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一趟老家，我發現現在農村真的死氣沉沉！

推開那扇虛掩的木門時，吱呀一聲，像是推開了時間的門縫。門口趴著的黃狗抬起頭，喉嚨里滾出一聲嗚咽，又懶懶地趴了回去。它認得我，或者說，它認得每一個稀罕的訪客。院子里，十幾只土雞在初冬薄薄的陽光下踱步，羽毛上沾著草屑，咕咕地啄食著什么。這就是我記憶里熱騰騰的老家——此刻，靜得能聽見陽光灑在枯草上的聲音。

六爹從堂屋的暗影里挪出來，腰彎得像屋后那棵老槐樹的枝椏。他瞇著眼看了好一會兒，皺紋堆疊的臉上才緩緩漾開一點笑模樣。“是二丫頭回來了。”聲音沙啞，像被這屋子里的煙火熏了七十年。屋里果然生著火盆，那個我記事起就有的、被煙火熏得烏黑的鐵盆子，炭火暗紅，煙氣絲絲縷縷地纏上房梁。這煙味，混雜著陳年老屋的土腥氣、腌菜的酸咸味，還有老人身上那種淡淡的、類似舊書本的氣息，一下子就把我拽回了三十年前。

那時候，這個村子是會喘氣的。清晨是擔水扁擔的吱呀聲和女人們浣衣的棒槌聲；晌午是各家門前的吆喝，孩子們光著腳丫從這家竄到那家；傍晚，炊煙從每一個煙囪里筆直地升起，空氣里彌漫著柴火飯的香。三姨家、我家、六爹家，門對門，院連院。夏天的夜晚，幾張竹床拼在打谷場上，大人們搖著蒲扇，聊著莊稼和收成，我們孩子就在星空下追逐螢火蟲，直到被各自的娘揪著耳朵拎回去睡覺。

而現在，村子像是睡著了，而且睡得很沉。我開車進來時，看見許多熟悉的門戶：村東頭原先住著木匠劉爺爺家，院墻塌了一半，門上的鎖銹成了一坨紅褐色的疙瘩；前院愛說媒的王婆婆家，瓦片碎了不少，露出黑洞洞的椽子。路還是那條坑洼的土路，只是兩旁再沒有扎堆下棋的老漢，也沒有追逐嬉鬧的孩童。只有幾只羽毛鮮亮的公雞，昂首挺胸地踱步，宣示著這里尚存一絲活氣。它們，還有六爹院里那些雞鴨，倒成了村子最精神的主人。

六爹往火盆里添了塊炭，火星噼啪一濺。“你四爹，去前村打牌了，幾個老骨頭，湊一塊兒磨手指頭。”他慢慢說著，像在敘述一件極遙遠的事，“你堂姐在上海，去年生了老二，忙哩……你堂弟，在深圳，說今年項目緊，不回了。”火光照著他古銅色的臉，那些深深的皺紋像干涸土地上的裂痕。他告訴我，養的兩頭豬賣了，五千塊錢，這就是他和四爹兩個人一年的進項。地種不動了，就租了出去，一年換幾袋口糧。還有那幾十只雞、十幾只鵝，“拿到鎮上，人家嫌不是飼料催的，長得慢，賣不起價，索性自己留著，下蛋，吃不完就腌上。”

他說這些時，語氣平靜無波，仿佛在說別人家的事。可我聽著，心里卻像被那火盆里的熱灰燙了一下。五千塊，在城里，不過是一頓像樣的宴請，一件品牌的衣裳。在這里，卻是兩個老人365個日升月落的柴米油鹽，是抵御風寒的炭火，是可能突然來訪的病痛的全部倚仗。他們就像這老屋，外表看著還立著，內里的椽梁，已被歲月和孤獨悄悄蛀蝕。

我走到院子里，想透口氣。寒風卷著落葉打著旋兒。舉目望去，這個生我養我的村莊，在冬日的蒼穹下，顯得那么小，那么低矮，那么沉默。那些空蕩蕩的房屋，像是被掏空了內臟的巨獸骨架。我忽然想起一個詞：守村人。舊時傳說，每個村子都有這么一個老人，他記得所有的根脈，所有的掌故，他守著祠堂，守著風水，守著這個村莊最后的魂。我的六爹和四爹，他們守著的，又是什么呢？

守著的，或許是一份不愿割舍的熟悉。灶臺的火怎么燒才旺，院子里哪塊地朝陽適合曬醬，老槐樹第幾根枝椏上的鳥窩今年又孵了小鳥……這些構成了他們全部世界的、細密而堅韌的經緯。守著的，也是一份無言的等待。等待兒女某個突然的電話，等待過年時也許響起的車喇叭聲，等待像我今天這樣，偶然闖入的、帶著外面世界氣息的探望。這等待，讓那五千塊錢的收入，讓那日復一日的雞鳴狗吠，都有了沉甸甸的、類似信仰般的意義。

離開時，六爹執意送到門口。他佝僂的身影嵌在古老的門框里，背后是煙氣繚繞的堂屋深影。那只黃狗跟出來，蹭了蹭我的褲腳。車子發動，緩緩駛出村莊。后視鏡里，六爹的身影越來越小，最終和那片灰蒙蒙的屋舍、和那縷依然裊裊的炊煙，融為一體。村莊重新被巨大的寂靜吞沒。

它不是死了。它只是太老了，老得只剩下回憶的骨骼，和幾位不肯離去的、忠誠的守靈人。那偶爾響起的雞鳴犬吠，是它沉睡中，一聲悠長而沉重的嘆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