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清醒！知名法學家法C發文檢討法典化

導讀：在法學界還在為“法典化”的宏大敘事歡呼之際，來自西南地區的知名法學學者對此潑下了一盆冷水。

四川大學法學院左衛民教授與博士生周乃興在《法學論壇》2026年第1期發表論文，以刑事訴訟法修改為切入點，對中國當下洶涌澎湃的法典化浪潮進行了系統反思。這篇題為《法典化：一種值得反思的進路》的文章，猶如一記警鐘，在學界引發了廣泛關注。

法典化，這個聽起來頗為“高大上”的詞匯，近年來在中國法學界幾乎成了一種政治正確。從民法典的成功編纂，到行政法、經濟法、環境法等領域的紛紛跟進，似乎不提法典化、不倒騰個法典出來就顯得落伍。刑事訴訟法修改被納入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后，不少學者對其法典化寄予厚望。然而，左衛民團隊卻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追問：法典化真的那么美好嗎？它是否被過度神話了？

文章開篇便直指要害。作者指出，關于法典化的許多基礎性問題其實并未得到充分考慮：何為法典化？法典化后的法律與現行法律有何不同？為什么今天需要以法典化的路徑來改良立法？這些問題看似樸素，卻戳中了當下法典化討論中最薄弱的環節——太多人在談論“如何法典化”，卻鮮少有人追問“為何法典化”。

左衛民團隊從四個維度剖析了法典化可能面臨的局限。首先是形式的全面性。松散法典化論的核心目標是將某一領域既有的基本規范、特別立法和特殊規范實現集中規定，但刑事訴訟法能夠做到嗎？答案是否定的。當下刑事訴訟立法遠未實現形式全面，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等仍大量存在。更令人警醒的是，即便是被認為法典化典范的民法典，也未能逃脫“再法典化”的命運——最高人民法院仍在陸續頒布總則編、合同編等“大部頭”司法解釋。這表明，單一法典即便達到相對的形式全面化，也難以充分有效規制實踐。

其次是實踐操作性。“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為實踐操作提供指導是部門法的核心功能。但法典化是否足以指導刑事訴訟實踐的操作？作者指出，雖然現行刑事訴訟法對實踐的操作指導性并不充分，但通過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等，一些辦案環節的特殊需求還是能夠得到回應與落實。而過于系統化的法典卻可能缺乏因地（事）制宜的靈活性，更難滿足刑事訴訟實踐的需要。一個尖銳的問題是：法典一定排斥司法解釋嗎？這是可能的。法典化是對規范制定權的壟斷，法典外規范的擴張會讓“刑事訴訟法典”面臨程序被擱置或架空的嫌疑。然而，正如民法典實施情況所顯示的，法典不能解決一切現實問題，法典外規范的存在與作用便在所難免。

第三是充分科學性。作者直言，當下關于法典化的一些主張往往帶有片面的理想主義和不同程度的比較法色彩，未必經過充分的實踐驗證，不一定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公眾的真實需求?！耙徊糠傻膬热莺貌缓谩⑿问降貌坏皿w，歸根結底還是實踐與實踐者說了算?！边@種對實踐理性的強調，在充斥著理論建構熱情的法典化討論中顯得尤為珍貴。

第四是實質創新性。創新是時代立法與法律修改的重要責任，但法典化是否具有創新意義？作者認為，縱觀三種法典化觀點——松散法典化論、適度法典化論、體系法典化論——盡管創新程度可能見仁見智，但均與根本性的實質創新存在一定距離。一個頗具說服力的論據是：中國刑事訴訟法的歷次修改，如1996年的控辯式庭審程序、2012年的“尊重和保障人權”入法、2018年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等，均體現出重要創新，但并未通過法典化的方式實現。相應地，一次法律修改盡管可能以法典化形式進行，實際上也可能不會增加太多實質性的創新內容。

文章的核心論點在于，中國刑事訴訟立法長期以來實際上實行著一種“1+N”的簡約化立法取向。“1”即一部刑事訴訟法，“N”代表用以解釋、補充的其他規范性文件、指導性案例等。這是中國長期以來奉行的立法取向，并在實踐中持續穩定地發揮著作用。作者詳細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刑事訴訟法四十余年的變遷，發現國家立法相對簡約的特征貫穿始終：聚焦于刑事訴訟基本原則、制度，對重要的程序階段、司法權力及權利義務進行重點規范，而不追求“大而全”。這種簡約而務實的立法取向，更能為常規的操作者特別是一線司法者所把握、執行。

更具沖擊力的是域外考察部分。作者指出，向現代化范式轉型為中國法律創造了法典化的“理想圖景”，然而刑事訴訟立法的域外實踐表明，法典化并非世界潮流。在普通法系中，司法性法律淵源占重要地位，立法的經驗主義色彩濃厚，除了有限的憲法性刑事訴訟規范，普通法系國家一般沒有推行法典化的刑事訴訟法。以美國為例，在國家層面沒有形成統一的刑事訴訟法典，判例法與成文法一樣作為刑事訴訟的直接裁判根據。在大陸法系國家，盡管一般有單獨的刑事訴訟法典，但以單行立法、特別立法解釋法律的現象普遍存在。德國雖然早在150年前就頒布了《刑事訴訟法典》，但歷經多次修改，近年來為因應數字時代的審判實踐需求，也陸續出臺了多部規范性文件?？梢哉f，德國的《刑事訴訟法典》在頒布之后就不斷地被解構，其中心地位和權威性在一定程度上衰減，而其他規范的適用性增強，這實際上是一種非法典化的現實取向。

文章為“非法典化”辯護的邏輯鏈條頗具說服力。作者指出，當前中國國家治理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是治理規模以及由此產生的治理負荷。中央統轄的內容越多越實，治理的范圍越大，資源和決策權就越向上集中，治理負荷就會越沉重，有效治理程度反而可能下降。一部刑事訴訟法典若要統一適用于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區域差異顯著的中國，勢必會帶來制度超載的問題。正因如此，中國當前刑事訴訟立法主要采取“非法典化”的路徑，這種取向體現了分散主義的理論支持與方法指引。分散主義并不等同于碎片、割裂的立法，它強調在面對超大規模治理體系時，立法應當尊重歷史、關注現實，追求有限、審慎的調整方式，從而“分散、少量、多次”地漸進式立法。

文章的結論部分擲地有聲：“中國立法的法典化思路應該謹慎而行，尤其是在刑事訴訟法的第四次修改中，分散主義的改良路徑比法典化的整體建構更具現實合理性。”作者主張，中國的立法，特別是刑事訴訟立法，應當長期堅持“1+N”的簡約化立法模式，在分散中積蓄邁向整體的力量，在整體發展受限時分散壓力、邊試邊調。只有采取這樣的方式，才可能在漸進式發展中穩扎穩打，實現真正的邏輯自洽、制度自信與進路自適。

這篇論文的意義，遠不止于對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技術性建議。在一個充斥著宏大敘事和激進改革呼聲的時代，左衛民團隊選擇了一種更為審慎、務實的立場。他們不否認法典化的價值，但拒絕將其神圣化；他們不反對改革，但強調改革必須尊重歷史延續和演進規律。這種對本土司法經驗的重視，對立法技術歷史延續的尊重，對制度發展增量空間的培育，體現了一種成熟學者的智識擔當。法典化或許是一種美好的理想，但理想主義的陷阱往往在于，它容易讓人忽視現實的復雜性，低估制度變遷的阻力，高估建構理性的能力。左衛民團隊的這篇論文，正是對這種理想主義傾向的一次必要糾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