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羅帥病重，羅東進連夜返京，羅帥生氣：你是革命干部的孩子

1959年盛夏，北京南池子胡同里發生了一件小事——羅榮桓發現家里有人想用配給的吉普車接孩子放學，他當天晚上把一家人叫到院子里，語氣平靜卻不容置疑：“那車是組織配給我辦公用的，誰再動用，就等著挨批評。”一句話，胡同口的晚風都帶了點涼意。這份對紀律的較真，四年后在病榻前又一次表現得淋漓盡致。

1963年9月，北京醫院里，60歲的羅榮桓已經連續高燒多日。腎功能衰竭帶來的尿毒癥讓他全身奇癢、無法進食，腹膜透析每半小時一次，腹腔脹得像一面鼓，他依舊咬牙不吭聲。醫護人員見狀直皺眉，羅帥卻輕描淡寫：“又是一場硬仗，咬住它。”

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的學員羅東進，9月底剛剛結束一門重要專業課，彼時肩頭還帶著因實習磨出的舊傷疤。10月初，學院接到總參轉來的加急電話：羅帥病情惡化，家屬可探視。院首長怕耽誤搶救，當天下午批了假條。夜色剛落，羅東進拎著一個帆布包，從哈站登上最早一趟南下列車。

清晨6點，京奉線的蒸汽機車剛進前門站，羅東進一路小跑沖向醫院。推開病房門，只見父親嘴唇已呈紫色，呼吸微弱。為減輕缺氧，氧氣袋掛在床側，護士正調整流量。許久，羅帥睜開眼，費力辨認，“東進？你怎么來了？”聲音極輕，卻透出責備。羅東進紅著眼，低聲回答：“學校批假了。”護士在旁補了一句：“孩子掛念您，應該回來看看的。”羅帥搖頭，抬手費勁，卻還是把話說完：“革命干部的孩子，要把學習放在第一位，我這兒有醫生。”

這一幕，讓在場的老護士心里酸酸的。十多年前的長征途中，羅榮桓把襁褓中的東進寄養在老鄉家，自己隨部隊行軍；今天孩子長大，父親卻依然不許他“特殊”。紀律，是羅帥給家里的第一課，也是最后一課。

時間回撥到1946年。那年夏天，黨組織決定送羅榮桓去莫斯科醫治腎病。出發前，他反復叮囑秘書：“公費報銷的項目列單子，能不報的就不要報。”治病歸來，東北局給他安排了一棟三層小樓，外觀簇新。羅帥進門不到十分鐘，便讓隨行干部去找譚政：“樓太氣派，不住。你家二層小樓樓下空著？我過去。”直到譚政點頭，羅帥才安心。旁人笑他“太摳門”，他只說一句：“干部越到高位，越要想著節省公家一分一厘。”

新中國成立后，羅帥被授予元帥軍銜。然而，在軍銜和慣有質樸之間，他選擇了后者。1954年搬進東交民巷，院子不大，住著一家老小、秘書、警衛和司機，總計十幾口人。他數次向機關總務科提出：不再置換更寬敞的房子。這座院子，他一住就是九年，直到病重。

1963年12月14日夜，北京醫院燈火通明。尿毒導致的高氮血癥指數已沖到110，普通人超過100就會昏迷。醫護輪班為元帥做熱敷緩解瘙癢，外科值班醫生王聲書事后回憶：“他身上被熱毛巾燙起水泡，沒聽見一聲抱怨。”凌晨兩點左右，羅帥忽而清醒，拉住身旁妻子的手：“房子記得退，住普通房子。孩子們，不許搞特殊化。”

12月15日中午，中央保健局會同北京醫院專家再次討論搶救方案，增設透析頻次，并緊急調用部隊血庫。總參、總政百余名青年軍官自愿到醫院待命輸血。14時20分，羅帥短暫蘇醒，看見守在一旁的羅東進，依舊那句話：“東進，回學校。”旁邊的醫生輕聲勸慰：“首長，孩子放心不下您。”羅帥只是擺擺手：“部隊戰士生病也沒人讓家屬請假，干部子弟不能例外。”

有意思的是，就在當晚，他向護士談起幾天前的一場“勝利”。那是一次勉強進食后沒立刻嘔吐，他微笑著說：“又贏了半回合。”醫護笑中帶淚，卻被這股倔強感染，搶救積極性更高。

12月16日清晨，毛主席、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陸續撥來電話詢問病情，指示“盡全力搶救”。14時45分，羅帥再度陷入深昏迷，呼吸微弱。16時30分，他張嘴似乎想說話，護士俯身只聽到一句模糊的呢喃：“跟著毛主席走。”隨后，心電監護曲線歸零。

彌留前那份堅持所折射的，并不僅是個人意志，更是老一輩革命家對自律、對群眾、對理想的終生守望。羅東進后來回憶：“父親沒給我們留下遺產，卻留下了做人的底線。”這句話，成為羅家子女之間代代流傳的家規，也讓人們在回望羅帥短暫而光輝的一生時，總會想到他那句怒中帶愛的提醒——“你是革命干部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