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那是1960年的大夏天，北戴河的海風正涼爽。
毛主席剛在海里暢游了一番，正往岸上走，心情看著挺舒展。
冷不丁有個年輕后生，一臉興奮地湊上來，大大咧咧地問了聲好。
主席瞅著面生，壓根想不起是誰，但出于長者的風度，還是笑吟吟地應了一嗓子。
這年頭，想瞻仰他風采的人海了去了，這種場面他見得多了。
眼瞅著這就要擦身而過，邊上的王稼祥突然插了一嘴，這一插嘴，事情可就變了味兒。
王稼祥湊到跟前，壓低嗓門說了句聽著不起眼、分量卻頂破天的話：“主席，您仔細瞧瞧，這是古柏和曾碧漪的骨肉，剛從瑞金那頭尋回來的。”
“古柏”、“曾碧漪”，這兩個名字一入耳，主席的神色唰地一下就變了。
剛才那種禮節(jié)性的微笑瞬間沒了蹤影，取而代之的是一臉的錯愕、急切，還有那藏不住的愧疚。
他立馬追問孩子娘在哪兒，聽說人就在跟前，腳底下的步子不由得加快，急匆匆地尋了過去。
見著曾碧漪的那一刻，主席沒顧上說什么“好久不見”，開口就是一句聽著像埋怨的嘮叨：
“阿曾啊，你這人怎么就這么倔，把我的話當耳旁風呢…
這話沒頭沒腦的，旁人聽得一頭霧水，可曾碧漪心里跟明鏡似的。
這話里頭，裹著兩人三十年的過命交情，還壓著兩筆必須要算的“良心賬”。
先說頭一筆，那是關(guān)于“托底”的賬。
把日歷往前翻三十年，還在蘇區(qū)那會兒。
曾碧漪給主席當機要秘書，她男人古柏是紅四軍前委秘書長，也就是主席的大管家。
這兩口子，那是主席身邊最貼心的人。
那時候條件有多苦？
舉個例子您就知道了。
前線火急火燎送來一份絕密情報，得立馬抄錄留底。
曾碧漪把柜子翻了個底朝天，愣是找不出一張能寫字的白紙。
這就難辦了，一邊是保密紀律，一邊是物資緊缺。
沒紙咋抄？
不抄咋辦？
曾碧漪急得躲墻角抹眼淚，生怕驚動了忙得不可開交的主席。
她覺得為了這點“屁大點事”去煩主席，那就是自己沒本事。
可這點動靜，哪瞞得過主席的眼睛。
換做一般的上級，估計不是罵后勤就是讓人去借。
但主席的招數(shù)，透著一股子“獨特”。
他樂呵呵地轉(zhuǎn)身，把手頭正讀著的幾本線裝書遞了過去：“拿去，把里頭的空白頁拆下來用。”
這舉動看著輕巧，實則霸氣側(cè)漏。
書是主席的心頭肉，可在節(jié)骨眼上，書就能變紙，變槍炮。
主席這是在告訴曾碧漪：只要能把事辦成，那些個條條框框都不叫事。
更關(guān)鍵的是，這透著一股子不見外的親熱勁兒，他是真把這兩口子當自家人看。
這份情義是雙向奔赴的。
古柏對主席的支持，那是雪中送炭。
1930年，主席在尋烏搞社會調(diào)查，這可是毛澤東思想成型的節(jié)骨眼，古柏正好在那當家。
他沒像旁人那樣走過場，而是實打?qū)嵉亟o主席當起了“向?qū)А焙汀皡⒅\”。
后來主席寫《尋烏調(diào)查》，序言里頭頭一個感謝的就是古柏。
可以說，政治上的彎彎繞，古柏懂主席；生活里的冷暖，曾碧漪知主席。
再說第二筆賬，這就沉重得讓人喘不過氣了，那是拿孩子的命換的。
1934年，長征前夕，天都要塌了。
古柏夫婦接到了留守蘇區(qū)的死命令。
這意味著啥？
意味著要在國民黨大軍的鐵桶圍困里求生，九死一生。
這時候，擺在他們面前的是個要命的難題：家里那三個娃咋整？
帶在身邊？
那就是拖著孩子往火坑里跳，或者眼瞅著他們在行軍路上餓斃。
古柏咬碎了牙，做了個理智到冷酷的決定：把三個娃全散出去，寄養(yǎng)在老鄉(xiāng)家里。
他還下了道死命令：把嘴巴縫嚴實了，絕不能透漏孩子的身世。
不能說是紅軍的種，更不能提古柏的名字。
這邏輯聽著心寒，卻是唯一的活路：只有當沒人知道他們是誰，他們才有一線生機。
哪怕爹娘都犧牲了，孩子還能當個普通莊稼漢活下去。
這是“壯士斷腕”，也是革命者為了大局把心窩子掏空了的犧牲。
后來咋樣？
古柏料準了。
1935年，古柏壯烈犧牲。
同年，曾碧漪為了掩護戰(zhàn)友也進了大牢。
直到國共第二次握手，周總理才把她撈出來。
可那三個娃，因為保密工作做得太“到位”，真就像水滴進了海里，找不著了。
建國后，曾碧漪瘋了似的找孩子。
好不容易把二小子盼回來了，結(jié)果老天不開眼，母子剛團圓沒幾天，兒子出車禍走了。
曾碧漪自己也傷得不輕，躺在醫(yī)院里，身子骨垮了，心也碎了。
正趕上主席從蘇聯(lián)訪問歸來。
聽聞這事兒，主席當場拍板：把曾碧漪接到中南海養(yǎng)傷。
這不是一般的探病，這是把她當成了必須照料的親妹子。
在中南海，看著滿身傷痛的曾碧漪，主席心里那筆“賬”又翻騰起來。
當年古柏是為了留守蘇區(qū)把命搭上的，是為了革命把孩子送走的。
如今紅旗插遍了全國，古柏的遺孀卻落得孤家寡人，連個養(yǎng)老送終的后代都沒有。
這筆賬，國家得認，他毛澤東更得認。
主席一邊寬慰她：“莫難過，日子會好起來的”，一邊背地里動用了組織的大網(wǎng)。
他沒把“幫你尋親”掛嘴邊邀功，而是實打?qū)嵉匕才湃巳ゲ樵L。
這也就解釋了為啥1960年，那個叫谷憶民的小伙子出現(xiàn)在北戴河時，王稼祥能一眼認出來——這背后是組織多少年沒斷過的尋找。
這時候再回味主席那句埋怨：“阿曾，你怎么不聽我的話呢…
他埋怨個啥？
曾碧漪總覺得自己現(xiàn)在身份低微，又怕打擾日理萬機的主席，所以從來不主動聯(lián)系，哪怕到了北戴河也不去登門。
可在主席看來，這不光是見外，簡直是“不懂事”。
在主席的邏輯里，他和古柏、曾碧漪那早就不是上下級了。
古柏把命交給了革命，曾碧漪把青春和家當交給了黨，現(xiàn)在剩下一對孤兒寡母，他毛澤東要是不管不問，那才叫沒良心。
哪怕是統(tǒng)領大局的領袖，心底也有一塊柔軟的地方留給故人。
主席對曾碧漪交了底：“就算工作再忙，跟你嘮嗑的時間還是有的。”
這話不是客套。
身居高位，能跟主席聊聊尋烏調(diào)查，侃侃蘇區(qū)往事，念叨念叨那些走了的老戰(zhàn)友的人，實在是鳳毛麟角。
曾碧漪不單是故人，她是那段苦難歲月的活化石。
看著找回來的小兒子谷憶民，瞅著歷經(jīng)磨難的曾碧漪，主席心口堵著的那塊大石頭，總算是落下了一半。
從那以后，曾碧漪終于“開竅”了。
只要有空就去探望主席，這習慣一直雷打不動地維持到1976年主席逝世。
回頭再看，1960年北戴河海邊的那次偶遇，哪是什么巧合。
那是兩代革命者情感的圓滿閉環(huán)。
當年古柏為了革命“舍小家”，狠心把親骨肉送走；三十年后，主席為了戰(zhàn)友“顧大家”，發(fā)動組織把孩子撈了回來。
這中間隔著的，是生死的鴻溝，也是共產(chǎn)黨人之間那種“托付身家性命”的頂級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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