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經濟下行”“就業寒冬”“中產返貧”“消費降級”已成我們耳熟能詳的高頻詞。
它們頻繁出現在新聞標題、研究報告和社交平臺的討論里,看似宏大、抽象,卻并不遙遠。因為在這些詞語的背后,是一樁樁真實發生的生活:有人失業、有人降薪、有人被迫逃離……
我們或多或少,都已經聽過這樣的故事,甚至正在親身經歷。
最近,我看了網易新聞推出的紀實短片《不夠年輕的我們》。這是一部只有十分鐘的紀錄片,卻異常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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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頭對準了兩對35+的失業夫妻,他們曾是高學歷的大廠白領,站在城市中產最穩固的位置上。
而失業之后,生活迅速被壓縮成:房貸、焦慮、沉默、爭吵、逃離。工作沒了,安全感隨之塌陷,婚姻的裂縫也在高壓之下被無限放大。
同樣身處中年的我,和伴侶一起養育著兩個年幼的孩子,看著片中人的處境,很難不把自己代入其中。
在這個漫長的寒冬里,最讓人難過的,或許并不是命運的無常與反復錘打,而是一種更深的恐懼——當努力、學歷和過往豐富的職場累積都無法繼續托舉人生時,我們中年人是否還有翻盤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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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廠雙職工失業后,兩年再就業無望,唯一出路是賣房
第一對李女士夫婦,都是前互聯網公司員工,夫妻倆育有一個讀小學的女兒,在北京工作、買房、扎根、拿著不錯的收入,是曾經讓普通打工人羨慕的成功奮斗者。
但大廠,從來都是拿命換錢的地方。過去十來年里,員工因過勞病倒、猝死的新聞并不罕見,只是一次次被迅速淹沒在流量里。
李女士夫婦,也是其中拿命換錢的一對。她在生完孩子后患上了產后抑郁,育兒的持續焦慮,加上重返職場后的高強度節奏,讓她的心理狀態始終未能修復。
情緒問題逐漸轉向軀體化,有一段時間,她甚至連鼠標都拿不穩。
伴侶同樣被工作徹底吞噬。加班到失控時,他干脆一周住在公司,晚上就趴在工位上瞇一會兒。后來體檢,提前查出了心梗的風險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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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亮起紅燈,家里的氣氛也一路下墜。
那段時間,夫妻關系急劇惡化,爭吵成了日常,甚至一度走到了離婚邊緣。
工作多年、步入中年,身體已經明顯吃不消;再加上對婚姻和家庭的最后一次自救,夫妻倆最終前后腳遞交了離職申請。
離職后,因為還有些積蓄,兩人并沒有立刻投身下一輪求職,而是選擇按下暫停鍵,帶著孩子去了幾座不同的城市旅行。
遠離工位、KPI和無休止的加班,生活在陌生的城市里,反而讓他們的關系慢慢松動、回暖。那段時間,盡管處在失業狀態,但這個家庭的整體氛圍是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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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23年,就業寒冬的端倪已現,但他們夫妻倆誰也沒想過,后面的環境會如此不堪。
原本只是想緩一緩,再重新投入職場,沒想到這一緩,夫妻倆兩年都沒能上岸。
簡歷一份份投出去,像是沉進了深海,沒有回音;試著托人內推,卻發現大家都自身難保。
時間一天天過去,積蓄被一點點掏空,房貸卻不能缺席。
李女士說:“房貸的壓力太大了,就像背著一座山,而且我們覺得在北京找到工作已經沒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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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全職工作無望,李女士便開始接各種零散的兼職,能做的都試一遍。
最初環境還沒這么差的時候,收入相對體面,每個月能有四五千塊,勉強覆蓋一家人的日常開銷。
可這一年來,機會越來越少、價格越來越低,如今拼盡力氣,一個月也只能賺到兩千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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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穩定的收入,消費也開始全方位降級:
家庭活動從周末逛商場、看電影變成了去公園走一圈;
下館子被徹底取消;
丈夫抽的煙,一包比一包便宜;
女兒想要一臺平板電腦,衡量再三最終也只能以“這不是剛需”拒絕。
開源無望、節流無余,家里的經濟狀況已經走到了結構性死角。
最終,他們只剩下一個選擇:賣房,換一條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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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李女士一家賣掉了北京的房子,舉家搬來了天津。這是在考慮了女兒的未來,衡量了生活上的壓力后,不得不做出的決定。
對于離開北京這件事,李女士心中有著難以割舍的復雜情緒。
童年時,李女士的父母長期在北京打工,她因此嘗過“留守兒童”的滋味。
而在 2011 年大學畢業后,她又獨自來到這座城市,在這里遇見了現在的伴侶,走入婚姻,買房、安家,也迎來了兩人愛情的結晶。
北京幾乎貫穿了她人生的前后兩個階段,是她成長、成家、為人母的見證者,陪伴她走過三十多年里許多至關重要的時刻。
正因如此,離開才顯得格外艱難。
但對這對已經兩年沒有穩定工作的夫妻而言,情感并不能抵消現實的重量。房貸、生活成本、未來的不確定性,一層層疊加后讓留下不再是一個可選項。
離開北京,成了這個家庭唯一還能繼續往前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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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父母,他們不得不優先考慮女兒的教育。
天津的教育資源或許無法與北京相比,但相較于李女士的老家河北,以及丈夫的家鄉山東,能讓下一代在天津讀書,已經是多方權衡后的“最優解”。
這不是理想的選擇,卻是他們在現實條件下,能為孩子爭取到的最好結果。
然而,比離開生活了多年的北京更讓李女士難以承受的是丈夫在失業之后的態度。
家庭的經濟壓力陡然上升,她不得不四處接兼職,維持家庭運轉的基本開銷。而另一邊,丈夫卻像一塊沉入水底的石頭,長久地沉默著。
工作找不到、也不愿意低就。身邊不少曾經的大廠同事,會去送外賣、跑滴滴,哪怕只是暫時過渡,也要先把日子撐下去。
但這些選擇,在丈夫那里完全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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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拒絕討論,也拒絕行動。時間一天天過去,沉默本身變成了新的壓力源。
失業的陰影之下,婚姻的脆弱被毫不留情地放大。爭吵、冷戰,家庭氛圍降至冰點,李女士不止一次在心里默默盤算過:如果離婚,接下來的日子該怎么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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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不肯“低就”的丈夫和兼職難以維系的李女士搬到天津后決定去做房產中介。
此時,年過35歲的她,帶她的師傅是一名小自己十來歲的00后。
說心理沒有滋味是假的,但也只能咬著牙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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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有一幕尤其令人動容。
小申師傅帶李女士去看一套掛牌出售的高層房子,耐心講解推銷技巧和看房要點。房子在27樓,房主不在本地,又沒有給中介電梯授權,小申告訴她只能爬樓梯上去了。
李女士愣住了,而小申卻輕描淡寫地說“這很常見,沒事的。”
李女士只能跟著爬完27層樓梯。
曾經的大廠精英,如今放下身段,只為維持生活,努力把日子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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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醫學部畢業,也沒能過上幸福生活
第二對是莫女士夫妻。
莫女士畢業于清華醫學部研究生,畢業后在醫院工作,拿到了鐵飯碗,但后來出于更好的發展考慮,她辭掉了“鐵飯碗”加入了一家互聯網醫療公司,成為中層管理者。
丈夫曾是教培行業某公司的高管。兩人在杭州打拼,在富陽區購買了一套優質小區的房子。小區依山傍水、環境宜人、距離市區也不到半小時車程。
當年買下這套房子時,夫妻倆投入不小,光裝修就花了上百萬,還鋪設了全屋地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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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時兩人年薪加起來超過百萬,足夠應對這套昂貴的房子。
然而,進入35歲后,生活軌跡開始急轉直下。
雙減政策實施后,丈夫所在的公司受到嚴重沖擊,他的失業并不令人意外。但他并沒有第一時間告訴妻子。
那段時間,莫女士在互聯網公司承受著高強度工作,身心俱疲,為緩解壓力甚至需要依靠保健藥物。
最終,她出于健康考慮,主動辭去了工作。
莫女士坦言,如果當時知道丈夫已經被裁,她絕不會輕易裸辭。即便壓力再大,也會先繼續工作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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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雙雙失業后,家庭收入驟降,但日常支出幾乎沒有改變。每天一睜眼,物業費、油費、電話費、網費、五險一金、吃飯……各種開銷接踵而至。
可現實的就業環境之難已完全超出了他們的想象。
教培行業無需多言,即便是手握全國頂級學府的畢業證書、擁有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管理經驗的莫女士,簡歷也未能在招聘市場上為她爭取到一份令人滿意的工作。
這讓她一度陷入自我懷疑:上好大學有啥用?我學校也很好啊,終究也沒過上幸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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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時,各地推行地攤經濟。為了解決生活現金流的問題和“閑賦”在家的焦慮,夫妻兩人決定擺攤賣小吃。
他們買了一輛三輪車,購置了一些設備,白天在家準備擺攤的食材,晚上就去附近的小區門口擺攤。
擺攤的收入,顯然不能與上班時相提并論。好的時候,一晚上也就能賣個100多塊錢,一個月加一起可能就2000多塊錢,天氣冷的時候,賣的還更少。
然而,更慘的是他們的小攤時不時就遭到城管與小區保安的驅逐,根本無法持續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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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面對一切艱辛,莫女士也只能哀嘆:現在社會對35歲的人實在是太不友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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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李女士一樣,莫女士的丈夫也面臨著再就業無望的困境。
長期處于失業狀態,讓他心態消沉、信心動搖,而這一切反過來又影響了莫女士的情緒。
在這個家庭里,幾乎只有她一個人承擔著養家的重擔,而丈夫作為男性的角色,未能在生活和責任上顯現出應有的存在感。
面對現實壓力,她的心態逐漸失衡,委屈和無力感累積到一定程度后,終于爆發。她只能自嘲,自己被生活逼成了潑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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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生活會逼迫人、卻不會停下來等你療傷。莫女士只能硬著頭皮尋找新的出路。
目前,她和鄰居靜姐——一個曾創業開餐廳、賠了800萬也沒趴下的人——合作創業,從事自媒體相關的工作。
此外,莫女士偶爾也會接一些醫學顧問、留學生指導等兼職。
雖然有了一些收入,但目前的收入仍然不足以完全覆蓋開銷,因此賣房成為夫妻倆的首選方案。
只不過,相較于李女士已經順利出手,莫女士在杭州的房子掛在中介近兩年仍未出售。房價相比兩年前已下跌約三成,未來還有可能繼續走低。
未來會如何,無從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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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舊的人生敘事失效,中年人何去何從?
現實生活殘忍,但《不夠年輕的我們》的拍攝視角還是頗為善良。
觀眾無法看到兩對夫妻的最終結局,但影片仍然為他們留下了一抹暖色。
賣了房子、搬遷到天津的李女士后來去北京之前居住的小區看了一下,發現自己曾經的房子正被新房主裝修,櫥柜改成了白色,那里已經完全沒有一家人曾居住的痕跡了。
被現實捶打的她已然“想通了”,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而且老公雖然還是“冷”,但這兩年也在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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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女士,少了對另一半的期待,拽著他一起往前走,自己會更開心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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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對許多網友來說,影片里兩對夫妻的背景、起點、曾經達到過的高度、以及遭遇困境后的跌落程度,還是很難產生共鳴。
沒有優秀學歷+科技公司的頭銜,絕大多數普通人在中年的泥潭里只會過得更為狼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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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的職場魔咒像一堵無形的墻,有家有娃的中年人無法坐以待斃。
生活仍在繼續,我們只能在夾縫中尋找出路,重塑親密關系、社會身份、以及對自己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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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35+的夫妻來說,真正的困境不僅僅是失業,還在于我們曾經堅信不疑的“人生敘事失效了”,那些我們曾為之奮斗的高學歷、體面職業、大城市扎根、買房、夠到中產標準……
這些明確的社會坐標,隨著失業和再就業困難,瞬間會變得模糊甚至消失。
面對這種局面,我們只能放低身段、向下兼容、積極自救。
無論是平凡的普通人,還是曾經取得過成功的中產階層,雖然生活已不再按照曾經的夢想鋪展,也許輝煌也蕩然無存,但只要能讓生活繼續前行,這本身就是一種勝利。
正如紀錄片中莫女士所說:“我們是一介螻蟻,怎么能去撼動那些不可撼動的東西呢?”
然而,即便是螻蟻,也依然可以選擇邁步向前,在微小的行動里,撐起自己的世界。
-每日教育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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