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胡璉為何敢向王耀武炫耀自己私自接收日軍汽車1000多輛？

一九四六年初春，陪都重慶的烏云尚未散盡。在國民政府軍委會辦公廳的小宴席上，幾名方才從前線返城的軍官互相碰杯，議論最多的不是勝利的代價，而是“滿載而歸”的貨色——皮卡、吉普、坦克底盤以及堆成小山的日制軍用輪胎。觥籌之間，胡璉忽然提到自己悄悄收到的“千輛好車”，引來嘩然。末了，他湊到王耀武耳邊，低聲說了那句后來流傳甚廣的話：“老王，這次我是發了！”

胡璉的膽氣從何而來？要回答這個問題，先得把時間指針撥回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的中午。東京廣播傳來裕仁天皇的“終戰詔書”，中國戰區的日軍當即失去斗志。此時，國民政府元老何應欽正駐芷江，翌日即召集陸軍總司令部、軍政部、交通部和后勤署匆匆商討受降細節。文件堆滿了會議桌，可桌下卻是另一番較量：各路人馬的算盤都打到日本人留下的輜重上。

戰前，國軍棘手的短板就是運輸。美制吉普雖好，卻只夠中央嫡系新一軍、新六軍換裝。其他部隊還在為一輛卡車爭得面紅耳赤。如今突然冒出十幾萬輛日系汽車，簡直是“天降甘霖”。交通部首先開口，理由是“多年來抗戰公路運輸損耗嚴重，至少要一千五百輛才能維持全國干線”。軍政部隨即提出反駁：軍用后勤更急迫，怎么能讓文官部門坐收漁利？兩邊唇槍舌劍，席間氣氛緊繃到極點。

就在這種大打出手的氛圍里，細微的“螞蟻搬家”已先一步展開。駐閩第十八軍的位置最為微妙。福州往北可控浙贛線，往南可接莞汕公路，交通要道上散落著大量還算完好的日軍車輛。胡璉擅長閃擊，抗戰末期多次在閩北游擊作戰，他手下熟門熟路，對日軍倉儲地點摸得清清楚楚。日本人剛繳械，上級命令尚未完全下達，他便調出兩個團的汽車兵，連夜沿閩江、浦城一路“接收”。統計完畢，整整一千○六十四輛。

有人或許納悶：一名軍長面對如此巨額裝備，為何不擔心秋后算賬？關鍵在于當時的政策真空。根據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八月十七日的通告，日本駐中國各地的部隊需就地待命并僅向國民政府軍交出武裝。中共部隊被排除在外。蔣介石下了“受降優先”令，卻沒細化移交流程。于是，誰趕得快，誰手伸得長，誰就是贏家。胡璉深諳此點，他的“先斬后奏”不僅不算違規，反而合乎“盡量避免日兵裝備落入他人之手”的精神。

更現實的是，眼看美國援華物資越來越多，美式卡車源源不斷駛進黔桂滇，各路中央嫡系已不把日式“七○式”和“九五式”放在眼里。對他們而言，這些車輛既難配件，也難油料，不如換成銀元、黃金，甚至干脆拆了出售給地方礦山。胡璉正是看準了這一點。對外聲稱“保障機動作戰”，實際將不少汽車移交給福建各地的土木系地方政要，再以折價銀元補充軍需。換句話說，他用日軍的鋼板換來了自己部隊三個月的餉銀。

雖說軍政部日后清點賬目時發現缺口，但追責力度遠遠趕不上現實的內斗壓力。何應欽那邊手里也沒干凈賬。傳聞他以“慰勉抗戰功臣”為名，將六十多輛嶄新的日制高級轎車送給近親好友。高級將領如此帶頭，下面自然有樣學樣。于是，胡璉跟王耀武私下吹噓，既是放松警惕的一句閑談，也含“你我都懂”的默契。王耀武身為第二綏靖區司令，手里掌握山東十余萬兵馬，他同樣見慣了這些“潛規則”，聽完只是笑笑，沒有要深究的意思。

有意思的是，日軍物資并非國民政府想象的“取之不竭”。光是汽車，華北、華中、日本本土總數加一起已被盟軍嚴密登記，“賬面數字”擺在那里。胡璉那千輛車一旦進入福建山區，很快被拆分、改裝甚至熔煉，再難追查。幾年后內戰爆發，十八軍在徐州會戰中損失慘重，又無美援補給，胡璉這才后悔當年“變賣日車”的決策——得意時只顧眼前油水，戰場一旦失利，再多銀元也換不回機動兵團。

回到問題本身，胡璉之所以敢炫耀，無外乎三個因素：制度空檔、派系默契與個人急功近利。前兩條給了他膽子，后一條讓他忘了底線。在那個舊秩序搖搖欲墜的節點，物資爭奪比戰場廝殺更見血腥，只是鮮有人愿意提及。短短數月，上至軍政高層，下到運輸營長，人人都在打包“戰利品”。熱衷分贓的勁頭，遠遠超過了此前八年抗戰中拼命上前線的熱情，這才造就了胡璉所謂的“千車豪賭”。

遺憾的是，日軍裝備散落民間后，很少真正發揮長久價值。一部分流入黑市，成了各地軍閥、土匪、走私商的工具；另一部分則在倉庫里銹蝕。抗戰勝利初期，本可借此補足國民經濟的運輸短板，卻因權力博弈而化為烏有，這豈不是一場吞噬國家元氣的豪賭？

當然，歷史沒有假設。如果沒有那一千多輛汽車，也許胡璉的十八軍在魯南仍舊難逃覆滅；如果當年國民政府對受降物資早作統籌，也未必能徹底改變內戰走向。只是這段軼事恰好揭開了一個尷尬側面——在民族危亡的巨大犧牲后，勝利的果實并非都落進了國家的倉廩里，相當一部分被各色人等匆匆裝上卡車，駛向了個人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