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盛夏,北京南池子胡同里發生了一件小事——羅榮桓發現家里有人想用配給的吉普車接孩子放學,他當天晚上把一家人叫到院子里,語氣平靜卻不容置疑:“那車是組織配給我辦公用的,誰再動用,就等著挨批評。”一句話,胡同口的晚風都帶了點涼意。這份對紀律的較真,四年后在病榻前又一次表現得淋漓盡致。
1963年9月,北京醫院里,60歲的羅榮桓已經連續高燒多日。腎功能衰竭帶來的尿毒癥讓他全身奇癢、無法進食,腹膜透析每半小時一次,腹腔脹得像一面鼓,他依舊咬牙不吭聲。醫護人員見狀直皺眉,羅帥卻輕描淡寫:“又是一場硬仗,咬住它。”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員羅東進,9月底剛剛結束一門重要專業課,彼時肩頭還帶著因實習磨出的舊傷疤。10月初,學院接到總參轉來的加急電話:羅帥病情惡化,家屬可探視。院首長怕耽誤搶救,當天下午批了假條。夜色剛落,羅東進拎著一個帆布包,從哈站登上最早一趟南下列車。
清晨6點,京奉線的蒸汽機車剛進前門站,羅東進一路小跑沖向醫院。推開病房門,只見父親嘴唇已呈紫色,呼吸微弱。為減輕缺氧,氧氣袋掛在床側,護士正調整流量。許久,羅帥睜開眼,費力辨認,“東進?你怎么來了?”聲音極輕,卻透出責備。羅東進紅著眼,低聲回答:“學校批假了。”護士在旁補了一句:“孩子掛念您,應該回來看看的。”羅帥搖頭,抬手費勁,卻還是把話說完:“革命干部的孩子,要把學習放在第一位,我這兒有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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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幕,讓在場的老護士心里酸酸的。十多年前的長征途中,羅榮桓把襁褓中的東進寄養在老鄉家,自己隨部隊行軍;今天孩子長大,父親卻依然不許他“特殊”。紀律,是羅帥給家里的第一課,也是最后一課。
時間回撥到1946年。那年夏天,黨組織決定送羅榮桓去莫斯科醫治腎病。出發前,他反復叮囑秘書:“公費報銷的項目列單子,能不報的就不要報。”治病歸來,東北局給他安排了一棟三層小樓,外觀簇新。羅帥進門不到十分鐘,便讓隨行干部去找譚政:“樓太氣派,不住。你家二層小樓樓下空著?我過去。”直到譚政點頭,羅帥才安心。旁人笑他“太摳門”,他只說一句:“干部越到高位,越要想著節省公家一分一厘。”
新中國成立后,羅帥被授予元帥軍銜。然而,在軍銜和慣有質樸之間,他選擇了后者。1954年搬進東交民巷,院子不大,住著一家老小、秘書、警衛和司機,總計十幾口人。他數次向機關總務科提出:不再置換更寬敞的房子。這座院子,他一住就是九年,直到病重。
1963年12月14日夜,北京醫院燈火通明。尿毒導致的高氮血癥指數已沖到110,普通人超過100就會昏迷。醫護輪班為元帥做熱敷緩解瘙癢,外科值班醫生王聲書事后回憶:“他身上被熱毛巾燙起水泡,沒聽見一聲抱怨。”凌晨兩點左右,羅帥忽而清醒,拉住身旁妻子的手:“房子記得退,住普通房子。孩子們,不許搞特殊化。”
12月15日中午,中央保健局會同北京醫院專家再次討論搶救方案,增設透析頻次,并緊急調用部隊血庫。總參、總政百余名青年軍官自愿到醫院待命輸血。14時20分,羅帥短暫蘇醒,看見守在一旁的羅東進,依舊那句話:“東進,回學校。”旁邊的醫生輕聲勸慰:“首長,孩子放心不下您。”羅帥只是擺擺手:“部隊戰士生病也沒人讓家屬請假,干部子弟不能例外。”
有意思的是,就在當晚,他向護士談起幾天前的一場“勝利”。那是一次勉強進食后沒立刻嘔吐,他微笑著說:“又贏了半回合。”醫護笑中帶淚,卻被這股倔強感染,搶救積極性更高。
12月16日清晨,毛主席、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陸續撥來電話詢問病情,指示“盡全力搶救”。14時45分,羅帥再度陷入深昏迷,呼吸微弱。16時30分,他張嘴似乎想說話,護士俯身只聽到一句模糊的呢喃:“跟著毛主席走。”隨后,心電監護曲線歸零。
彌留前那份堅持所折射的,并不僅是個人意志,更是老一輩革命家對自律、對群眾、對理想的終生守望。羅東進后來回憶:“父親沒給我們留下遺產,卻留下了做人的底線。”這句話,成為羅家子女之間代代流傳的家規,也讓人們在回望羅帥短暫而光輝的一生時,總會想到他那句怒中帶愛的提醒——“你是革命干部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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