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63歲胡斐佩將軍再婚嫁給鮑世祿，鮑：你還是40年前的你

她是當年解放軍里少有的女少將，在63歲的年齡又遇到了40年前的戰友，兩人情投意合，就此組成了一段美好的“夕陽戀”。

這位女少將，就是胡斐配將軍，她的丈夫，叫做鮑世祿。

1930年，胡斐佩出生在美國的一個華人家庭。那會兒她父親是留美博士，母親是教育學家，一家人的日子過得還算安穩。4歲那年，父母帶著她登上了回國的輪船。

回國后，胡斐佩進了當地一所美國人辦的學校。她從小就愛琢磨語言，課本上的英文單詞，別的孩子要背好幾遍，她讀幾遍就能記住，就連老師上課講的英文詩歌，她聽一遍就能大致復述。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為了躲避戰亂，一家人開始了長達6年的逃難路。從南京到武漢，再到重慶，一路上顛沛流離，行李丟了不少，可胡斐佩的課本和筆記本始終沒丟。

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一家人才算回到上海。看著滿目瘡痍的家鄉，剛滿15歲的胡斐佩心里有了個念頭：“要做點能讓國家好起來的事。”高中畢業后，她偶然看到解放軍招兵的公告，上面寫著“歡迎青年學生參軍，為國家建設出力”，她沒跟父母商量，就去報了名。

1949年，胡斐佩穿著嶄新的軍裝，走進了中央軍委勞動大學的校門，被分到了外語訓練班。那會兒的條件遠不如現在，教室是舊平房，窗戶上糊著報紙，晚上學習全靠煤油燈。可她一點不覺得苦，每天天不亮就起來背單詞，晚上煤油燈底下整理筆記，眼睛熬紅了，就用涼水洗把臉接著學。

在外語訓練班，胡斐佩認識了鮑世祿。鮑世祿是班里的班長，比她大幾歲，老家在江蘇，說話帶著點吳儂軟語的調子，做事卻格外認真。那會兒班里的作業都是鮑世祿分配，他總把最難的語法整理任務留給自己，可胡斐佩偏偏“不安分”，每次鮑世祿把作業發下來，她總覺得排版亂，會重新抄一遍，分好類再發給同學。

“小胡，你這不是白費功夫嘛？”鮑世祿看著她抄得工工整整的作業，又好氣又好笑。“班長，你這字寫得是好，可排版亂了，大家找知識點不方便。”胡斐佩頭也不抬，手里的筆沒停。

鮑世祿沒再說啥，等她抄完，卻默默拿過作業，一個標點一個標點地檢查，把錯漏的地方標出來，再還給她。一來二去，兩人就有了默契：胡斐佩負責“整理排版”，鮑世祿負責“查漏補缺”，班里的作業總能做得又快又好。

那時候的年輕人，心里裝的都是“學習”“報國”，沒人多想兒女情長。胡斐佩和鮑世祿經常一起學習。

鮑世祿心里其實早就對胡斐佩有了好感，他記得她第一次在班里發言時的緊張，記得她為了幫同學補功課熬夜的樣子，可他總覺得“現在不是時候”，這份心意就埋在了心底。

1952年冬天，鮑世祿突然得了一場重病，咳嗽不止，還發著高燒。校醫檢查后說：“得回家休養”，他沒辦法，只能收拾行李離開學校。走之前，他偷偷寫了張紙條，上面寫著“祝小胡學業有成，未來一切都好”，夾在了胡斐佩的筆記本里。

鮑世祿走后，胡斐佩和同班同學梅孝達一起學習。兩人從勞動大學轉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又一起留校任教，整整7年。沒人說“喜歡”，可眼神里的在意藏不住。1956年，在同事的撮合下，兩人領了結婚證，沒有婚禮，只請幾個好友吃了碗面條，就算成了家。

婚后的日子，平淡卻溫馨。胡斐佩和梅孝達都在軍事外語學院任教，白天一起去上課，晚上一起在燈下備課。胡斐佩性子急，寫講義的時候總愛漏標點，梅孝達就拿著筆，逐字逐句地改；梅孝達不擅長用新教具，胡斐佩就手把手教他。

那會兒學校里的同事都說：“胡老師和梅老師，真是天生一對。”可這樣的日子，在1983年的冬天戛然而止。

那天梅孝達下班回家，吃過晚飯，坐在沙發上嘆氣：“最近課太多，還有好幾份教材要審，總覺得累得慌。”胡斐佩聽了，趕緊走過去幫他揉肩膀，她還特意列了個計劃，想著帶梅孝達去吃他愛吃的烤鴨，去買他看中了好久的鋼筆。

可沒等到過年，梅孝達就倒在了工作崗位上。那天他在辦公室審教材，突然咳得厲害，吐了血，同事趕緊把他送到醫院。檢查結果出來，是肺癌晚期。胡斐佩趕到醫院時，腿都軟了，可她沒在梅孝達面前哭，只是握著他的手說：“別怕，咱們好好治，肯定能好起來。”

梅孝達反而比她平靜，拉著她的手說：“我自己的身體我知道，別讓國家浪費藥了，把藥留給更需要的人。”

住院的日子里，梅孝達還惦記著沒審完的教材，讓胡斐佩把講義帶到醫院，他躺著看，用鉛筆在上面改。有次胡斐佩忍不住哭了，他還安慰她：“別哭，我這輩子，能跟你一起教書，一起過日子，已經很滿足了。”

1984年7月，梅孝達走了，年僅53歲。胡斐佩沒辦葬禮，按照他的遺愿，把遺體捐給了醫院，只把他常用的那支鋼筆和沒審完的講義收了起來，鎖在抽屜里。

從那以后，她像變了個人，話少了，把所有精力都投進了工作里。白天上課、編教材，晚上就在辦公室加班，有時候對著梅孝達的照片，能坐一整晚。

1988年，解放軍實行新的軍銜制度，胡斐佩因為在軍事教育領域的突出貢獻，被授予少將軍銜。

成為少將后，胡斐佩的生活沒什么變化。她還是住在學校的家屬院，家具都是舊的，一臺黑白電視，看了好幾年都沒換。每天早上，她還是步行去食堂買早飯，中午跟學生一起在食堂吃飯，晚上去公共浴室洗澡。

有同事勸她“該享受享受了”，她卻說：“我就是個教書的，沒必要搞特殊。”

1992年冬天，鮑世祿收到一封老同學的信，說要在北京開個同學會，邀請他去參加。他猶豫了好久，一方面想看看老同學們，另一方面，又怕見到胡斐佩，他不知道這些年她過得怎么樣，也不知道該跟她說什么。最后，他還是收拾了行李，買了去北京的火車票。

同學會設在當年勞動大學的舊址，一間舊教室。鮑世祿走進教室時，里面已經坐了不少人，他一眼就看到了胡斐佩，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穿著件深色的外套，頭發剪得短短的，跟當年比，多了些皺紋，可眼神還是那么亮。

鮑世祿深吸了口氣，走了過去，聲音有點發顫：“小胡……你還好嗎？”胡斐佩抬起頭，看到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鮑班長？你怎么來了？這么多年沒見，你還是老樣子。”“你才是，跟當年在勞大那會兒沒兩樣。”鮑世祿坐下，跟她聊起了這些年的經歷。

他說自己在鋼鐵廠的日子，說妻子的病，胡斐佩也跟他說梅孝達的事，說自己編教材的經歷。聊著聊著，兩人都覺得，好像又回到了當年煤油燈下一起學習的日子，沒了陌生，多了親切。

同學會結束后，鮑世祿回到南京，開始給胡斐佩寫信。第一封信，他寫了好幾遍，最后只寫了“敬愛的胡斐佩同志，久違了。最近天氣冷，注意保暖”。沒想到，沒過多久，他就收到了胡斐佩的回信，字里行間都是關心。

從那以后，兩人就開始了書信往來。一開始，信里聊的都是家常，鮑世祿說鋼鐵廠的老同事，說孩子們的近況；胡斐佩說學校的學生，說編教材的進展。后來，信里的內容越來越多，越來越細。

后來，鮑世祿猶豫了很久，在信的末尾加了一句：“我們都老了，身邊也沒個人照應，是不是該找個伴兒，一起過過日子？”信寄出去后，他每天都在等回信，心里又緊張又期待。

幾天后，他收到了胡斐佩的信，只有一句話：“下周末，我去看你，咱們見面聊。”

1993年春天，胡斐佩坐著火車去了南京。鮑世祿早早就到了火車站，看到胡斐佩從火車上下來，他趕緊迎上去，接過她的行李，幫她拎著。

兩人在南京逛了兩天，去了玄武湖，去了夫子廟，聊了很多過去的事，也聊了未來的打算。最后一天，鮑世祿說：“小胡，咱們去領證吧？”胡斐佩看著他，點了點頭：“好。”在親朋好友們的祝福下，他們終于走到了一起。

再婚以后，胡斐佩還住在家屬院，鮑世祿每個月都過來住幾天，后來干脆把南京的房子賣了，搬來北京跟她一起住。家里的書房里，一邊放著胡斐佩的外語教材和筆記，一邊放著鮑世祿的煉鋼資料和工具，看似不搭，卻透著溫馨。

后來，胡斐佩的學生來看她，看到她和鮑世祿一起在院子里曬太陽，手里拿著當年的老照片，聊起外語班的往事，眼里滿是笑意。學生們都說：“胡老師，您真幸福。”

胡斐佩笑著點頭：“是啊，幸福很簡單，有人陪著，有事做，心里踏實，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