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下令處決東北軍團長，團長深夜逃脫投靠我軍，多年后成中將

1940年9月的一個悶熱夜晚，重慶白公館的囚室里燈火昏暗，守衛腳步雜亂。囚號牌上寫著“萬允和”——蔣介石親自批給軍事法庭的“死囚”。就在看守交頭接耳時，墻角一根用床單撕成的繩索正悄悄垂下，一場生死突圍即將展開。

半天后，山城的晨霧尚未散盡，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已四處搜捕。逃亡的萬允和向北急行，他身形消瘦卻步伐篤定，腦中盤旋的是十三年前的那句質問：“少帥，咱們為什么不打回東北？”那一聲追問，改變了他此生的航向。

萬允和，1907年生于遼寧金縣四十里鋪，家里雖是佃農，卻因地廣人稀，日子過得并不拮據。父親送他進私塾，他寫得一手好字，又做過錢莊學徒。日本人劫掠村莊那一晚，火光映紅了黑土地，也點燃了少年抗敵的執念。

1925年，張學良在奉天成立軍士教導隊遴選新銳，18歲的萬允和一口氣拿下首批名額。槍法準，馬術好，加上算學不俗，很快被推到隊列前。他跟隨少帥南下北上，1926年便戴上副官臂章，24歲時又以講武堂第一名成績領到校長張學良親手遞來的銀殼懷表和指揮刀。那段歲月，他信奉的仍是“報效東北”。

然而，1931年“九一八”夜，日軍鐵蹄踏入奉天，張學良下令不抵抗。年輕軍官望著滾滾而來的裝甲車隊，攥緊步槍，卻只能隨軍南撤。經山海關時，他在列車上按捺不住，拍案質問長官：“東北丟了，臉往哪擱？”回以沉默。那一刻，裂縫已生。

1935年秋，渭水岸邊，張學良眺望黃土溝壑，自言自語：“以后就在這兒給弟兄們蓋東北新村。”萬允和脫口而出：“打回去不好嗎？”回答依舊是沉默。將領與部下的情感此后逐漸疏離。

被外放西北聯絡馬鴻賓，算是變相冷藏。誰料此地他遇見了年輕的秘書劉瀾波。二人都是遼東人，很快相談甚歡。劉瀾波一句“咱們真想抗日，恐怕得另走一條路”在他心里激起漣漪。沒多久，他升任627團團長，接收了一批北平來的進步學生。無形之中，團部里悄悄建起地下黨小組，人人說的都是“先滅倭寇，再談一切”。

1936年冬，西安事變驟起。張學良以兵諫高呼“停止內戰，一致對外”，627團配合綿密：封鎖電臺、聯絡友軍、保障城防。談判落幕，張學良遠赴南京“受訓”，東北軍星散，他卻更堅信民族大義。

1937年11月，南京保衛戰打響，萬允和臨危受命，調任672團團長。雨夜六合，機槍聲淹沒秦淮河水聲，整整十天，他苦撐雨花臺一線。等到尾聲，672團尚余百余人。撤退令遲了一步，多數袍澤血染故都，他對國民黨指揮的混亂失望至極。

1938年春天，他在宿遷秘密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身份仍然潛伏。被任命為67師667團團長后，他在蘇魯沿海與日軍周旋，黃石溝一戰，全殲日軍一個大隊，繳獲迫擊炮七門。常恩多師長拍著他的肩膀笑言：“小萬，你是真會打仗。”然而勝績并未換來信任，重慶方面的警惕愈加明顯。

1940年夏，57軍軍長繆澄流暗通日軍的風聲傳到他耳中。萬允和與常恩多聯手揭發，卻反被對方先下手誣告“赤化”。沉重手銬扣上那一刻，他心知大禍臨頭，立即密令身邊警衛暗中備繩。幾周后，“夜黑風緊”，他攀墻而出，逃向陜甘寧。短暫停歇的一戶老鄉家，主人遞來一碗玉米糊，他放下碗低聲說：“勞煩嬸子，東北的糧食，改日我還要親手種回去。”

延安窯洞里，周總理握住他的手，言簡意賅：“回來就好。”中央軍委隨即批準他重建111師，并調入晉察冀軍區整編。昔日被監視的將士聽聞“老團座”無恙，群情激動，悉數改編投入華北戰場。

1945年日本敗降，萬毅（改名自萬允和）率部從山東登陸大連，一路北上，與兄弟部隊會師沈陽。白山黑水在秋風中迎回久違的兒子。他沒有多言，命令部隊立刻整治秩序，“鄉親們受夠了，咱要做模范軍！”短短數月，撫順、鞍山、本溪相繼易幟，東北解放戰線拉開。

1947—1948年，他指揮第10縱隊參加夏季攻勢、秋季攻勢和遼沈大會戰，圍殲的蔣軍精銳中，不乏當年追捕他的人。遼西決戰結束那夜，錦州城外火光映紅天際，他默默捧起一捧黑土，沉聲說道：“欠東北的，總算還回來。”

新中國成立，他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將軍銜，也是當年受閱方陣里唯一的滿族中將。后調任總后勤部裝甲兵器部部長，主持仿制蘇制T-34坦克、籌建火炮修造體系。文件留下這樣一句評價：“作風樸實，眼里只有作戰與裝備。”

1983年暮春，他在北京安靜離世，享年七十六歲。故鄉大連的清河灣，老人們談起這位鄉親，常感慨：一個農家娃，憑一根繩子，一腔誓言，闖過審判臺、槍林彈雨，終把槍口調轉向真正的敵人。數十年風云，終歸一句話——把黑土地奪回來，讓子孫安下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