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啟龍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時，李先念插話：現在沒人敢去信用社存款

1956年4月2日清晨，北京的風依舊帶著料峭的寒意。中南海勤政殿前，一輛吉普車停穩后，張啟龍提著厚厚一摞資料快步走向會客室。三天前，他就把本次匯報的提綱改了又改，可等真正推門那一刻，張啟龍仍舊覺得握在掌心的汗有些冰涼——前面坐著的，是毛澤東、劉少奇、彭真和李先念。

張啟龍并不陌生毛澤東。早在1927年的文家市，毛澤東一句“回鄉治病，順便整合力量”，為瀕臨絕境的張啟龍留下一線生機。此后二人雖聚少離多，卻始終保持著特殊的工作默契。今天的匯報，既是工作安排，也是一次久別重逢的對話。

資料鋪開，張啟龍先圍繞農副產品收購談起。他說：“去年秋后，供銷社收了二十多種野生植物，板栗、蒼耳子出口勢頭不錯。”說到這里，他特意補充：“蒼耳子出油率接近大豆，外貿公司十分看好。”

毛澤東聽得仔細，不時點頭，忽然插問：“兩斤蒼耳子抵一斤大豆，這個算法確定嗎？”張啟龍答得干脆：“油化工實驗室測過三次，結果基本一致。”毛澤東抬手示意記錄：“成立專項小組，把數據再核一遍。”

有意思的是，談到生活資料銷售額下降，現場氣氛一下緊張起來。張啟龍坦言：“百貨、煙酒都賣不動，社隊干部說群眾捂緊口袋。”李先念聞言，放下茶杯，眉頭一皺：“現在沒人敢去信用社存款，不敢花錢也就不敢買東西。”他話音不高，卻像一顆石子擊中水面，漾出一圈圈漣漪。

毛澤東沒有立刻回應，而是把目光移向窗外片刻，隨即低聲說道：“富裕中農顧慮多，關鍵在信心。告訴地方銀行，存取自由，不影響生產。”短短兩句話，點明核心——錢是群眾的，不應因政策晃動就被束縛。

話題很快轉到小商品。張啟龍承認，過去供銷社對針頭線腦興趣不大。“掙錢少、手續雜”成了擋箭牌，可結果就是農民得跑幾十里才買到釘錘和火柴。毛澤東聽完，輕敲桌面：“唯利是圖，還是怕麻煩？”張啟龍坦承：“怕擠垮私商的顧慮多。”毛澤東搖頭：“方便群眾第一位，從經濟區劃進貨，把小件納入經營范圍。”

這一席談，表面看是業務磋商，實則牽動著當時農村金融、商業和生產的多條神經線。會后不到兩周，供銷總社就下發了《關于改進日用工業品調撥的意見》，把“直達運輸”寫進實施細則。李先念根據會議精神，召集財政、銀行、商業三口聯席會，專門解決信用社存款凍結問題。

供銷系統之外，張啟龍的人生軌跡同樣跌宕。1933年那場誤判，把他推到槍口邊緣；1938年延安除夕，毛澤東一句“湘贛處分是錯誤的”，才讓他徹底洗刷嫌疑。抗戰后期赴東北，他先在吉林、合江組織擴軍，再到黑龍江主持救災——1950年的那場旱情覆蓋30個縣，他星夜開會，提出“按戶細分、按日跟蹤”的配糧方案，硬是把災情損失壓到最低。遼東任職時，鎮反、三反五反連軸轉，張啟龍以“首長負責、親自動手”的態度，既守住了政策底線，也穩住了人心。

正因此，1952年他被調到全國供銷合作總社擔任常務副主任。和牌桌一樣，供銷系統牌面多、牌型雜。為了摸清底數，他用半年跑遍21個省區，回來把“產、供、銷脫節”寫成六萬字調研報告。報告里有一句話被毛澤東圈了紅線：“組織形式服從商品規律，而不是反過來。”

看來，毛澤東對這位老部下的務實風格向來認可。再往后，張啟龍把主意打到地方雜肥。化肥短缺，他便動員縣社收集畜糞、餐廚渣，配合細菌肥試驗；四個月后，吉林梨樹一個試點畝產比對照田多打五十斤糧。毛澤東在批示里寫下八字：“土生金策，值得推廣。”這也是他對基層創舉一貫的態度——先試，行則推。

然而，命運并未因成績而順風順水。1964年，《瀏陽縣革命史》事件讓張啟龍調離中央組織部，到南京任副市長。漫長的低谷期中，他很少提及往事。一次，老同學問他是否后悔，他只是擺擺手：“干事本來就要冒風險，怕風險就別入這行。”語氣平靜，卻透出久經磨煉的堅韌。

1978年，張啟龍重回領導崗位，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后轉任中紀委副書記。1980年6月30日，中組部為他正式平反。文件措辭簡短，卻把十六年的塵埃一掃而空。彼時的張啟龍已64歲，鬢角霜白，但談起供銷系統，他仍舊興致盎然：“供銷二字，不能只盯交換，還要盯活力。”

1987年6月，張啟龍在上海病逝。整理遺物時，工作人員在他書案抽屜里找到一本發黃的筆記本，扉頁寫著八個字：“腳下有泥，心中有燈。”沒有注釋，也無需注釋。

回看1956年那次匯報，李先念那句插話似乎只是會議插曲。可正是“沒人敢去信用社存款”這句民間實話，讓領導層聽到了一線的真實回聲，政策調整隨之啟動。從此，農村的柜臺前多了排隊存款的身影，供銷社的貨架也換上了針線盒和油鹽醬醋。張啟龍留下的，既有一連串數字，也有一段“不敢花錢就不敢發展”的警示。歷史不會開口，卻會在某個煙火升騰的傍晚，提醒后來者：真正的治理，從來不是紙上談兵，而是讓群眾錢包敢鼓、手里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