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毛主席赴成都，在接見六大軍區干部時提出：我要先見見左英

1968年8月，毛主席在北京接見了成都、福州等六個大軍區團級以上干部。

當時，在會議現場，毛主席在未與各大軍區通氣的情況下，就將一名婦女叫到了主席臺，不僅第一個同她見面，還熱情的上前握手拍照，并對她致以親切慰問。

毛主席接見的這名婦女不是別人，正是原福州軍區黨委第二書記、第二政委劉培善的夫人左英，當時她正任第三屆福建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衛生廳廳長。

圖|左英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毛主席當時接見六大軍區團以上干部，主要是因為當時社會上有些動蕩，而軍隊又是穩定的基石，毛主席希望讓局勢保持在可控的情況下。

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左英的出現就讓人頗為意外。

當然，毛主席之所以先接見左英，主要是因為劉培善在三個月前在北京培訓時突然離世。

1

1919年，左英出生在上海，1934年秋考入了上海仁濟私立高級護士職業學校。

作為一個接受過新式教育的年輕人，左英對社會時局有著自己的理解與看法，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戰亂之中，特別是還面臨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這令她的心里產生了投身革命的想法。

在中共地下黨的感召下，左英最終參加了上海市職業界救亡協會，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動。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左英還利用關系，秘密購買藥品、醫療器械，送往根據地。1938年2月，左英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秋，她從護士學校畢業后被安排到了仁濟醫院，一邊工作一邊參加黨的地下工作。

當時，新四軍成立不久，急需要醫生護士，上海地下黨部署醫務界的一批黨員醫護人員到前線，參加新四軍的工作。那時的左英本來可以留在條件更為優越的仁濟醫院，但后來還是毫不猶豫的投身到了一線。

1939年3月，左英抵達新四軍軍部所在的安徽涇縣，并在一個破舊的祠堂里面，創建了新四軍軍部醫院，除了為戰士們治療，平常閑暇時也為當地百姓看病，深受老百姓的愛戴。

此后左英陸續擔任了新四軍衛生部華中衛生學校教員、教務主任、軍衛生部保健科長。

不過很有意思的是，左英后來的丈夫劉培善那時也在新四軍，但兩人那時似乎并沒有什么交集。

圖|左英

1945年初，左英作為中共七大代表到延安參會，那時劉培善作為新四軍一名杰出將領，來延安已經有一年光景，正在延安的中央黨校學習。

不久之后，中央統一安排到延安出席七大的代表們到中央黨校學習，左英當時也沒有例外，后來被分到了在第一部華中第二組，而時任組長的劉培善，成為了左英的頂頭上司。

在學習了一段時間后，劉培善就對這位同組的學員左英動了情。

作為長期從事軍旅生活的人，劉培善對感情方面可以說是一無所知，過于羞澀不敢表達，后來他托了學習班幾個已婚的女同志去說，后來組織上了解到這一情況，也派了人專門去說。

可一來二去，竟讓左英產生了反感的情緒。

當時在延安的婚戀相比于今天而言還是很純粹的，大家彼此見一面，只要同意交往，就等于說是同意了結婚，基本上也是婚后才慢慢的產生感情。

左英不同之處在于，她崇尚自由戀愛，比較反感組織上這種說媒拉纖，劉培善的安排反而起了反效果。

不過，劉培善性格堅定，也不是容易妥協的人，他知道自己一旦錯過了這村，就不會再有這店，他對左英反而是異常執著。

后來劉培善請了陳老總出面，陳老總一聽，也樂意做這個媒，后來專門找了左英聊了這件事：

“我陳毅向你拍胸脯擔保：劉培善是個好同志，我了解他。請你多考慮考慮，千萬不要錯過了好姻緣喲，還有什么想不通的，盡管來找我聊。”

圖|劉培善

陳老總的談話令左英吃了一驚，她不明白為什么這樣一件小事，竟然驚動了首長出面。

更令左英沒想到的是，當時任中共中央婦女委員會書記的蔡暢后來也專門找了她談話，

也是對著蔡暢的面，左英打開了心扉：

“我承認，劉培善是個好同志、好領導。但是，我們的性格和生活習慣不同，就是結了婚弄不好也還會離婚的。既要離婚，還不如不結婚。再說，我熱愛我的醫務工作，若叫我犧牲自己的事業，專門去照顧對方，我不愿意。”

聽了她的話，蔡暢笑著說：

“你有事業心，我很高興。我最反對當‘夫人’了。革命隊伍中的夫妻，不只是丈夫和妻子的關系，也是革命征途上的伴侶和戰友。革命的目標一致，是雙方產生愛情的基礎。我看你和劉培善挺合適的。”

在各方面的撮合之下，左英勉強同意了和劉培善交往。

也是在后來相處的過程中，左英慢慢的被劉培善的誠心打動。

1945年7月1日，劉培善和左英在延安結婚。

2

劉培善、左英兩人雖然結了婚，但彼此都很支持對方的事業。

與劉培善征戰沙場不同的是，左英一直致力于共和國的衛生事業，也因為這樣，夫妻倆常聚少離多，盡管如此，夫妻兩人的感情卻始終很深厚。

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后，劉培善被任命為福州市軍管會主任，而左英則是負責接管當地國民黨當局舊的醫療機構，不久后出任了福州市軍管會衛生處長，福州市衛生局長。

次年3月，左英赴北京參加即將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會議。

萬萬沒想到的是，在途徑江西的盤山公路上，左英出了車禍，雙腿被壓斷了，后來上級部門得知此事后，專門把左英送到上海救治。

由于左英傷勢沉重，當時醫生給出的建議是截肢。

那時劉培善人還在福建前線，一聽說妻子受了重傷，心里也很著急，然而他無法離開前線，只好給華東局衛生部打了電話，請求他們無論如何治好妻子。

不過，令左英也沒有想到的是，一貫以工作為先的丈夫竟然離開工作崗位，親自驅車趕往上海看望她。

看著眼前熟悉的丈夫，左英問道：

“你突然來，是不是因為我……”

聽了妻子的話，劉培善笑著點了點頭：

“華東局衛生部的崔部長叫我來，說你的病情萬一惡化，只能保命不保腿，高位截肢要我同意。我相信醫院的黨組織，請崔部長全權處理，你不反對吧？”

聽了丈夫的話，左英嘆了口氣，說：

“如果真要弄到這種地步，你要干的革命工作還很多，我絕不拖累你。”

“你這是什么話？

劉培善一聽左英這么說，頓時著了急：

“我們一起生活了這么多年，你難道還不了解我嗎？你不要胡思亂想，現在首要的任務是把病醫治好。”

圖|劉培善、左英夫婦

后來因為工作原因，劉培善未能等到妻子手術就離開了醫院，然而不久之后，左英就收到了丈夫寫來的信：

“無論你傷殘怎樣了，我對你的愛情始終如一，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是如此，絕不會改變。”

經過手術治療后，左英雖然保住了雙腿并重新站起來，但是卻留下了終身的殘疾，在丈夫的鼓勵下，左英套上鋼護肢架，又一次投入了工作崗位。

從1953年3月開始，左英陸續出任了福建省衛生廳副廳長、廳長、黨組書記；福建省第二、第三屆省人民委員會委員，中共福建省委候補委員。

不過，令左英也沒想到的是，后來他們夫婦會遭到那樣的厄運。

3

1968年4月，劉培善奉命到北京學習，同時出席即將在后勤學院大禮堂召開福州軍區黨委擴大會。

不料就在會議期間，劉培善被批為“陰謀家”、“野心家”、“楊成武代言人”、“軍造會后臺”、“亂軍奪權”，當時有人以他他“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期間曾叛變過”的理由對他進行批斗。

應該指出的是，當時周總理已經知道了這件事，特意跟當時軍區的領導干部打了招呼，還提出過兩天要和劉培善談話。

然而，在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的干預下，劉培善不僅不被允許參會，還要繼續接受批斗。

同年5月8日，劉培善因不堪忍受，在鍋爐房上吊自盡，去世時只有56歲。然而即便是劉培善已經去世，但還是有些人不愿意放過他。

毛主席后來得知此事后，還氣憤的批了8個字：

“不給出路，逼迫自殺。”

當消息傳到福州，左英得知此事時，她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丈夫出發的時候還好好的，怎么就突然自盡了。

為了給劉培善和他的家屬有個交代，周恩來總理組織專人對劉培善的突然去世，做了詳細的調查。

5月16日，周總理召集在北京的福州軍區黨委常委及陸海空三軍負責人開會，會上就大發雷霆：

“批斗一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事先不同中央打招呼，組織觀念哪里去了？”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周總理高度評價了劉培善的一生：

“劉培善同志是個老紅軍，堅持湘贛邊游擊戰爭是很頑強的，他為革命獻出了一生，是我黨、我軍的優秀干部。周恩來還當眾宣布：劉培善是革命烈士，其家屬、子女享受革命烈士的一切待遇，骨灰安放在八寶山。”

不久之后，根據親屬的意見，劉培善的骨灰被安放在南京雨花臺烈士陵園。

同年8月11日，毛主席在接見成都、福州六大軍區團以上干部會議時，還特意把左英請到了主席臺，并親切的慰問了他。

在丈夫去世后，左英以極大的毅力繼續投入工作崗位，并教撫兩個兒子長大成人。

1972年8月，在周總理的幫助下，左英回到了上海，出任了上海第二醫學院黨委書記。改革開放后，又陸續出任了上海市衛生局黨組書記、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市第八屆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和人事工作委員會主任、上海市計劃生育協會會長。

1978年5月，總政治部為劉培善徹底平反昭雪，福州軍區還特意為劉培善舉行了隆重的悼念儀式。

左英晚年生涯仍然致力于祖國衛生事業的發展，在他的教育下，兩個兒子也各有成就，其中長子劉曉榕，曾任總后勤部副政委、紀委書記，2008年7月晉升為中將軍銜，次子劉勝，曾任總裝備部副部長、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副部長，2011年晉升為中將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