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安全之名濫伐林木 國網電力部門豈能知法犯法

當架空線路下的樹木生長逼近安全距離，電力部門的“除險”行為究竟是履職盡責還是違法侵權？近日，多地出現(xiàn)國網電力部門以“樹木過高妨礙電力安全”為由，未辦理采伐許可證便私自砍伐樹木的事件，引發(fā)公眾對“公共安全與私人財產”“行政便利與法律程序”的激烈討論。在電力安全與生態(tài)保護、法治原則的三重博弈中，這場爭議的核心早已超越“砍樹”本身，直指權力行使的邊界與尺度。

從法律文本來看，電力部門的采伐行為并非“無章可循”，卻極易陷入“合法目的與違法程序”的悖論。根據(jù)《電力設施保護條例實施細則》第十八條，電力企業(yè)對“依法劃定的電力設施保護區(qū)內”新種植或自然生長的危及安全的樹木，可依法砍伐且無需支付補償 。但這一規(guī)定的前提是“依法劃定”——需完成補償協(xié)議簽訂、保護區(qū)標志設立等法定程序，否則便不能構成合法采伐的依據(jù)。

而《森林法》及最高法相關司法解釋則明確劃定紅線：除農村居民采伐自留地零星林木外，任何單位或個人采伐林木必須申請采伐許可證，未取得許可擅自采伐的，可能構成濫伐林木，若數(shù)量達到“立木蓄積二十立方米以上”或“幼樹一千株以上”，還將面臨刑事追責 。《電力設施保護條例實施細則》中“電力企業(yè)可砍伐保護區(qū)內危險樹木”的規(guī)定，并非無前提的“尚方寶劍”，其核心要件是保護區(qū)已“依法劃定”——需完成補償協(xié)議簽訂、保護區(qū)標志設立等法定程序，且即便確需采伐，也應優(yōu)先選擇修剪而非砍伐的方式。

國網衡水分公司恰恰突破了這一法律底線：在未與林木權屬企業(yè)協(xié)商、未向林業(yè)主管部門申請任何采伐手續(xù)的情況下，擅自砍伐企業(yè)經濟林木800余株，事后對林木本身的經濟損失拒不賠償。而宣城市林業(yè)局公布的典型案例更具說服力：某電力公司未辦許可砍伐132株林木，即便初衷是消除線路隱患，仍被認定違反《森林法》，最終被責令補種264株樹木并罰款5856.9元 。這清晰表明，“安全需求”不能成為規(guī)避法律程序的“免責金牌”，程序合法是行政行為合法的底線。

電力部門的“兩難”或許值得理解，但不能成為突破法治的借口。隨著城鄉(xiāng)綠化面積擴大，樹木與電力線路的安全沖突日益頻繁，雷雨天氣下樹枝觸碰導線引發(fā)的停電事故、森林火災時有發(fā)生，保障電力設施安全確實是關乎公共利益的重要職責。但問題的關鍵在于，“除險”是否只有“無證砍伐”一種選擇？《電力設施保護條例實施細則》第十六條早已給出替代方案：對影響安全的樹木，可通過修剪而非砍伐的方式保持安全距離，且修剪費用應由樹木所有者負擔 。即便確需砍伐，電力部門也應提前與樹木權屬人協(xié)商，依法向林業(yè)主管部門申請采伐許可證，履行告知、補償?shù)确ǘǔ绦颉?/p>

現(xiàn)實中，部分電力部門為追求效率，省略法定步驟，本質上是將“公共部門的履職成本”轉嫁給了樹木所有者，既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權，也違背了“比例原則”——行政行為應以實現(xiàn)目的為限，盡可能減少對相對人權益的損害。

這場爭議更折射出公共服務領域的共性命題：權力行使如何平衡“公共利益”與“個體權利”？電力部門作為壟斷性公共服務機構，手握保障公共安全的“公權力”，但這一權力并非無限擴張。樹木所有者對林木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權利，即便樹木存在安全隱患，其財產權也應得到尊重和保護。電力部門不能以“公共安全優(yōu)先”為由，隨意剝奪個體的合法權益，更不能將“程序正義”視為可有可無的附加項。反過來，樹木所有者也應理解電力安全的重要性，對危及線路安全的樹木，積極配合修剪或采伐工作，避免因個人私利損害公共利益。雙方的良性互動，恰恰需要法治程序作為橋梁——采伐許可的申請過程，既是林業(yè)部門對采伐行為的合規(guī)性審查，也是樹木權屬人權益的保障機制，更是電力部門規(guī)避法律風險的“安全網”。

值得深思的是，類似“無證采伐”事件的反復出現(xiàn)，暴露出部分電力部門法治意識的淡薄與工作機制的滯后。在“安全第一”的考核導向下，一些基層單位將程序合規(guī)視為“效率障礙”，習慣于“先斬后奏”甚至“斬而不奏”。但事實上，違法采伐不僅會引發(fā)民事賠償、行政處罰等法律風險，更會損害公共部門的公信力。當群眾質疑“為何電力部門可以知法犯法”時，電力部門的安全宣傳再有力，也難以贏得公眾信任。

法治社會的精髓，在于任何權力都必須在法律框架內運行，任何公共利益都不能以犧牲個體合法權益和程序正義為代價。電力安全關乎千家萬戶，林木保護關乎生態(tài)平衡，兩者并非不可調和的矛盾。破解這一困境，既需要電力部門強化法治思維，將“先許可、后采伐”作為不可逾越的底線，完善與林業(yè)部門、樹木權屬人的協(xié)同機制；也需要立法層面進一步明確電力設施保護區(qū)的劃定標準、采伐許可的簡化流程，讓“除險”與“合規(guī)”并行不悖；更需要公眾增強權利意識與公共意識，在維護自身權益的同時，理解支持合法的電力設施保護行為。

當電力線路的安全距離與法律的紅線精準對齊，當公共利益與個體權利實現(xiàn)良性平衡，這場“砍樹爭議”才能真正畫上句號。而這，恰恰需要全社會共同探討：在公共服務的賽道上，效率與法治究竟該如何排序？權力行使的邊界又該如何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