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9年6月1日，浙江天臺縣政府的大禮堂里，氣氛怪得很。
一群穿著破棉襖、腳上全是泥泡的山東漢子，大步流星走上了主席臺。
臺底下坐著的，一邊是眼神復雜的當地士紳，一邊是剛放下槍的游擊隊員。
大伙兒都在心里犯嘀咕：這就是共產黨派來的官？
怎么看都像剛從地里刨食回來的老農。
這群北方人，沒帶金銀細軟，沒帶老婆孩子，兜里揣著的，只有一張薄薄的介紹信。
誰能想到，就在兩個月前，他們還是山東田壟里的莊稼把式、縣大院里的筆桿子？
臺上的楊心培清了清嗓子，那口濃重的山東話在大廳里炸響了：“中共浙江第六地委，正式成立！”
這一嗓子，吼出的可是中國政權史上最壯烈的一次“大搬家”。
兩萬多名山東干部，放著好好的日子不過，為什么要拋家舍業，把自己像釘子一樣釘在幾千里外的南方？
這事兒，得把日歷往前翻八個月。
1949年10月28日，一封急電讓山東解放區炸了鍋。
中央下了死命令：從老解放區抽調5.3萬名干部，隨軍南下，去接管那些剛打下來的新江山。
這任務太硬了。
這不是去出差，是去移民；不是去打仗，是去管家。
中央給山東的指標本來是1.5萬人，可山東省委一合計，大手一揮：給中央送個大的！
最后定下的名單是22968人。
這個數，占了當時全國南下干部總數的43%。
那些混日子的“老油條”，一個不要。
組織要的，是能把新政權從泥地里拔起來的“打樁機”。
魯中南、膠東、冀魯豫這三個區，一下子成了“抽血站”。
縣委書記降級當區委書記，區長降級當村長，只要組織需要，頭頂的烏紗帽隨時能換，沒二話。
臨走前，誰也不知道具體去哪，只知道是“去南方”。
老鄉們不懂啥叫接管政權，只看見自家的娃娃背著鋪蓋卷，胸前戴著大紅花，看著像去趕考，又像去成親，唯獨不像去當官。
有個年輕干部坐在火車站的臺階上，看著來送行的爹娘，眼圈紅紅地說：“娘，我這不是走，我是把山東種到南邊去。”
既然是種下去，那就得扎根一輩子。
1949年2月3日，大雪漫天。
山東薛城臨城突然涌進了幾千人。
這是濱海區負責浙江臺州方向的“南下干部縱隊第一支隊第六大隊”。
這兒就是他們的“高壓鍋”。
兩個月的封閉集訓，不練槍法練政策，不練拼刺刀練算盤。
怎么收稅？
怎么征糧？
怎么對付城里的資本家？
這幫泥腿子出身的干部，硬是被逼著成了半個經濟學家。
4月初，命令來了：出發。
這支隊伍是一路走過去的。
腳底板的水泡磨破了又長，長了又磨。
過了江蘇、安徽，越往南走雨水越多。
北方的旱鴨子們爛了腳丫，爛了褲襠，好多人連雙像樣的膠鞋都沒有，就赤著腳在泥水里趟。
可沒人叫苦。
大伙兒心里都憋著一股勁：咱代表的是共產黨，到了南方，決不能給老區丟人現眼。
等到6月1日抵達天臺的那一刻，楊心培和他的戰友們徹底傻眼了。
當時的臺州是個什么爛攤子？
國民黨跑了，土匪來了。
縣政府的大門敞著，里頭別說辦公桌，連張紙片都沒有，只有滿地的廢紙和耗子屎。
沒有什么交接儀式，只有火線上崗。
楊心培當了地委書記，劉鴻若當了專員。
行李卷還沒解開，東海、郯城、贛榆三個中隊就分頭奔向臨海、仙居和天臺各縣。
這哪里是當官？
這簡直是拓荒。
在臨海縣，新成立的糧食局連個門牌都沒有。
局長是個山東大漢，找了塊破木板，用毛筆歪歪扭扭寫上“糧食局”三個字，往破廟門口一掛，就算是開張了。
衛生科更慘，全科上下找不到一個正經醫生。
科長急得滿頭大汗，最后沒辦法，從民間硬抓了幾個郎中，才湊起了一個醫療班子。
但這還不是最難的。
最大的敵人不是窮，是亂。
南下干部們前腳剛進城，后腳土匪的冷槍就響了。
天臺縣的治安亂成了一鍋粥，特務混在老百姓堆里，謠言滿天飛。
干部們白天得下鄉搞土改、征公糧，晚上還得抱著槍站崗。
楊心培連夜開會，拍著桌子定下“七類危險分子”名單，搞起了“三查三整”。
那段時間，這幫山東漢子把自己活成了鐵人。
住的是廢棄祠堂，睡的是稻草鋪。
沒有電話，傳達上級指示全靠兩條腿跑。
鄉里的通訊員早上領了任務，跑幾十里山路送到村里，第二天再跑回來匯報，腳底板都跑平了。
為了解決財政是個大鴨蛋的問題，干部們親自去印布票、發糧票。
不懂當地方言，就比劃手勢；吃不慣大米飯，就硬往嗓子眼里塞。
有個畫面讓當地人記了一輩子：昏暗的油燈下，幾個山東干部光著膀子，忍著蚊子咬，趴在從老鄉家借來的長條凳上寫材料。
汗水滴在紙上，把剛寫好的字都暈開了。
原天臺的一位本地老干部后來回憶說：“沒有這些山東人，臺州這個家，根本當不起來。”
不到一個月，這個“空殼政權”居然奇跡般地轉動了。
稅務局收上稅了，公安局抓到人了，老百姓知道有冤去哪伸了。
這批南下干部，用最笨的辦法、最硬的骨頭，硬是在一片廢墟上把新中國的地基給夯實了。
可誰知道，當這22968名精英在南方拼命的時候，山東老家卻遭了一場前所未有的“陣痛”。
組織上就像被抽了筋。
膠東、冀魯豫、魯中南三個主力區，幾乎被抽空了。
原來的縣委班子，十個人走了九個。
剩下的那一個，往往不是年紀大、身體差，就是剛入黨的新手。
有些地方，區委書記直接提拔成地委書記，村支書直接干成了區長。
這種“拔苗助長”，那是沒辦法的辦法。
那是山東組織部門最焦頭爛額的日子。
一個縣委大院，原來熱熱鬧鬧，現在冷冷清清。
留守的干部看著空蕩蕩的辦公室，心里發慌：這工作咋干？
基層組織出現了大面積斷層。
有的村支部，原來七八個委員，現在只剩下一個看大門的。
上級的命令發下來沒人接，群眾的問題報上來沒人管。
甚至出現了“心理危機”。
留下的老干部覺得被組織拋棄了，心里有怨氣：“憑啥把精兵強將都調走，留我們這幫老弱病殘守攤子？”
山東省委沒坐視不管，一場轟轟烈烈的“自愈”行動開始了。
第一招是大膽提拔。
既然沒人，就從更基層選。
大量二十出頭的村干部、識字的農民積極分子，一夜之間被推上了領導崗位。
第二招是死命培訓。
各個區辦起了“速成班”。
有的新干部連“財政”兩個字都不會寫，就在沙地上用樹枝一遍遍劃拉。
第三招是“攻心”。
針對留守干部的怨氣，組織上沒硬壓，而是搞了一次特殊的“逆行訪問”。
魯中南區組織了一批留守干部，專程去南方看望戰友。
當他們看到在臺州的那些老戰友，住在漏雨的破廟里，夜里還要跟土匪拼命，白天累得像條狗時，所有人的怨氣一下子全消了。
回山東后，帶隊的人只說了五個字：“咱留下的，享福了。”
這就叫格局。
通過這一套組合拳，短短三個月，山東的組織架構奇跡般地補齊了。
雖然新干部經驗不足，但那股子革命的熱情，硬是把斷了的鏈條重新接上了。
到了1950年初，山東不僅沒垮，反而因為大批新鮮血液的注入，煥發出了新的活力。
這場大遷徙，看起來是山東虧了，把家里最好的家當都送了人。
但實際上，這是一次偉大的政治輸血。
南下干部把成熟的根據地經驗、嚴密的組織體系，像種子一樣撒向了南方。
他們不是去當官的，是去當酵母的。
1980年代，當那些白發蒼蒼的南下干部終于有機會回山東探親時，很多人跪在父母的墳前，泣不成聲。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自從1949年那個春天離開后，就再也沒能回來盡孝。
有些人的骨灰，最終也撒在了南方的江河里。
有人問，值嗎？
如果你看看今天繁華的江浙滬，看看那個即使在最艱難時刻也能高效運轉的國家機器，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他們用一代人的背井離鄉，換來了一個國家的政權穩固。
他們把自己活成了地基，你看不到他們，但高樓大廈聳立著，他們就在那里。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搬家”。
搬的不是家具，是山河！
信息來源：
《山東南下干部史料集》，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
《回顧與反思：臺州解放初期的斗爭》，臺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內部發行，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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