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之后，誰是下一個“頂級操盤手”？

進入2026年，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呈現出一幅冰火交織的圖景。

年初，蔚來汽車第100萬輛量產車在合肥新橋智能電動汽車產業園二期工廠緩緩駛下產線。創始人李斌在聚光燈下，一句“感謝安徽，感謝合肥”，道盡了一個品牌與一座城市長達六年的共同成長。

僅僅一周之后，另一則消息將市場的殘酷一面無情揭開。觀致汽車實控人姚振華發布實名舉報視頻，稱公司資產面臨被低價拍賣的困境。

兩者強烈的對比，反映出地方政府在產業發展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承擔的風險與所需的決策能力。

在各地推動汽車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合肥因投資蔚來汽車，協助企業度過經營困難期，使安徽在2025年實現汽車產量、新能源汽車產量、汽車出口量三項全國第一。

如今，隨著具身智能、低空經濟等新興領域的發展，地方政府再次面臨產業布局的選擇。需要思考的是，此類成功是偶發性結果，還是可總結、可借鑒的系統性產業培育模式。

誰都曾站在命運的十字路口

蔚來與合肥的合作，實質上是一場基于共同需要的雙向選擇。

蔚來汽車曾深陷自誕生以來最嚴峻的經營危機。2019年，蔚來凈虧損高達114億元，股價一度跌至1.19美元，逼近退市紅線?！?019年最慘的人”李斌，四處奔走尋求“續命錢”。

圖片來源：蔚來汽車

與此同時，合肥也正面臨產業轉型的壓力。這座城市雖在家電制造、新型顯示、集成電路等領域已有布局，但在新能源汽車產業中仍缺乏具有帶動效應的龍頭企業。由于傳統汽車產業基礎相對較弱，合肥在當時的造車新勢力城市競爭中，并未成為最受關注的對象。

盡管外界常將合肥的產業投資策略形容為“賭博”，但當地決策者對此并不認同。

“不能叫賭，是科學的研判。”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宏卓，在后來多次復盤時，都堅決否定了外界“賭城”的標簽。

這場后來被載入中國商業史冊的合作，其決策速度非常之快：從2020年2月25日蔚來與合肥簽署框架協議，到4月29日最終協議簽署并宣布70億元戰略投資到位，僅僅用了65天。

在“閃婚”的背后，是一場高度精密、冷靜乃至冷酷的“精算”。據悉，在短短兩個月內，合肥方面組建了由國資平臺、專業投資機構、行業技術專家及法律財務團隊構成的龐大盡調小組。他們的調研不僅覆蓋了蔚來的財務報表、技術專利、供應鏈體系，更深入到其用戶社區運營效率、換電模式的全生命周期成本模型，乃至對李斌本人及其核心團隊進行了多輪背景與能力評估。

盡調的結論并非一片樂觀。報告清晰地指出了蔚來面臨的巨大風險：持續虧損、競爭加劇、商業模式有待驗證。

然而，報告也同時指出了蔚來獨有的“資產”：中國高端電動車市場初步建立的品牌認知、極致用戶體驗塑造的用戶忠誠度、行業領先的換電技術專利布局。

合肥的決策邏輯，建立在一種“風險投資”思維之上：他們投資的不是一家當前盈利的企業，而是一個在未來智能電動車賽道中可能占據重要生態位的“平臺型種子”。

70億元的資金，既是“救命錢”，更是“錨定錢”，旨在將蔚來未來的核心命運，與合肥這座城市的發展牢牢綁定。

從“輸血”到“造血”

之所以說合肥是“頂級操盤手”，體現在后續一系列環環相扣、層層遞進的“組合拳”中，展現出一種“階梯式綁定”的產業培育藝術。

投資協議的核心條款，是“蔚來中國”總部的設立與落戶。這絕非一個簡單的注冊地址變更。它意味著蔚來的核心戰略決策、研發體系、資金結算、供應鏈管理等中樞職能，將全面融入合肥。這確保了合肥不僅是蔚來的“股東”，更是其“主場”。

此后，合肥市與蔚來共同規劃建設了新橋智能電動汽車產業園。蔚來第二先進制造基地（F2）率先入駐，成為其產能攀升的基石。隨后，為應對激增的市場需求，投資更為龐大的新橋二期工廠（F3）火速啟動。

圖片來源：蔚來汽車

如今，這里已成為蔚來全球制造體系的核心，第100萬輛下線的榮耀，正是這座“制造堡壘”實力的最佳證明。

不過，生態繁育，打造產業集群“熱帶雨林”，才是合肥“操盤”的終極目標。以蔚來整車工廠為“磁石”，合肥市政府啟動了精準的“鏈式招商”，針對電池、電機、電控、座椅、玻璃、芯片、智能駕駛等關鍵環節的龍頭企業，制定個性化的招商方案。

如今，國軒高科、科大訊飛……一大批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紛紛在合肥或周邊落地、擴產。合肥無意打造一個封閉的“蔚來系”，而是致力于構建一個開放的、充滿競爭與活力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生態雨林”。

此外，合肥依托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工業大學等本地高?？蒲匈Y源，與蔚來共建聯合實驗室，在固態電池、自動駕駛算法、芯片設計等前沿領域開展研發，形成了“產學研用”的正向循環。

在100萬輛的下線儀式上，為支持中國前沿科技領域的創新研究，蔚來公司將第100萬臺量產車——一臺星辰綠蔚來全新ES8捐贈給安徽墨子量子科技基金會，用于為量子科技領域優秀專家們的出行提供保障。

此外，蔚來公司還與奇瑞汽車、江淮汽車共同簽署《關于共建汽車產業發展協同創新平臺的框架協議》，與龍迅半導體完成車芯協同產業化合作項目簽約，進一步推動安徽和合肥開放協同、互利共贏的產業生態。

衡量一次“操盤”是否成功，最終要看實實在在的產出。合肥對蔚來的投資，所帶來的回報是全方位且超出預期的。最直觀的體現，便是安徽全省汽車產業面貌的徹底重塑。

數據是最有力的證明：2021年，安徽省汽車產量為150.3萬輛，其中新能源汽車25.2萬輛。到2024年，這兩個數字分別飆升至357萬輛和168.4萬輛。

據安徽省發展改革委最新消息，2025年，安徽一舉奪得汽車產量、新能源汽車產量、汽車出口量三項全國第一，汽車成為該省首個出口額超千億元的產業。

一項投資重塑一省產業版圖

“世界汽車看中國，中國汽車看安徽?！崩畋笤诠_場合的這句斷言，雖有自豪之情，卻也并非虛言。它反映了一個新興產業地理格局的重大變遷。

一位合肥本地的新能源車主在接受采訪時感慨：“現在路上安徽牌照的電動車越來越多，感覺整個城市的產業氣質都變了。以前說到合肥想到的是家電，現在提到合肥，大家會立刻聯想到高科技和智能汽車?！?/p>

目前，安徽省已建成百萬個充電樁，在城區形成了2公里充電服務圈，并在高速公路服務區及鄉鎮實現了充電設施全覆蓋，致力于消除用戶里程焦慮，加速邁（參數丨圖片）向新能源汽車出行最友好省份。

據悉，下一步，安徽將堅持創新驅動，推動研發、整車、零部件、后市場一體化協同發展；深化人工智能（AI）對全產業鏈的賦能，加速數智化轉型。同時，推動產業從“產品出?！毕颉捌放瞥龊！迸c“生態出?！鄙墸尅巴钴囍窃臁狈杖蚋嘤脩?。

圖片來源：安徽日報

合肥安徽的成功，引發外界長久的回響與思考。一個核心問題也隨之浮現：“合肥模式”是否可以復制？

剖析“合肥模式”成功的核心要素，其中包括：專業主義的決策機制、長期主義的戰略耐心、精準的產業生態思維。

然而，復制“合肥模式”面臨巨大挑戰：一是“操盤手”稀缺：具備合肥這樣專業研判能力、風險承受魄力和跨周期執行力的地方政府團隊，本身鳳毛麟角。許多地方的投資，仍受制于信息不對稱、專業能力不足和急功近利的心態，容易淪為“接盤俠”。二是時代窗口收窄：新能源汽車市場已從藍海變為競爭慘烈的紅海，新進入者面臨的門檻極高，類似蔚來2020年那樣的“雪中送炭”機遇已十分罕見。三是企業稟賦差異：并非所有企業都具備蔚來這樣的品牌塑造能力、技術儲備和用戶思維。投資對象的選擇，本身就是最大的風險點。

車夫咨詢合伙人曹廣平在接受采訪時指出：“地方政府支持新能源汽車，是一把雙刃劍。獲得的是就業、稅收、產業鏈，但面臨財政、貸款和盈利壓力?！彼M一步指出，成功的核心在于支持企業走對技術路線，形成產業的盈利性循環，并不斷通過創新打開外部市場。否則，一旦技術路線判斷失誤、市場變化或資金斷裂，前期所有投入都可能化為沉重的負擔。

觀致、博郡、拜騰等項目的折戟，以及部分地方為引入項目而背負的沉重債務，都是另一面的真實寫照。它們警示后來者：產業投資的烈火烹油之下，是冰冷的風險管理與專業能力的硬核考驗。

如何成為下一個“頂級操盤手”

回到最初的問題，誰是下一個“頂級操盤手”？答案或許并非某一個具體城市，而是一套正在被廣泛學習和因地制宜應用的“產業治理操作系統”。

目前，深圳依托比亞迪這一全球巨頭，已自然演化出規模龐大、技術自洽的新能源汽車生態，其政府角色更側重于頂層規劃與市場環境優化。上海引入特斯拉，則以“開放壓倒性優勢”的策略，重塑了中國新能源汽車的供應鏈標準與制造效率，帶動了整個長三角產業的升級。西安等地則聚焦于新能源汽車產業鏈的特定環節（如動力電池），進行深耕，力圖成為全國乃至全球供應鏈中不可替代的一環。

它們路徑各異，但內核與“合肥模式”相通：專業研判取代盲目跟風，生態思維超越單點招商，長期主義克制短期沖動。

能否成為“下一個”，不取決于能否復制合肥的故事，而在于能否掌握這種在不確定性中識別關鍵賽道、并以“合伙人”姿態培育產業的核心能力。

當前，面向人工智能、低空經濟、具身智能等新賽道的競賽已然打響。產業的浪潮從未停歇，從智能汽車到低空飛行器，從工業機器人到具備感知交互能力的具身智能體，新的“風口”正在形成。杭州、深圳等地正著力打造包括低空經濟、具身智能等在內的未來產業生態，試圖在新一輪產業變革中占據先機。

圖片來源：小鵬匯天

“合肥模式”留下的啟示，或許是這份超越“風投”標簽的、關于地方政府如何成為“戰略合伙人”的深刻啟示。

面對低空經濟、具身智能等更具技術顛覆性和生態復雜性的新領域，政府的角色需要進一步演進：從“產業組織者”升級為“未來場景共創者”和“跨界生態協調者”。

合肥的故事，超越了“最牛風投城市”的網紅敘事，揭示出一種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地方政府參與和引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新范式。

這種范式的核心，是地方政府角色從單純的“管理者”和“招商者”，向“戰略投資者”、“產業組織者”和“創新生態共建者”的深刻轉變。它要求政府具備企業家精神，懂得資本語言，尊重市場規律，同時又能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進行長遠戰略布局。

當下，人工智能與具身智能的浪潮方興未艾，低空經濟蓄勢待發，各地政府摩拳擦掌，希望抓住下一個產業躍遷的機遇。

曹廣平對此的建議頗具啟發性：“政府一是創造好的產業環境，二是支持企業提高真技術水平，三是加速技術試點應用，幫助形成‘產業循環’?！?/p>

這或許是“合肥模式”留給后來者最寶貴的遺產：政府的核心職能，在于構建一片肥沃的土壤、一套公正的規則和一個開放的舞臺，讓最具創新活力的企業破土而出，讓市場力量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最終實現地方經濟與企業成長的“雙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