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天線與主權的邊界

文︱劉瀾昌

巴黎的這個冬天并不平靜。愛麗舍宮外，人工智能行動峰會的紅毯還沒來得及撤走，另一場更為隱秘、卻同樣攸關未來的博弈，已經在衛星天線與股權結構之間展開。法國政府出手叫停歐洲通信衛星公司的一筆資產出售，理由并不復雜——國家安全、戰略資產、主權不可讓渡。但真正讓這則新聞耐人尋味的，并不是“否決”本身，而是它所折射出的歐洲焦慮：在太空與數字基礎設施的競爭中，歐洲究竟還剩下多少可供自主決策的空間。

被叫停的，是一組地面天線。聽起來并不宏大，卻恰恰是衛星系統的神經末梢。它們將太空中的衛星與地面網絡連接，支撐民用通信，也承載軍事指令。它們并不發射光芒，卻決定信號是否能夠抵達。法國財長萊斯屈爾的說法頗為直接，這類資產兼具民用與軍事屬性，本身就屬于戰略范疇。更重要的，是這些天線背后所依附的公司——歐洲通信衛星公司，星鏈在歐洲幾乎唯一的對手。

星鏈的名字，已經不需要太多解釋。截至2026年初，超過9000顆在軌衛星，覆蓋范圍和商業模式不斷擴張，它早已不只是一個通信項目，而是美國技術、資本與戰略影響力的延伸。對歐洲而言，這種體量與速度形成了近乎結構性的壓力。歐洲通信衛星公司在2023年與英國一網公司合并，部署了600多顆衛星，規模仍然懸殊，卻已是歐洲在近地軌道領域少有的完整選項。

正是在這種對比之下，一筆看似財務理性的交易，被賦予了高度政治化的含義。出售“無源地面基礎設施”，能夠帶來5.5億歐元凈收益，改善利潤率，減輕運營負擔，這些都是上市公司熟悉的語言。市場也用股價下跌作出了回應。可在法國政府的視角里，財務邏輯并不能覆蓋安全邏輯。天線一旦剝離，意味著關鍵節點從企業自有資產變為外部依賴，哪怕買家來自歐洲內部，也會改變控制結構，削弱長期競爭力。

萊斯屈爾反復強調，這一決定與投資方本身無關，指向的是“法國主權的重要性”。這種表述并不新鮮，卻在當下的歐洲語境中顯得格外沉重。主權不再只是邊界與軍隊的問題，而是嵌入在算法、軌道、通信節點和資本流向之中。地面天線不再是簡單的設備，而是一種連接權，一種決定誰能接入、誰能中斷、誰能優先的能力。

這一事件并非孤例。法國政府在LMB航空航天公司的交易中保留“黃金股”，同樣體現出類似的邏輯。即便未能找到法國或歐洲買家，政府仍通過股權設計，確保對關鍵企業的干預權，生產線留在本土。這些做法，正在構成一種新的國家干預模式：不直接否定市場，而是在市場運作之上，劃出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

這種紅線的出現，與歐洲近年的戰略反思密切相關。能源危機、供應鏈斷裂、地緣沖突，讓“戰略自主”從一項政策口號，逐漸轉化為可操作的政治目標。衛星通信恰好位于這一轉型的核心位置。它連接戰場、金融系統、交通網絡與日常生活，是現代社會的基礎設施，也是沖突中最先被爭奪的對象。法國政府對歐洲通信衛星公司的重視，不僅源于其29.6%的股權比例，更源于它與法國軍隊簽訂的10年期合同。這不是抽象的安全概念，而是已經寫入預算與部署的現實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博弈的對手，并未直接現身。交易的買家是瑞典私募基金殷拓集團，背景清晰、合規路徑明確，卻仍然被納入否決范圍。真正的參照物，是星鏈及其背后的美國科技體系。法國的擔憂并非即時壟斷，而是長期擠壓。一旦歐洲通信衛星公司在關鍵基礎設施上削弱自身控制力，未來的競爭就可能從商業競爭，滑向依附關系。

這種判斷并不意味著歐洲已經形成統一立場。事實上，歐洲內部對如何對待美國科技巨頭、如何平衡開放與保護，始終存在分歧。法國的選擇，更像是一種主動示范：在涉及戰略基礎設施時，國家可以、也應當介入。這種姿態，既是對國內選民的回應，也是向歐洲伙伴發出的信號。

在全球資本高度流動的時代，這樣的決定必然伴隨成本。市場的不安、投資者的猶疑、企業戰略的被動調整，都會隨之而來。歐洲通信衛星公司停止推進交易，卻保持沉默，本身就反映出企業在政治與市場之間的微妙處境。它既需要國家支持來對抗星鏈，又不得不面對國家干預帶來的經營限制。

這正是歐洲當前的矛盾所在。它希望在全球競爭中保持開放姿態，卻又在關鍵領域不斷收緊防線；它倡導規則與市場，卻在現實壓力下重拾國家工具。這種張力并未消解，只是被一次次具體事件呈現出來。

當法國政府把地面天線定義為戰略資產，它實際上也在重新界定“主權”的形態。主權不再只是政治宣言，而是一系列具體的、可被交易的物件與權利。誰擁有它們，誰就擁有未來談判中的籌碼。巴黎的這一決定，未必會改變星鏈的擴張軌跡，卻清晰地標記出歐洲不愿輕易退讓的底線。

衛星仍在軌道上運行，信號穿越大氣層，資本在賬面上流動。地面之上，看似一切如常。地面之下，一條關于歐洲自主性的隱形界線，正在被重新描畫。它并不耀眼，卻在悄然決定，未來歐洲是作為通信體系的節點存在，還是作為規則與能力的制定者之一繼續留在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