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包辦婚姻”,大家想到的肯定都是一對對不情不愿的“怨偶”,不過,民國時期,還真有過出了愛情的包辦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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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故事的主角,正是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和他的妻子趙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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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還不滿16歲的趙紉蘭嫁給了剛剛10歲的李大釗。這個年齡,怎么看都實在太小了,為什么這么著急呢?
原來,當地本來就有早婚的習俗。并且,李大釗的父親在他出生前就沒了,母親也在他1歲多的時候撒手人寰,家里就靠爺爺李如珍撐著。眼看孫子一天天長大,家里卻連個知冷知熱、搭把手的人都沒有,爺爺心里急得慌。這才早早就將趙紉蘭娶進了門。
對于這門婚事,十歲的李大釗懵懵懂懂。他見過趙紉蘭幾次,知道她是個溫和的大姐姐,可一想到要娶她當媳婦,心里難免有些想不明白:“姐姐怎么就成我媳婦了?我這么小,哪會當女婿啊?”
可在那個年代,婚姻大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爺爺定了的事,他也只能聽著。婚后,兩人對外是夫妻,私下里李大釗還是喊趙紉蘭“姐姐”,趙紉蘭則叫他的小名“憨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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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紉蘭一進李家,就擔起了家里的重擔。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生火做飯、打掃院子、縫補衣裳,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條。李大釗要讀書,趙紉蘭就把最好的地方騰出來給她當書房,還時常提醒他按時吃飯、注意保暖。
1902年,李大釗第一次參加童試,沒考中。他心里有些沮喪,趙紉蘭看在眼里,就安慰他:“憨坨,沒事,一次沒考中不代表啥,下次再好好考,肯定能行。”在趙紉蘭的鼓勵下,李大釗沒有放棄,繼續埋頭苦讀。
1905年秋天,他再次參加童試,順利通過縣試和府試,考上了永平府中學堂。可就在這時候,家里接連遭遇變故。李大釗的祖母和祖父先后去世,族里的一些親戚見李家沒了主心骨,就趁機把家里的大部分家產都占了去。
一下子,李家的日子變得更加艱難了,李大釗甚至開始猶豫要不要繼續讀書。趙紉蘭看出了他的心思,堅定地對他說:“憨坨,你別擔心家里,讀書是大事,你只管去學堂,學費的事我來想辦法。”
從那以后,趙紉蘭就更辛苦了。她把自己的首飾拿出去典當,還經常回娘家借錢,好不容易才湊夠了李大釗的學費。每天除了操持家務,她還得做些針線活拿到集市上去賣,補貼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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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李大釗考上了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堂,需要去天津讀書。這意味著兩人要分開,趙紉蘭心里舍不得,但還是幫他收拾好行李,叮囑他在外要照顧好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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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在天津讀書的那幾年,趙紉蘭一個人在老家支撐著整個家。她不僅要照顧年幼的孩子,還要想辦法給李大釗寄生活費,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可她從來沒在信里跟李大釗抱怨過一句,每次都只說家里一切都好,讓他安心讀書。
1913年,李大釗得到了去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的機會。這對他來說是個難得的深造機會,可一想到高昂的學費和遠在異國他鄉的生活,他又犯了難。趙紉蘭知道后,毫不猶豫地支持他:“憨坨,去國外好好學習,家里有我呢。”為了湊夠留學費用,趙紉蘭把家里能變賣的東西都賣了,還四處求人借錢。
李大釗到了日本后,努力學習新知識,接觸到了許多先進的思想。可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出國不久,他們的小兒子就染上了天花,不幸夭折了。趙紉蘭悲痛欲絕,但為了不影響李大釗的學習,她選擇了獨自承受這份痛苦,從來沒在信里提過這件事。
在日本留學的三年里,李大釗時常給家里寫信,講述自己在日本的見聞和學到的知識。趙紉蘭雖然不識字,但每次收到信,都會請人讀給她聽,然后再讓別人幫忙回信,告訴李大釗家里一切都好,讓他放心。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照顧孩子和操持家務上,只為了讓李大釗能在國外安心求學。
1916年,李大釗學成回國,先后在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主任兼經濟學教授。他積極投身新文化運動和愛國革命運動,為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奔走呼號。可這也意味著他陪伴家人的時間變得更少了,經常忙得連家都顧不上回。
趙紉蘭理解丈夫的事業,從不抱怨。她知道丈夫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是大事。后來被丈夫接到北京以后,趙紉蘭很不適應。她不會說北京話,穿著也還是鄉下的土布衣裳,和周圍的環境顯得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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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看出了她的不自在,就特意在家里搭了個熱炕,布置得和老家一樣,讓她能在冬天的時候窩在炕頭上做針線活,盡量讓她感覺舒服一些。那時候,經常有一些知名的學者和文化人來家里拜訪李大釗。
有些人看到趙紉蘭是個沒讀過書、裹著小腳的鄉下婦女,背后難免會議論,覺得她配不上李大釗。要是換做別人,可能會覺得沒面子,把妻子藏起來不讓見客。
可李大釗從不這樣,每次有客人來,他都會高高興興地把趙紉蘭拉到身邊,還會細心地幫她整理好衣服,拉平衣角的褶皺,驕傲地向客人介紹:“這是我妻子趙紉蘭。”
在別人眼里,他們或許不般配,可在李大釗心里,趙紉蘭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他知道,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能毫無后顧之憂地投身于革命事業,全靠趙紉蘭在背后默默付出。所以,他從不嫌棄妻子,反而總是盡可能地體貼她、照顧她。就算工作再忙,他也會抽出時間幫趙紉蘭做家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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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這樣平靜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太久。
1926年,“三一八”慘案爆發,李大釗成為了反動政府通緝的頭號要犯。從那以后,趙紉蘭就陪著丈夫過起了東躲西藏的日子,每天都提心吊膽,生怕丈夫出什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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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李大釗和家人還是不幸被捕了。在法庭上,李大釗看著抱著孩子的趙紉蘭,心里滿是愧疚和心疼,他對法官說:“這是我的妻子,她就是個普通的家庭婦女,孩子們年紀也小,他們什么都不懂,一切事情都和他們沒關系,要罰就罰我一個人。”
趙紉蘭看著丈夫憔悴的模樣,心里像刀割一樣疼,差點暈過去。她沒想到,這一次見面,竟然成了他們的永別。幾天后,趙紉蘭和孩子們被釋放回家,而李大釗卻被反動政府處以絞刑,年僅38歲。
得知丈夫犧牲的噩耗,趙紉蘭悲痛欲絕,好幾次都想跟著丈夫一起去了。可看著身邊年幼的孩子們,她又咬牙堅持了下來。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她還要安葬丈夫,還要把孩子們撫養成人。
因為當局的阻撓,李大釗的靈柩只能暫時存放在北京的一所寺廟里。趙紉蘭帶著孩子們回到了鄉下,一邊艱難地維持著生計,一邊盼著能有機會給丈夫好好下葬。那時候,敵人甚至還揚言要斷絕李家的后代,到處搜捕李大釗的孩子們。
在黨組織的幫助下,李大釗的大兒子李葆華東渡日本留學,后來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他幾個孩子也在黨組織的保護下,先后參加了革命。趙紉蘭看著孩子們一個個都繼承了丈夫的遺志,心里既欣慰又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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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3年,在北京大學和黨組織的幫助下,趙紉蘭終于有機會將李大釗的靈柩安葬在香山萬安公墓。看著丈夫的靈柩終于有了歸宿,趙紉蘭心里的一塊大石頭總算落了地。
可僅僅一個月后,積勞成疾的趙紉蘭就走完了她的一生,享年49歲。在臨終前,她拉著孩子們的手,虛弱地說:“我走了以后,把我和你們父親葬在一起,就算到了地下,我也要陪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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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黨中央將兩人合葬在新建的李大釗烈士陵園,實現了他們“生死相伴”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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