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年毛主席視察工作，聽聞王盡美之母仍然健在，暗示：老人家有功

1950年9月，北京初秋的夜風已有涼意。新中國剛成立不到一年，中央禮堂燈火通明，會場里正在審議《優待烈屬方案》。有人提到，“烈士的名字不會消失，可他們的父母、妻兒該怎樣活下去？”這句話飄進了毛主席的耳朵，也在很多干部心里留下伏筆。幾年后，這個伏筆在青島被喚醒。

七年過去，1957年10月，毛主席乘火車抵達青島檢查沿海防務。海風卷著咸味撲面而來，碼頭上的機器轟鳴卻掩不住人們的歡呼。考察間隙，總理、薄一波等陪同干部圍坐簡陋會議桌討論漁業生產。秘書偶然提起：“聽說王盡美同志的母親目前身體尚好，還住在濟南。”主席頓了頓茶杯，輕聲插話：“她老人家養育了好兒子，可不容易，這份功勞要記著。”他抬頭掃視眾人，又補上一句，“若地方照顧吃力，中央來想辦法。”十幾個字，卻勝過千言萬語。

這樣的關注并非頭一次。早在1951年春，董必武赴山東視察，曾專門詢問當地統戰部長李宇超：“盡美同志的母親現況如何？”得知老人和孫輩日子過得緊巴，董必武當即要求：“應請進省城，請人照看，再不能讓老英雄的娘受委屈。”正是那份囑托，才有了后來老人入住濟南烈屬院的一切鋪墊。

回溯更早，1949年8月，京城正為開國大典做準備。馬保三向中央匯報山東各界籌備情況時，毛主席問的第一句竟是：“王盡美資料收全沒有？家里還困難嗎？”馬保三愣了兩秒，連聲答應。返回濟南后，他立即派人趕赴諸城老家。鄉下土屋里，白發蒼蒼的王母抱出一張發黃的黑白照片，眼淚不住滾落：“主席還惦記俺家孩子，這就夠了。”那張照片，后來被送進上海龍華烈士紀念館櫥窗，至今仍在。

如果把王盡美的一生拉成時間軸，可以發現他不過活了二十七個春秋，卻走出了常人兩三輩子都難走完的道路。1898年出生，他的命運起點極其低微：父親早逝，爺爺跟著去了，家里只剩下母親和奶奶。為了讓孩子識字，母親在地主家做飯洗衣，換來一個“陪讀”名額。簡陋私塾里，窮孩子的眼睛比油燈還亮，教書先生常說：“這小娃能成器。”

讀書是救命稻草，也是通天之梯。王盡美夜里挑燈苦讀，白天幫地主挑水劈柴，肩膀磨出血痕也不吱聲。村小學建成，他免交學費；考進省立師范，更像打開一扇新窗。1918年，濟南的新思潮滾滾而來，《新青年》《民報》在同學間傳閱。青年王盡美第一次讀到馬克思、列寧的名字，血管里的熱流一下子被點燃。

1919年5月4日，街頭爆發示威。王盡美站在鼓樓前的木箱上，喊得嗓子嘶啞：“山東同胞豈能忍氣吞聲？”那天的喧囂，把他推上歷史舞臺。學校隨即處分，開除通知貼在校門，他卻笑對同窗：“書可以不讀，路不能不走。”

1920年冬，他赴北京旁聽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與李大釗長談通宵。第二年春，在李大釗提攜下，他與鄧恩銘悄然回到濟南籌建黨組織。小屋、煤油燈、三腳凳，十來個人低聲討論，山東自此有了第一個共產黨小組。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南湖紅船秘密召開，王盡美作為代表之一赴會。那次相逢，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咱們都年輕，可肩頭擔子不輕啊。”短短十四個字，兩位青年彼此銘記。

會后，王盡美旋風般跑遍煙臺、青島、濰縣，擴展基層網絡，發動碼頭工人罷工。1922年，他奉命赴上海協助起草《勞動法》大綱，白天跑工棚，夜里伏案修改。身體在透支，激情未減。1923到1924年，他三次南下廣州，配合孫中山推進國共合作。連孫中山都感慨：“山東這位青年，精神可嘉。”

繁重任務擊碎了健康。1925年春，肺結核惡化，咳血成常態，“嗆得眼前發黑”。組織勸他休養，他搖頭：“革命這趟列車停不得。”直至8月19日，再也起不來，年僅27歲。葬禮極其簡陋，鄉親們用兩根粗木抬棺，沿著田壟送他去安息。遺孀孟華芬在冬天也離去，只剩年邁的婆婆和兩個稚子。

抗戰、解放戰爭相繼而至，老人帶著孫子輾轉多地。靠鄉親接濟，也靠地下黨暗中接應，日子雖苦，骨氣從不彎。1945年秋天，山東解放區政權建立，地方黨組織為老人發生活津貼，兩個孩子被安排進抗大分校讀書。從那時起，一家三口終于挺直了腰板。

1951年，中央出臺《革命烈屬優待條例》，王盡美母親被列入首批重點照顧名單。濟南市政府專門調撥一套小四合院，派醫護人員巡診，逢年過節必有人上門問冷暖。老人最愛燉鲅魚，可惜牙口不好，營養師就把魚肉剁成碎泥。鄰居都說，“老太太這輩子可算熬出頭。”

6年后毛主席的那聲“老人家有功”，讓在場干部更上心。省里追加補貼，囑托文化部門整理出版《王盡美文集》。1961年，老人過八十大壽，山東省委書記謝富治特意捎去一副壽幛：丹心照汗青。老人撫著幛子，半晌無言，只說：“盡美地下有知，不枉了。”

值得一提的是，王乃征、王乃恩也沒辜負期望。兄弟倆一個畢業于延安自然科學院，后來進入兵工部門；一個在青島海軍兵工廠從學徒做到技術科長。在對敵海戰最緊張的1958年，兄弟二人分別遞交請戰書，要求到前線檢修火炮。組織考慮家庭實際，終究未讓他們冒險，只批準支援后方科研。

人們常問，為何中央對一個早逝的青年如此牽掛？答案或許就在1921年的紅船，也在山東大地無數農舍里點起的燈火。一旦有人率先燃燒，黑夜就不再漫長。王盡美點燃了自己，也照亮了后來人。他的故事被寫進《山東革命運動史》，更寫在那個特殊年代的國家政策里——用制度回報犧牲者，用行動安頓他們的親人。

1968年冬，王盡美母親在濟南去世，享年八十七歲。噩耗傳到北京，老一輩領導人都停下手頭文件，讓秘書送去挽聯。挽聯不華麗，只寫八個字：“養志成器，德厚流光。”棺槨送回諸城，兄弟倆在雪地里長跪不起。鄉親圍攏來，低聲說：“老太太走得安心，她始終記得那句‘老人家有功’。”

今天的博物館里，王盡美那張早已泛黃的照片仍在靜靜躺著，照片背面是母親當年的題字：“盡美，愿你為國為民，莫負此生。”短短十二字，映出一位普通農婦的胸襟，也映出一個時代的悲壯與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