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時期，毛主席認為有兩個人的才能遠勝自己和朱德，曾主動讓賢

1929年4月，瑞金城外的一間破廟里，毛澤東看完中央來信，沉默了很久。信里的意思很明確：紅四軍要化整為零，朱德和毛澤東必須離開部隊，到上海向中央報到。

這是生死關頭的抉擇。幾天后，毛澤東提筆給中央寫回信，信中提到兩個人的名字——劉伯承、惲代英。他說，這兩人如果能來，"那是勝過我們的"。

這句話，后來被反復解讀。但真相究竟如何？

1929年1月14日，天還沒亮透。

井岡山上的紅軍開始收拾東西。三千六百多人，穿著單衣草鞋，扛著幾百支破槍，準備離開這個堅守了一年多的根據地。不是不想守，是守不住了。湘贛兩省的國民黨軍隊，調集了三萬多人，正在四面合圍。糧食斷了，鹽巴沒了，每天每人只有三分錢的伙食費，連這點錢都快湊不齊。

毛澤東和朱德商量了一夜。留下來是死，出去打還有活路。最后決定，彭德懷帶著紅五軍和王佐的部隊留守，主力部隊下山，往贛南方向突圍。

但事情比想象的糟糕得多。

紅四軍一路南下，身后追兵不斷。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向導，老百姓被國民黨的宣傳嚇得躲得遠遠的。沿途遇敵就打，打一仗敗一仗，連打五仗全輸了。部隊士氣低落，有人開始動搖，想著是不是真的要散伙了。

轉機出現在2月10日。

紅四軍走到瑞金縣城北面三十公里的大柏地。追擊的劉士毅旅也趕到了。毛澤東一看地形，心里有了底。這里有個叫麻子坳的地方，兩邊山勢險要，正好打伏擊。他讓部隊埋伏了兩天兩夜，不許出聲，不許生火。等敵人鉆進口袋陣，四面開打。

這一仗打得痛快。殲滅劉士毅旅大部，俘虜八千多人，繳獲槍支彈藥無數。"朱毛紅軍"的名號，從此在贛南閩西傳開了。三年后，毛澤東路過大柏地，還專門寫了首詞，開頭就是"赤橙黃綠青藍紫，誰持彩練當空舞"。

但當時沒人有心情慶祝。部隊繼續往南走，目標是閩西。那邊山高林密，國民黨軍隊防守薄弱，適合建立新的根據地。

3月11日，紅四軍第一次踏入福建地界。

頭一個對手，是地方軍閥郭鳳鳴的部隊。這支部隊有三千多人，在長汀一帶駐防。紅四軍繞到側翼，突然發起攻擊。郭鳳鳴部猝不及防，被打得七零八落。打掃戰場的時候，有幾個敵兵圍著一具胖子的尸體哭，一問才知道，這個胖子就是郭鳳鳴本人。

拿下長汀，對紅四軍來說，簡直是久旱逢甘霖。

城里籌到大批款項和物資，每個戰士發了兩套軍服、五塊大洋。這在當時算是巨款了。部隊的軍容煥然一新，士氣也起來了。毛澤東和朱德開會，決定就在贛南閩西這一帶發動游擊戰，創建新的根據地。

但就在這時候，彭德懷那邊傳來消息。

井岡山失守了。彭德懷帶著剩下的兩百多人突圍出來，一路打到贛南，占領了安遠、瑞金。他看到蔣介石和桂系軍閥打起來了，贛南的守軍被抽走不少，覺得這是個好機會。他給毛澤東和朱德發信，建議紅四軍回師贛南，把湘贛邊界的幾塊根據地連起來，形成更大的割據局面。

毛澤東和朱德接到信，立刻調整計劃。4月1日，紅四軍主力趕到瑞金，和彭德懷的部隊會合。

兩支部隊會師的時候，場面很感人。彭德懷后來回憶說，那天中午，他和朱德、毛澤東一起吃午飯。所謂午飯，就是每人用洗臉毛巾包一碗冷飯，就地坐下，喝著冷水往下咽。

沒有菜，也顧不上講究。從1月14日在井岡山分手，到現在會師，才過了兩個半月，但兩支部隊都經歷了千難萬險。

彭德懷把自己這段時間的經歷詳細匯報了一遍。毛澤東聽完，說了一句話：第三次"會剿"是很危險的，當時不應該決定讓紅五軍留守井岡山。但話說回來，井岡山丟了，但人沒丟，隊伍還在，這就是希望。

就在會師后的第二天，中央特派員帶來了一封信。這封信，2月7日就從上海發出了，因為交通阻隔，現在才送到。信里的內容，讓所有人都吃了一驚。

這封信，后來被稱為"二月來信"。

信里說，革命形勢處于低潮，紅軍的目標太大，容易被敵人集中對付。中央的意見是，紅四軍應該化整為零，分散成十人到百人的小隊伍，藏到農村去做群眾工作。而朱德和毛澤東這兩個"大目標"，最好脫離部隊，到上海向中央報到。

毛澤東看完信，猛烈地抽煙。他沒說話，但所有人都能看出來，他很生氣。

4月5日，前委在瑞金開會，討論怎么回應這封信。會議氣氛很緊張。大家都明白，這不是簡單的工作調動，這是關系到紅軍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經過激烈討論，前委形成了統一意見：中央對形勢的判斷太悲觀了。事實擺在眼前——紅四軍剛剛在大柏地打了勝仗，在閩西站穩了腳跟，正準備大干一場。這時候要把隊伍分散，把朱毛調走，這不是讓紅軍自己散伙嗎？

但中央的指示也不能不回應。毛澤東提筆給中央寫復信。

信里先分析了形勢。他說，全國革命高潮快要來了，不是低潮。蔣介石和桂系打得不可開交，給了紅軍發展的空間。紅四軍不但不能散，反而要抓緊時間擴大隊伍，爭取在一年內拿下江西全省。

然后話鋒一轉，毛澤東寫道：如果中央因為其他需要，一定要調整朱德和自己的工作，希望派得力的人來接替。緊接著，他提出了兩個人的名字——

"劉伯承同志可以任軍事，惲代英同志可以任黨及政務，兩人如能派得來，那是勝過我們的。"

這句話寫得很客氣，也很有分寸。但它背后的意思很清楚：不是不服從中央，而是希望中央能派真正懂軍事、懂政治的人來。如果派不來，那就說明中央也知道，朱毛現在不能離開。

同一天，彭德懷也以個人名義給中央寫了一封信。他在信里說得更直白：朱德和毛澤東必須留在部隊。危難時刻，只有領導者和群眾同生死，部隊才能渡過難關。如果他們離開，紅軍立刻就會被消滅。

兩封信，4月5日同時發出。但這兩封信要送到上海，至少需要一個月時間。而在這期間，紅四軍還要繼續打仗，還要應對隨時可能出現的危機。好在幾天后，形勢又有了新變化。

中央在4月7日又發了一封新的指示信。

這封信的口氣和"二月來信"完全不同。信里說，收回之前的命令，紅軍不用化整為零，朱毛也不用離開。如果實在走不開，可以派得力同志到中央來匯報討論，然后再回去工作。

要求是，擴大游擊戰爭范圍，抓住蔣桂戰爭的機會，繼續發展。

這等于是承認了之前的判斷失誤。毛澤東收到這封信，心里的石頭落了地。紅四軍繼續在贛南閩西開展行動，集中領導的體制保持了下來。

但那句"劉伯承可以任軍事，惲代英可以任黨及政務，勝過我們"的話，還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這兩個人，究竟是誰？他們真的比毛澤東和朱德還厲害嗎？

先說劉伯承。

劉伯承當時在蘇聯。1927年南昌起義后，他和吳玉章等人去了莫斯科，先在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后來轉到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1929年他還在學校里上課，根本不可能回國接替紅四軍的領導工作。一直到1930年8月，劉伯承才從蘇聯畢業回國，擔任中央軍委參謀部部長。

也就是說，毛澤東提出劉伯承這個名字，其實是明知道中央派不來人。

這是一種高明的政治策略。既表示了服從中央的態度，又用實際情況堵住了中央調走朱毛的路。因為中央如果真想派人，就得承認——現在確實沒有比朱毛更合適的人選。

再說惲代英。

但問題在于，惲代英能不能離開上海？中央舍不舍得把他派到紅四軍去？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上海的工作同樣重要，惲代英在那里發揮的作用，不比在紅四軍小。

所以毛澤東這兩個人選，說是推薦，其實是一種策略性的表態。既肯定了劉伯承和惲代英的能力，又暗示了紅四軍現在的領導不可替代。

1931年4月29日，惲代英在南京被國民黨殺害，年僅36歲。劉伯承后來回國，參與中央軍委工作，在長征和抗戰中立下赫赫戰功，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

而那封"二月來信"引發的風波，最終以紅四軍的堅持告終。中央收回了讓朱毛離開的命令，紅四軍在贛南閩西站穩了腳跟，逐步發展壯大。1930年到1931年，紅軍連續粉碎國民黨三次"圍剿"，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為中央蘇區的核心區域。

歷史證明，1929年4月那個關鍵時刻，毛澤東的判斷是對的。紅軍不能散，朱毛不能走。如果當時真的按照"二月來信"去做，中國革命的歷史可能要改寫。

至于那句"勝過我們"，與其說是謙虛，不如說是一種清醒的自我認知——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能打勝仗、能帶好隊伍的人，才是最需要的人。劉伯承和惲代英固然優秀，但當時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只有朱德和毛澤東。

這才是歷史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