1913年“二次革命”時，在南京參加討袁后，流亡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護法運動”中，任廣州大元帥府參軍。后曾任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湖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等職。

◎蔭昌

蔭昌（1859-1934），滿洲正白旗人。歷任天津北洋武備學堂總辦、出使德國大臣、江北提督、陸軍部侍郎、尚書、軍諮府大臣，北洋政府總統府高等顧問、侍從武官長、陸軍上將、參謀總長。早年蔭昌入讀京師同文館德語班，故后來清朝官員出使德國或談判都是他從中參贊傳譯。蔭昌是清王朝滅亡后又出仕民國的極少數滿族權貴之一，貌似庸俗，而實巧黠，亦頗擅辭令，歷事數主，卻避不卷入政治旋渦，時以“郁茶神壘”譏之，蔭昌在武備學堂最久，學生中如馮國璋、王士珍、段祺瑞、曹錕皆尊之為老師，他又是袁世凱的四大將軍（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蔭昌）之一，但其軍事才能與政治才能均平平而已。他有兩個妻室，其一為在德國所結識之德國女子，僅有一子，為袁世凱之孫婿，其名為蔭昶，取字音與“蔭昌”相同。

◎黎元洪

黎元洪（1864-1928），湖北黃陂人。1883年考入天津北洋水師學堂，1888年入海軍服役。1894年，參加中日甲午海戰，戰后投靠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袁世凱死后，由副總統繼任總統。1922年，他在直系軍閥支持下復任總統。1928年6月，黎元洪因為腦溢血在天津去世。黎元洪是辛亥革命武昌首義的都督，也是中國歷史上唯一一個兩任大總統和三任副總統的人。

8 革命：永遠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1、革命的真實原因是什么

前文我們分析了那些“假性原因”不是導致革命的真實原因，那么，革命的真實原因是什么呢？

革命家列寧對革命有過一個經典的定義：單是下層被統治者要求革命是不夠的，只有當下層被統治者們不愿意照舊生活，而社會上層統治者也不能照舊生活和統治下去的時候，革命才會獲得成功。他不只在一個地方講過類似的話，而且有很多更為精微細致的闡述。列寧不愧是第一流的革命家，他準確地揭示了革命的真實原因：

第一，社會“下層”，廣大的被統治者——群眾，不愿意按舊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了。這倒不一定是出于絕對的貧困，從近代世界各國革命的情況來看，主要是被統治者的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有的來自于他們內心某種理念的變化，更多的是來自外來文化的影響。比如對辛亥前中國新軍的官兵們來講，不愿再行跪拜禮就是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所致，按這種新觀念，叩頭下跪是對人格的侮辱，是野蠻的制度，一旦這些官兵接受了這種理念，誰若強按著他的頭讓他們下跪，他們就會拔槍反抗，發起革命。可是，在此前兩千多年，中國的軍隊和官府都是如此行禮的，這不是個問題啊，甚至有些習慣了自己國家這些繁文縟節的人，看到那些不知跪拜君主長官的游牧部落，還嘲笑人家不知下跪，是野蠻無禮、不懂文明的表現。舉這個例子，是說明某種生活觀念的變化是社會下層不愿意再照舊生活下去的直接原因，而導致生活觀念變化的原因太多，無法盡數，層出不窮，以致于我們無法預知未來的人類還會發生哪些變化，哪些變化可能導致革命。我們只是知道，未來一定會有新觀念產生，而這些觀念可能導致革命。比如，在只有少數人才擁有手機的時候，取締手機引不起什么社會反應；而一旦當每個人都擁有手機時，人們就形成了某種關于手機理所當然的觀念，這時，一旦有人膽敢取締手機，一定會激起社會騷亂。

第二，社會上層，統治者無法按舊有的方式繼續統治和生活下去了，在列寧看來，這是更重要的革命原因。統治者為什么不能按舊有的方式統治和生活下去了？原因主要有兩方面，一是統治者確實進入了生理上的無能狀態，智力退化，喪失了治理國家的能力，如辛亥革命時的載灃及隆裕皇太后，俄國二月革命時的沙皇尼古拉二世都是這樣。另一個原因是統治者的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比如蘇聯解體前的戈爾巴喬夫。而且上述這兩方面的原因幾乎是同時存在的：無能且糊涂的統治者接受了某種足以讓他們統治地位破產的政治理念，他們自己也不愿意按舊有的方式統治下去了。辛亥革命前夕，大清帝國的統治者即是如此，幾乎普遍接受了“憲政”的理念，一旦接受了“憲政”的理念，離廢除君主專制就不遠了。

還得強調一下，統治者不是某個個人，而是一個群體，以辛亥革命時期的大清帝國來講，統治者包括皇帝、大臣、地方督撫、領著高薪的新軍官兵和薪俸略低的巡防營官兵，還包括那些準備考入各種新式學堂、軍校當官的普通百姓，這些人都是統治者的一部分，他們的人數眾多。

革命的本質就是換人，就是由一批新的有能力的或與下層群眾觀念一樣的人來換掉舊的、沒有能力或與下層群眾觀念不一致的人的過程，用革命家列寧的話說，就是奪取政權，由一撥人從另一撥人手里把政權奪過來。

2、革命真正能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任何一場革命，在發動革命之前，革命者們都會描繪出一種可行之萬世、無所不能的美好理想，都會真誠地向革命的追隨者們做出令每個人都心滿意足的許諾。但是，全部人類歷史告訴我們：沒有一場革命能建立起來一個行之萬世的大同世界，也沒有一場革命能兌現它向信眾們許諾的全部諾言。革命盡管是人類社會中最為劇烈、代價最為沉重的變革，但所起的實際作用也是有限的。

革命能解決的實際問題只有兩個：

第一，換人，確實更換了一個新的、有能力且理念符合社會下層要求的統治集團，任何一個國家的革命，都只有在真正出現這么一個新的、能有效進行統治和管理的集團來，革命才能停止，才算是真正成功。

第二，革命前以及革命中形成并強化的某些理論會以制度或其它文化符號的形式固化下來，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人們見面只需握手鞠躬，不用叩頭下跪了，進衙門也不再用打板子等等，這一系列制度與文化的變遷造就了社會一致接受的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按照某種線性價值觀來看待的話，就是實現了所謂歷史的進步：諸如人的解放、人的尊嚴之類。

3、革命不能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1）技術性的問題

革命后新上臺的統治集團，一定會解決上任統治集團沒有解決的那些技術性的問題，比如上屆集團想修鐵路，沒修成，新的統治集團把它修成了；再比如上屆集團想辦更多的新式教育、想讓國家獨立，都沒辦到，而新的統治集團把它辦到了。但這些問題是這個新統治集團解決的，原因是新的統治集團有能力，而不是革命本身解決的。革命就是個奪權的過程，解決不了這類的技術問題，人們通常把這類問題的解決，誤解為是革命解決的，那是因為人們混淆了革命與新的統治集團的關系，僅就技術問題本身來講并不一定需要革命才能解決的，那些有本事的統治者，也一定能不通過革命解決這類問題，比如俄國的彼得大帝，他領導俄國進行了極為劇烈的改革，使俄國由一個中世紀的酋邦變為近代國家，并沒有通過革命的方式。如果僅從解決技術問題的角度看，改良是一種比革命成本低得多的方式，優于革命。但是，我們得強調，技術問題的解決依賴于解決者的能力，如果來自舊的統治體系的領導者有這個本事的話，當然就可以用改良的方式解決問題，就可以避免革命；但他如果沒有那個本事的話，就只能通過革命來換上有本事的新人來。

（2）“假性革命原因”所激發出的一切承諾

凡是革命前基于“假性原因”做出的一切承諾，革命都無法兌現。因為那個原因就是假的，故當時再真誠的承諾也兌現不了。這類問題中有兩個“經典的”問題雖然永遠解決不了，永遠都沒有解決，可是每次革命時又會作為一種真實的口號被再次真誠地提出來，這就是平等和專制。

革命解決不了平等的問題。盡管每場革命都會向人民承諾，革命后要“有錢同使，有衣同穿”，要“人人皆兄弟”，或者是“消滅一切階級差別”、“消滅一切特權階層”，“勞苦大眾翻身做主人”，等等，諸如此類的口號寫滿了各個國家的每一部革命史，但是沒有一場革命能真正地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暫時解決了，過不久，也會恢復出來。以最徹底的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為例，確實曾經消滅了一切資本家，消滅了一切地主階級，消滅了一切妓院、娼妓和性病；當時，都是在接受新文明的進步的口號下獲得實現的。可是，不過二、三十年后，不就得又允許新的資本家出現，不就又允許擁有自己地產房產的地主出現，不就又允許妓院（現在叫洗浴中心、歌舞廳）、妓女（現在叫性工作者）、性病出現了，而且，也都是在接受新文明等進步的口號下實現的。沒有辦法，如果沒有收入和享樂等社會地位上的差別，人類就沒有工作的動力和激情，是人類本身的局限性導致將這些人們曾經認為可以永遠消滅的“丑惡現象”又招回來的。只有當這些東西，這些與新統治者必然伴生的東西發展到一定程度，才會激起新的革命，激出徹底毀滅這些“丑惡現象”的幻想，但是，依舊會上演“毀了重建”的老套路。因為，所謂“丑惡現象”積累到一定程度的含義就是指那些下層群眾沒有了進入統治群體、成為上層階級，像上層階級那樣享樂的機會。這時，反對上層階級的很多人不是出于摧毀這種“丑惡現象”的動機，而是出于享受不到這些“丑惡現象”的動機才革命的，魯迅先生早就借阿Q之口說明白了他們的心事：“秀才摸得，我就摸不得？”懷有這種動機的人類，怎么能實現他們自己也不清楚的幻想呢？

革命也解決不了專制的問題。前面已經說過，每場革命的理由都是反對獨裁和專制，但事實上，還在革命的過程中，革命者就在建立新的獨裁和專制機制，而且只有建立起有效的獨裁專制體系的革命團體，才能贏得革命的成功，因為只有具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建立起無條件的下級服從上級的權力關系的革命組織才有效率，才有戰斗力。這是世界革命的普遍現象，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權也往往比舊的政權要專制得多。

這也是人類天生的局限性所致的，人類要維持正常的社會生活，就必須有個政府，有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權力關系，這種下級服從上級的權力關系在下級看來就是專制，就是獨裁，可以說，一切權力關系都是專制和獨裁的。

有朋友批評筆者：你這是無知，你混淆了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的區別！筆者只能苦笑著回答他：所謂專制與民主，更多的是當事人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