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是沈醉的愛人，后嫁給開國上將的外甥，建國后官至正廳級

在我國的近代歷史上，有不少傳奇女性，今天要說的這位莫耶就是其中之一。

她出身閩南華僑豪門，卻選擇沖破家庭束縛；她曾與軍統特務相戀，最終卻在延安找到人生信仰；她寫下傳遍大江南北的《延安頌》，卻至死都不知道初戀的真實身份。

1918年的福建安溪溪榜村，一座名為“逸樓”的閩南洋樓里，陳淑媛（莫耶原名）呱呱墜地。這座洋樓是她祖父修建的，祖父是一位成功的旅緬華僑建筑商，在當地算是數一數二的氣派宅院。

陳淑媛的父親陳錚更是個有故事的人，晚清時教過私塾，后來投筆從戎成了民軍將領，還兼任過安溪縣長，跟著名僑領陳嘉庚都是熟人，陳嘉庚每次回國，總要到陳家小住幾日。

生長在這樣的家庭，陳淑媛從小就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別家女孩還在學針線活的時候，她已經跟著先生讀書識字，10歲就能跟大哥比著作詩，村里人都喊她“溪榜才女”。

1932年，14歲的陳淑媛小學畢業，跟著父親搬到了鼓浪嶼，進了當地有名的慈勤女中。鼓浪嶼是當時的通商口岸，中西文化在這里交融，慈勤女中里也藏著不少有進步思想的老師，這讓陳淑媛的眼界一下子打開了。

在女中讀書的日子，陳淑媛像海綿吸水一樣讀了不少中外文藝書籍。那些能靠筆桿子自立的女作家，成了她的偶像，她也開始試著寫點短文、詩歌，投給當地的報紙。沒想到，她的文字很快就被刊登出來，這讓她更有干勁了。

教國文的陳海天老師看出了她的天賦，特意組織她和幾個同學辦了份叫《火星》的旬刊，專門發表進步文章。陳淑媛在刊物上寫的那些呼吁愛國救亡的文字，字里行間全是年輕人的熱血。

可這份熱血，在父親陳錚眼里卻成了“禍端”。有一次，陳錚在女兒房間里翻到了《火星》旬刊，再想到最近女兒總跟一些“不三不四”的進步青年來往，頓時火冒三丈。偏偏那時候，陳錚又想娶姨太太，陳淑媛本來就對父親的封建思想不滿，這下更是爆發了激烈的爭吵。

吵到最后，陳淑媛心一橫，決定離開這個讓人窒息的家。母親看著女兒委屈的樣子，偷偷塞給她十幾塊銀元，趁著夜色把她送出了家門。

1933年的那個冬天，陳淑媛揣著改名“白冰”的證件，獨自一人登上了前往上海的輪船。

剛到上海的日子不好過，陳淑媛拿著中學文憑在弄堂里打轉，最后總算在《女子月刊》雜志社找到了份校對的工作。那時候的上海，一邊是十里洋場的繁華，一邊是暗流涌動的斗爭，進步刊物更是時刻被國民黨特務盯著。

就在陳淑媛慢慢適應編輯工作，偶爾還以“白冰”為筆名發表文章的時候，一個叫“陳滄”的年輕記者闖進了她的生活。

第一次見陳滄的時候，小伙子穿著筆挺的西裝，說話溫文爾雅，還說自己早就讀過“白冰”的文章，想跟她討教文學問題。陳淑媛本來就熱心，加上兩人年紀相仿，又都喜歡文學，一來二去就熟了。

陳滄經常約她去看話劇、逛書店，聊起詩詞歌賦來總有說不完的話。那時候的陳淑媛覺得，自己遇到了能懂自己的人，沒過多久，兩人就確定了戀愛關系。

可陳淑媛不知道，這個叫“陳滄”的記者，根本不是什么普通文人。他的真名叫沈醉，是軍統特務，當時正在上海法租界做情報工作，記者身份不過是用來掩護的偽裝。

沈醉的姐夫是軍統元老余樂醒，靠著這層關系，加上他腦子活絡、做事果斷，深得戴笠器重，那時候已經是軍統的小頭目了。他接近《女子月刊》，本來是為了監視進步文人，可沒想到，會真的對陳淑媛動了心。

1935年，沈醉在一次抓捕地下黨員的行動中，不小心從3樓摔了下來，左眼球被竹竿挑出，差點瞎了。他不敢跟陳淑媛說實話，只說是裝天線時摔的。陳淑媛一聽就急了，天天跑到醫院照顧他，喂飯、擦身、讀報紙，一點都不嫌棄。

沈醉看著眼前這個真心待自己的姑娘，心里又感動又矛盾，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早晚要暴露，可又舍不得這份感情。

傷好之后，沈醉不顧母親的反對，跟陳淑媛同居了。沈醉的母親雖然早年參加過南社，思想卻很封建，覺得陳淑媛“洋里洋氣”，不像個能安分過日子的媳婦，還放話說：“娶了她我就不進你家門”。可沈醉當時一門心思在陳淑媛身上，根本沒把母親的話放在心上。

1936年，他們的兒子出生了，陳淑媛本以為日子能就這樣安穩下去，可矛盾很快就來了。沈醉想讓陳淑媛辭掉工作，在家帶孩子，做個傳統的家庭主婦。可陳淑媛怎么可能同意？她好不容易從家里逃出來，就是為了能靠自己的筆桿子做事，怎么甘心再被家庭捆住？

兩人為此吵了好幾次，最后還是沈醉退了步，找朋友幫忙照顧孩子，讓陳淑媛繼續回雜志社工作。可那時候，沈醉的上司戴笠也知道了他跟陳淑媛的事，專門找他談了話，說陳淑媛“思想左傾，政治不可靠”，堅決反對他們結婚。

一邊是上司的警告，一邊是母親的不滿，沈醉的壓力越來越大，跟陳淑媛的關系也慢慢淡了。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上海很快就亂了起來。街上到處是逃難的人，進步青年們都在討論著要去延安。陳淑媛早就心向往之，她拉著沈醉，想讓他跟自己一起去延安。可沈醉卻支支吾吾，半天說不出話來。

在陳淑媛的反復追問下，沈醉才不得不坦白：自己不是記者，是軍統特務，不能跟她去延安。聽到真相的那一刻，陳淑媛如遭雷擊。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愛了這么久的人，竟然一直瞞著自己這么大的秘密。

更讓她無法接受的是，兩人的政治信仰根本對立。那天，他們在出租屋里吵了一夜，誰也沒能說服誰。陳淑媛知道，他們之間徹底完了。她把孩子托付給沈醉的朋友，收拾了簡單的行李，跟著一支救亡演劇隊，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

這年10月，陳淑媛終于到達延安。看著黃土高原上的窯洞，聽著到處響起的抗戰歌聲，她覺得自己終于找到了歸宿。

在這里，很多愛國青年都改了名字，立志重新開始。陳淑媛想起陜北民歌《信天游》中的“莫耶”啟發，就給自己改名叫“莫耶”，寓意“拋棄舊我，投身革命”。不久后，她進入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在這里，她的創作才華得到了充分發揮。

1938年的一個黃昏，莫耶在延河邊散步，夕陽照著山頭的寶塔，晚風拂過田野，遠處傳來戰士們的歌聲。那一刻，她心中涌起一股強烈的創作沖動，拿出紙筆，一邊走一邊寫，很快就完成了《延安頌》的歌詞。

后來，音樂系的同學鄭律成看到歌詞，深受感動，為它譜了曲。沒想到，這首歌很快就在延安傳唱開來，后來更是傳遍了全國，成了鼓舞無數青年投身抗戰的經典歌曲。

在延安的日子里，莫耶不僅在創作上收獲頗豐，還遇到了新的愛情。

1944年，她被調到晉綏軍區政治部，在賀龍元帥創辦的《戰斗報》當編輯。報社的編輯科長方唯若，是個參加過長征的老革命，為人正直，工作認真，很欣賞莫耶的才華。兩人在工作中互相扶持，慢慢產生了感情。

1949年2月，莫耶和方唯若向組織遞交了結婚申請。可問題來了，方唯若是根正苗紅的老革命，還是李克農的堂外甥，而莫耶的家庭出身復雜，還有過跟“不明身份人員”的戀愛史，組織上沒人敢批這個申請。

最后，還是賀龍元帥拍了板：“莫耶的情況我知道，她是個好同志，批！”就這樣，兩人終于結為夫妻，成了一對革命伴侶。

建國后，莫耶服從組織安排，轉業到地方工作，先后擔任《甘肅日報》副總編輯、甘肅省文聯副主席，官至正廳級。

她始終保持著對文學的熱愛，寫下了大量反映革命歷史和現實生活的作品。而方唯若則在蘭州軍區任職，后來享受副軍級待遇，兩人相互扶持，過著平淡而幸福的生活。

可莫耶不知道的是，遠在南方的沈醉，這些年一直沒有忘記她。沈醉后來在軍統里步步高升，28歲就當上了軍統少將，成了“軍統三劍客”之一。但他心里始終惦記著莫耶。

1949年后，沈醉被俘，關押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1965年，莫耶遭遇錯誤批判，有人翻出她早年的戀愛史，懷疑她跟軍統有聯系，專門找沈醉核實。沈醉知道，如果自己承認，莫耶肯定會受到牽連，于是他一口否認了兩人的關系，保住了莫耶。

莫耶的晚年，把更多精力放在了整理革命史料和文學創作上。她夜以繼日地寫，把自己在戰地的經歷、在延安的生活都寫進了作品里。1986年5月7日，莫耶在蘭州病逝，享年68歲。

臨終前，她還喃喃地吟唱著《延安頌》，對子女說：“我這輩子，什么大風大浪都見過了，沒什么遺憾的。”直到去世，她都不知道，當年那個叫“陳滄”的記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軍統特務沈醉。

1996年，沈醉也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享年82歲。他到死都沒能再見到莫耶一面，只能在回憶錄里回憶那段在上海的時光：“一想到上海分手時的情景，禁不住老淚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