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賡追她3年，她為陳賡守寡49年，臨終前：將陳賡和另一女子合葬

她是近代的一位“奇女子”，陳賡大將追了她3年，陳賡去世后，她更是為對方守寡49年，臨終前，卻交代讓丈夫與另外一個女子合葬。她就是傅涯。

那么她究竟為什么會做出這樣的選擇呢？就讓我們一起走進那段歷史，看看他們之間的故事吧。

1918年，江西景德鎮的一個宅院里，傅涯出生了。她爹是晚清當過師爺的讀書人，說話做事都透著股細致；娘是蘇州大戶人家的姑娘，知書達理，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條。

傅涯是家里的姑娘里排行靠前的，上頭有哥哥，下頭有弟弟妹妹，一大家子好幾口人，日子不算大富大貴，卻也安穩寬裕。

打小，傅涯就跟著娘認字，跟著爹讀些詩文，后來還去了南京的私立東方中學讀書。

1937年，她剛從中學畢業，外頭就亂了，日本人打進來了，南京城里人心惶惶。傅涯看著街上逃難的人，心里堵得慌，總覺得該做點什么。轉年開春，她聽說陜北有個延安，是干革命的地方，能打鬼子，能救中國，當下就做了決定：去延安。

那會兒去延安可不容易，得繞著鬼子的封鎖線走，坐火車、搭驢車，有時候還得靠腳走。傅涯揣著簡單的行李，一路顛簸，總算在1938年到了延安。

一進延安，她就被那股子熱鬧勁兒感染了，到處是穿灰布軍裝的年輕人，唱歌的、講課的、練操的，每個人眼里都有光。她沒猶豫，直接報名進了抗日軍政大學，成了第4期的學員。

抗大的日子苦，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出操，晚上還得在煤油燈下看書，但傅涯沒喊過累。畢業后，她進了抗大總校的文工團，一會兒當會計管賬目，一會兒跟著隊伍去演出。文工團的姑娘都喜歡她，說她性子溫和，做事踏實。

1940年，抗大文工團奉命去山西武鄉縣蟠龍鎮演出。那會兒陳賡正在那兒養病，他是八路軍129師386旅的旅長，之前在前線跟鬼子打仗，腿上受了傷，沒好利索，組織上讓他在后方歇一歇。

文工團的團長知道陳賡在這兒，就拉著幾個干部去看望。其中有個叫王智濤的，是抗大總校的訓練部部長，跟陳賡是老熟人。兩人一見面，陳賡就開起了玩笑：“老王，你們文工團來了這么多姑娘，怎么不早說？我這兒可冷清壞了。”

王智濤笑著問：“你現在缺啥？缺藥還是缺衣服？我讓人給你送過來。”陳賡往椅子上一坐，摸了摸下巴，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啥都不缺，就缺個媳婦。你看我這屋里，冷冷清清的，不像個家。”

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王智濤回去就跟媳婦吳靜說了這事。吳靜跟傅涯在文工團處得好，知道傅涯還沒對象，就跟王智濤說：“我看傅涯那姑娘不錯，有文化，性子也好，跟陳賡挺配的。”

沒過幾天，王智濤就找了個機會，把傅涯帶到了陳賡的住處。

傅涯一進門，就看見一個穿軍裝的男人坐在桌邊，個子不矮，臉上帶著笑，眼神里透著股機靈勁兒，這就是陳賡。陳賡也打量著傅涯，見她穿著灰布軍裝，頭發扎成一個馬尾，臉上帶著點靦腆，心里頓時就有了好感。

那天兩人聊了挺久，陳賡跟她講前線的事，講打鬼子的勝仗，也講自己小時候的趣事；傅涯就安安靜靜地聽，偶爾插一兩句話。臨走時，陳賡跟她說：“傅涯同志，以后有空常來坐，我這兒還有從老鄉那兒弄來的紅棗，可甜了。”

傅涯后來才知道，陳賡那會兒已經37歲了，按當時的說法，早就是“老大不小”的年紀。他之前有過一任妻子，叫王根英，是個革命烈士，1939年跟鬼子打仗時犧牲了。陳賡心里一直記著王根英，還說要為她守節。

那時候傅涯也有自己的顧慮，她在家鄉的時候，跟表哥定過一門親，雖然她不想認這門親，但總得把事情說清楚。她跟陳賡說了這事，陳賡也沒著急，只是說：“我等你。你啥時候把事情處理好了，咱們再說。”

這一等，就是3年。

3年里，陳賡沒少給傅涯寫信。有時候是在前線寫的，信紙上還帶著硝煙味，跟她講部隊打了勝仗；有時候是在后方寫的，跟她講老鄉送的小米有多香，院子里的桃樹結了果。傅涯也會回信，跟他講文工團的演出，講延安的變化。

1943年，傅涯終于把家鄉的婚約徹底了斷了。可就在兩人準備談婚論嫁時，組織上卻提出了反對，有人說傅涯的哥哥在國民黨那邊當特務，傅涯的身份“不清白”，不能跟陳賡結婚。

有次，文工團在村里演出《孔雀東南飛》，傅涯也在其中擔任一個角色。陳賡特意從住處趕過來，坐在臺下看。當演到劉蘭芝和焦仲卿分離的戲份時，傅涯看見陳賡偷偷抹了眼淚。這對有情人一個在臺上哭，一個在臺下哭，誰看了都忍不住感動。

后來陳賡急了，直接去找鄧公。鄧公跟陳賡是老戰友，知道陳賡的脾氣，也了解傅涯的為人。他跟組織上的人說：“傅涯在文工團表現很好，工作踏實，政治上也可靠。她哥哥是她哥哥，不能跟她混為一談。”

有了鄧公的幫忙，這事總算解決了。1943年2月，陳賡和傅涯在太岳軍區的駐地辦了婚禮。沒有紅地毯，沒有婚紗，就找了間老鄉的屋子，墻上貼了張“喜”字，戰友們湊了幾個菜，喝了點酒，就算成了親。

新婚之夜，陳賡跟傅涯說：“以后我一定好好對你，不讓你受委屈。”傅涯點了點頭，心里暖烘烘的。

婚后的日子，聚少離多是常態。陳賡是部隊的指揮員，經常要去前線，傅涯也有自己的工作。但只要兩人能見面，陳賡總想著法子給傅涯驚喜。

有次，傅涯去外地出差，回來的時候，陳賡特意去車站接她。那會兒車站特別簡陋，就一個土臺子，陳賡手里卻攥著幾支月季花，那是他從老鄉的院子里“借”的。他把花遞給傅涯，笑著說：“路上累了吧？看這花，給你解解乏。”傅涯接過花，花瓣上還帶著露水，心里比蜜還甜。

1945 年，他們的第一個兒子陳知建出生了。傅涯抱著孩子，陳賡在旁邊看著，笑得合不攏嘴。可沒等孩子滿月，陳賡就接到命令，要去前線打仗。

走之前，他蹲在床邊，摸了摸孩子的小臉，跟傅涯說：“辛苦你了，等我回來。”傅涯沒哭，只是說：“你注意安全，我和孩子等你。”

1946年，抗戰勝利了，陳賡終于有機會喘口氣。他第一件事就是找自己和王根英的兒子陳知非。陳知非那會兒在上海，跟著親戚過，日子過得苦，擦過皮鞋，當過報童，還在日本人的工廠里干過活。陳賡托了好多人，才把陳知非接到延安。

陳知非剛到延安的時候，心里挺別扭的。他知道父親再婚了，怕傅涯對自己不好，還跟小姨王璇梅（王根英的妹妹）說：“要是她不喜歡我，咱們就走。”

可傅涯根本沒讓他有這種顧慮。陳知非一進門，傅涯就端來一碗熱湯，說：“孩子，一路上累了吧？快喝點湯補補。”她看見陳知非衣服上有跳蚤，晚上就把他的衣服全拆了，用開水燙了一遍，再重新縫好。陳知非晚上睡覺踢被子，傅涯就起來好幾回，給他蓋被子。

有次，陳知非看著傅涯，想喊“媽媽”，可話到嘴邊又咽了回去。陳賡看在眼里，就跟兒子說：“傅涯阿姨人好，你喊她‘媽媽’，咱們是一家人。”那天晚上，陳知非終于小聲喊了句“媽媽”，傅涯聽見了，眼圈一下子就紅了，趕緊答應著，還從口袋里掏出塊糖塞給他。

傅涯對王根英的家人也一樣好。1949年全國解放后，陳賡把王根英的母親也接過去住。傅涯每天都去看老太太，陪她說話，還學著做菜給老太太吃。老太太牙口不好，傅涯就把菜燉得軟爛，把水果切成小塊。

1961年，陳賡突然病重。臨終前，他拉著傅涯的手，斷斷續續地說：“別忘了……去看……根英的媽媽……”傅涯含著淚點頭：“你放心，我記著呢。”

陳賡走的時候，傅涯才43歲。有人勸她：“你還年輕，再找個人過日子吧，孩子們也能有個依靠。”傅涯搖了搖頭：“我這輩子，有陳賡就夠了。我得把孩子們養大，還得幫他完成沒做完的事。”

陳賡去世后，傅涯一個人扛起了家。家里孩子多，可她一句苦都不說。那時候她在中央組織部當巡視員，工資不高，要養好幾個孩子，還要給王根英的母親寄生活費，日子過得緊巴巴的。

除了養孩子，傅涯還想著要把陳賡的故事留下來。陳賡生前寫過日記，記錄了從抗戰到解放戰爭的經歷，還有他對革命的想法。傅涯把那些日記找出來，一頁一頁地整理，有的地方寫得簡略，她就去問陳賡的老戰友，讓他們幫忙回憶細節。

1982年，《陳賡日記》終于出版了。拿到書的那天，傅涯抱著書，坐在陳賡的遺像前，哭了很久。她說：“陳賡，你的日記出版了，你要是知道，肯定會高興的。”

傅涯還一直沒忘了王根英。1973年，她特意去了王根英犧牲的地方，河北南宮縣。在那里，她聽當地的老鄉講王根英犧牲的經過：

1939年3月，鬼子突襲八路軍的供給部，王根英本來已經突圍了，卻發現重要文件沒帶，又回去拿，結果被鬼子包圍了。她跟鬼子拼到最后一顆子彈，最后倒在了血泊里。

傅涯站在王根英的紀念碑前，恭恭敬敬地鞠了3個躬。后來，她還牽頭寫了一本關于王根英的書，叫《王根英烈士傳》。有人問她：“你就不介意陳賡心里一直記著王根英嗎？”傅涯笑著說：“根英是烈士，是英雄，陳賡記著她，是應該的。我敬佩她，也敬佩陳賡的深情。”

2010年，北京的冬天特別冷。傅涯的身體越來越差，住進了醫院。她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就把幾個孩子都叫到了床邊。孩子們圍著她，一個個紅著眼圈。傅涯拉著陳知非的手，輕聲說：

“我死了以后，不要跟你們爸爸合葬。你們把他跟根英同志合葬在一起吧，他們倆分開得太久了。”

陳知非一聽，眼淚就掉了下來：“媽，您跟爸過了18年，您該跟他合葬的。”傅涯搖了搖頭：“傻孩子，我跟你爸在一起的日子，我已經很滿足了。根英是烈士，她該跟你爸在一起。我一個人，沒關系。”

2010年1月4日，傅涯在醫院里安詳地閉上了眼睛，享年92歲。她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來了很多人，大家都說：“傅涯是個好人，一輩子都在為別人著想。”

傅涯去世后，她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可孩子們心里一直不是滋味，他們覺得，媽一輩子都在為別人考慮，不能讓她最后孤零零的。幾個孩子商量了很久，最后決定：把爸爸陳賡、王根英阿姨和媽媽傅涯的骨灰，一起遷回湖南湘鄉，那是陳賡的老家。

他們向組織打了報告，組織很快就批準了。2011年3月16日，合葬儀式在湘鄉市龍洞鎮泉湖村舉行。墓地很簡單，看起來就像個“品”字，正中央是陳賡大將，左邊是王根英，右邊是傅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