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周總理緊急致電劉亞樓，劉亞樓怒斥胡鬧

1960年，青島。

一場關于編寫教材的研討會正在進行，主持會議的是空軍的一把手劉亞樓。

正聊到節骨眼上，桌案那部紅色保密電話響了。

聽筒那頭是周總理。

握著話筒，劉亞樓越聽臉越黑。

放下電話，這位平日里威風凜凜的將軍，“騰”地一下站起來，巴掌重重拍在桌面上，嗓門大得嚇人：

“這簡直是亂彈琴！”

能讓他發這么大火，原因就一個：蘇聯那邊單方面把合同撕了，還要把援華的專家全撤走，關鍵的設備也不給了。

這對于正處于“邊打仗邊建設”階段的中國空軍而言，哪里是“釜底抽薪”，分明是要把命根子掐斷。

大伙看見的是劉亞樓發火，聽見的是那句“亂彈琴”。

可要是把時間線拉長，回頭瞅瞅他掌管空軍這十幾年拍板的幾件大事，你會明白：他發火的背后，藏著一種鉆心的焦灼——他這是在跟老天爺搶時間。

從1949年跨越到1965年，劉亞樓這個“門外漢”，到底是用什么招數把中國空軍這盤死棋下活的？

這后頭，有三筆關鍵的“賬”，他算得比誰都精。

頭一筆賬：用人的門道。

1949年，軍委拍板要建空軍。

誰來挑大梁？

毛主席點了劉亞樓的將。

說實話，這安排在當時挺讓人摸不著頭腦的。

頭一個，劉亞樓是陸軍起家，對天上打仗的事兒一竅不通。

再一個，也是最尷尬的——他暈飛機。

一上天就暈頭轉向想吐，這在空軍里頭屬于“絕癥”。

劉亞樓自己心里也直打鼓。

他火急火燎趕到北京，跟主席推辭：“主席啊，我是陸軍出身，又暈機，這瓷器活我攬不了。”

那會兒，海軍司令肖勁光也是個“旱鴨子”，也拿同樣的理由想推脫。

主席聽完，拋出了一個特有意思的辯證法：“海軍司令暈船，空軍司令暈機，這就對路了。

我就是要你們這些覺得自己干不了的人去干！”

這話聽著像玩笑，骨子里卻有著極深的考量。

那會兒咱們空軍就是一張白紙，技術、家伙事兒、訓練套路全得找蘇聯人要。

懂飛行的人有沒有？

有，但那是搞技術的。

中央缺的，是一個能鎮得住場子、懂政治、懂組織，還能跟蘇聯人掰手腕的高級將領。

劉亞樓在蘇聯喝過洋墨水，打過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蘇軍那邊挺買他的賬。

這層人脈，比會開飛機金貴多了。

至于暈機？

那是戰術上的小毛病，不是戰略上的大問題。

劉亞樓最后把這擔子挑起來了。

事實證明，主席這步棋走得高。

劉亞樓一上任，立馬動用他在蘇聯的老關系，馬不停蹄殺向莫斯科，硬是把飛機、油料和專家全搞定了。

要是當時選個只會拉操縱桿的技術型將領，恐怕連談判桌的門都摸不著。

第二筆賬：死規矩與活例子的博弈。

家伙事兒齊了，接著就是找人。

招飛工作起初很不順當。

那個年月，戰士們習慣了腳踏實地，一聽說要“上天”，不少人心里犯嘀咕。

劉亞樓沒招，只能一個部隊接一個部隊去跑，親自做思想動員。

但在選人的門檻上，他碰上個硬茬。

當時有個老紅軍叫楊思祿，都三十三歲了，打報告要學飛行。

照著蘇聯專家的尺子量，三十三歲還想學開飛機？

簡直是天方夜譚。

身體機能、反應速度早就過了黃金期。

蘇軍教官把頭搖得像撥浪鼓，理由硬邦邦：“世界上沒這個先例！”

皮球一下子踢到了劉亞樓腳下。

按規矩辦？

那就得把這個打仗經驗豐富的老紅軍刷下去。

破個例？

那就要擔著摔飛機的風險，還得罪蘇聯專家。

劉亞樓心里的算盤是這么打的：空軍不光缺會擺弄機器的“駕駛員”，更缺有敢死決心的“指揮員”。

楊思祿是歲數大點，身體是不如二十郎當歲的小伙子，但他爬過雪山草地，打過硬仗，這股子精氣神是技術教條換不來的。

于是，劉亞樓拍板了：“咱們黨員就是要干前人沒干過的事兒！”

他力排眾議，硬是把楊思祿留下了。

后來的結果給劉亞樓長了臉。

楊思祿不光學會了開飛機，還憑著那一肚子戰術素養，一路干到了航空兵師長。

他的成材，直接捅破了陸軍干部的心理窗戶紙，帶動了一大批優秀指揮員轉型。

要是劉亞樓當時迷信蘇聯專家的“本本主義”，中國空軍恐怕就少了一批像楊思祿這樣的頂梁柱。

第三筆賬：榮譽跟心態的把控。

隊伍拉起來了，該給部隊起個響亮的名號了。

幾個月功夫，劉亞樓辦了六所航校，攢出了第一支航空戰斗部隊。

那會兒聶鳳智將軍提了個茬：既然是頭一支隊伍，干脆叫“第一旅”，多威風，多帶勁。

這想法合情合理。

萬事開頭難，叫個“第一”鼓鼓勁，順水推舟的事兒。

可劉亞樓給否了。

他一錘定音：叫“空軍第四混成旅”。

明明是老大，為啥非要排老四？

劉亞樓的心思細著呢，主要有兩層深意。

一是管住心態。

新搭的臺子，還沒見過血，上來就掛個“天下第一”的牌匾，容易翹尾巴。

驕兵必敗，這道理在陸軍里好使，在空軍里更是要命。

二是講究傳承。

當年主席在井岡山拉起第一支紅軍隊伍時，用的番號是“紅四軍”。

劉亞樓想學主席的做法，把這份革命香火傳下去。

還有更深的一層意思，他想把“第一”這個名號留著。

留給誰？

留給以后在戰場上真刀真槍拼出來、戰功赫赫的隊伍。

這是一個高級操盤手才有的智慧：榮譽不能預支，只能拿命去換。

事實證明，這支低調的“第四旅”沒給咱丟臉。

在后來的國土防空任務中，他們進駐上海，狠狠教訓了國民黨來偷襲的飛機。

而在隨后的抗美援朝戰場上，劉亞樓面臨了更大的考卷。

1950年，志愿軍跨過鴨綠江。

彭老總點名要空軍：“空軍司令官，我們等著你的空軍吶！”

當時的對手是誰？

是武裝到牙齒的美國空軍。

劉亞樓沒蠻干。

他提出了“邊打邊建，邊打邊練”的方針，琢磨出了“一域多層四四制”的戰法。

簡單說，就是不跟美軍搞大規模的正面硬碰硬，而是集中兵力，在特定空域織成多層打擊網，打這種“空中游擊戰”。

效果立竿見影。

才兩個月，初出茅廬的中國空軍就拿下了三戰三捷的戰績，干下來和擊傷敵機四百多架。

連美軍都驚呼：“幾乎在一夜之間，中國就變成了世界上主要空軍強國之一。”

主席看到戰報，高興地發電報夸獎：“空四師奮勇作戰，甚好甚慰！”

回頭看，劉亞樓的每一次落子——從接下任命的擔當，到打破教條的用人，再到低調務實的建軍——都是在為這一刻做鋪墊。

可偏偏到了1960年，那個讓他拍桌子的時刻還是來了。

蘇聯專家的撤離，意味著之前的外部輸血斷了。

劉亞樓雖然氣得要把桌子拍碎，但他腦子沒熱。

他先是照著周總理的指示，去拜訪在青島度假的蘇軍大將巴托夫，試圖做最后的挽留。

但他心里也跟明鏡似的，這事兒巴托夫做不了主。

既然求人不行，那就求己。

在那個最艱難的檔口，劉亞樓響應中央號召，喊出了那個響當當的口號：“當掉褲子也要自己搞設計！”

這句話不是修辭，是鐵了心的誓言。

為了填補蘇聯人留下的坑，劉亞樓開始了幾乎是玩命的工作節奏。

他的身子骨本來就不硬朗，長期的勞累徹底把他拖垮了。

愛人多次勸他去醫院，他總是那句話：“不要緊，主席那么大歲數了還在日夜為國家操心，我又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拼活把工作做好？”

這筆賬，他是拿命在結。

1965年，劉亞樓積勞成疾，英年早逝，年僅55歲。

他沒能親眼瞅見后來中國空軍的全面騰飛，但他留下的那套班底、那種敢于打破常規的用人思路、那種“一域多層”的戰術智慧，以及那股“當掉褲子也要搞設計”的硬骨頭，成了中國空軍最硬的底色。

1960年那一聲“亂彈琴”的怒吼，最后沒有變成絕望的嘆息，而是一聲沖鋒號。

信息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