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明星稀的“王朝時代”

那么，二里頭究竟實現了怎樣的歷史躍遷？為什么說它開啟了王朝時代？一個概念——“廣域王權國家”。二里頭，在中國文明史上，它作為都邑既不是最早的，又不是最大的。二里頭為什么重要？就在于它是中國乃至東亞大陸第一個廣域王權國家的都城。我們來看看二里頭文化的分布范圍。二里頭文化以洛陽盆地的二里頭王都為中心，其直接控制范圍應該在直徑200公里以內。但是，二里頭文化因素向四圍輻射的范圍卻遠大于此，北達燕山以北，南至整個長江流域，東及魯豫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帶。更重要的是，二里頭是東亞大陸第一支突破了自然地理單元限制的向外大范圍輻射的文明實體。良渚在太湖流域，陶寺在晉南的汾河下游，石峁在陜北。而二里頭這種向外輻射，更多的是一種軟實力的外擴，大家都以二里頭為高、為大、為上，模仿導致文明要素乃至價值體系向外擴散。

我們以二里頭文化著名的玉禮器牙璋為例，它的分布范圍，最遠到了越南河內附近的紅河流域，已經超出了禹貢九州的范疇，擴散到了后來秦漢帝國版圖所及，而這一區域也是適合于定居農耕的區域，它構成了后世中國的基本盤。所以我說它是中國世界的雛形。二里頭文化還有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青銅文明的確立。隨著二里頭文化在中原的崛起，這支唯一使用復雜的合范鑄造技術生產青銅禮容器和禮兵器的先進文化，成為躍入中國青銅時代的第一匹黑馬。在二里頭時代能夠鑄造青銅禮器的作坊僅此一處。這種對關涉國家命脈的禮器生產與消費的絕對占有，顯示了早期國家對禮制的一元化管理以及權力中心的唯一性。這些青銅禮器只隨葬于二里頭都邑社會上層的墓葬中，在這個金字塔式的等級社會中，青銅禮器的使用成為處于塔尖的統治階層身份地位的標志。這些最新問世的祭祀與宮廷禮儀用青銅酒器和盛食器，儀仗用青銅武器，以及傳統的玉禮器等，構成獨具中國特色的禮樂文明。它不同于以工具、武器、塑像和裝飾品為主的其他青銅文明，顯現了以禮制立國的中原王朝的特質。二里頭文化的另一個重要貢獻是禮制的奠基。在古代中國，祭祀、政治不分，或者可以說是祭政一體。這樣的王權體制在古代東亞是長期存在的。它的規范就是"禮"。

二里頭都邑大型宮室建筑具有至高無上的國家政權的象征意義，是君王召集下屬從事各種政務、舉行各種宮廷禮儀的“朝廷”之所在。由考古發現與禮書記載的相似性，可知西周時代成熟的禮儀制度應該就起源于此。

而這套在象征君王無上權威的雄偉的宮殿中，定期召集臣下以強化從屬關系的儀式，一直延續到了20世紀初葉。中國傳統的宮廷禮儀，最早是顯現于二里頭的宮殿建筑和禮儀用器的，它的出現昭示著中國王朝文明的開端。我們還要注意到二里頭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文化雜交”。有學者指出，只有中原文化區的特殊地理位置，才能從四面八方吸收各地優良文化因子與本身文化融合為一，從而產生出雜交的優勢文化。而中國古代文明的基礎，就是以中原文化為主體與四周文化所產生的雜交優勢文化。

這種“文化雜交”在二里頭有著非常具體的考古學證據。我們來看幾個典型的例子。首先是陶器文化的融合。在二里頭遺址，我們同時發現了來自不同文化傳統的陶器類型。實足的鼎，這是華東地區各考古學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大汶口—龍山文化、良渚文化中就大量出現。而空三足的鬲，則是西北和北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晉陜高原的石峁文化、陶寺文化中都很常見。在二里頭，這兩種原本分屬不同文化圈的陶器類型和諧共存，甚至出現了鼎鬲組合的現象。更有意思的是，二里頭的工匠們并不是簡單地照搬這些器型，而是在繼承的基礎上有所創新。比如二里頭出土的中國最早的青銅鼎，在保持陶鼎三足圓腹的基本形制的同時，造型更加優美，還施以花紋，顯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藝。這種改進創新，正是文化融合過程中的典型表現。其次是農業技術的融合。二里頭地處中原，這里既適合種植北方的粟（小米），也適合種植南方的稻?？脊虐l現表明，二里頭時期的先民們同時掌握了這兩種農業技術。在二里頭遺址中，我們既發現了大量的粟粒遺存，同時也發現了不少稻谷的痕跡。這種農業的多樣化，為二里頭文明的發展提供了更加穩定的經濟基礎。你想，如果只依賴一種農作物，一旦遇到自然災害，整個社會就可能面臨危機。而多種農業并存，就大大增強了抗風險能力。多元農業立國，這也許是二里頭能夠在“滿天星斗”的競爭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是手工業技術的融合。二里頭的青銅冶煉技術，既吸收了來自歐亞大陸內陸的冶金傳統，又結合了本土固有的模制陶器技術，形成了獨特的合范鑄造工藝。這種工藝不僅能夠鑄造實用的工具和武器，更重要的是能夠制作復雜精美的禮容器。最后是宗教信仰的融合。龍的形象在二里頭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但這個龍的形象并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融合了各地不同的神話傳統。從考古發現看，龍的形象在紅山文化、仰韶文化、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等眾多考古學文化中都有出現，但形態各異。二里頭的龍形象，則在整合了各地龍形象的基礎上，加以規范化和體系化，成為商周青銅器獸面紋母題的直接前身。

讀世界文明史，常常會感覺良渚文明與埃及文明何其相似：單一的經濟，基本封閉的地理環境，極少的對外交往。有學者認為，埃及文明的悲劇就在于它的純潔性，正是這種純潔性使得埃及文明很早就喪失了發展的動力，很早就成為了文明進化道路上的“木乃伊”。從這一點上看，二里頭文明則頗像美索不達米亞的兩河文明。接受四方沖擊的洗禮，在血與火中涅槃升華，同時也得四方之賜，東西南北文化因素的融合，成就其高度的發展和政治的成熟。這種“文化雜交”的成功，還體現在二里頭文化的傳播能力上。正因為它不是一個封閉的、單一的文化體系，而是一個開放的、包容的文化平臺，所以它才能夠被其他地區的人群所接受和模仿。當各地的部族邦國首領看到二里頭的城市規劃、宮殿建筑和禮器組合時，他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文化，而是一個融合了自己文化傳統的升級版本。

這就解釋了為什么二里頭文化能夠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向外輻射到如此廣闊的范圍。它不是通過武力征服，而是通過文化的吸引力和包容性，實現了軟實力的擴張。最后，我們來看看二里頭文化的歷史影響。從二里頭到二里崗，從二里崗到殷墟，從殷墟到西周，這是一個王朝文明傳承的鏈條。二里頭文化是二里崗文化的直接前身，二者在禮制文化的內涵與王朝社會政治結構乃至控制區域上都一脈相承，且續有發展。著名漢學家艾蘭教授指出，從二里頭到周代的整個中國青銅文明，由祭祖的禮器、禮儀活動到禮書上的“禮”，無論器用層面還是其中所顯示的貴族文化底蘊，都是一以貫之的。禮器模仿的背景是社會政治理念的共享和趨同，也是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核心之所在。而二里頭則可以當之無愧地被看做是“中國文明”的早期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