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0月,喜馬拉雅山脊線被冰雪封住,山風如刀。當中國邊防部隊在東段追擊印軍時,北京中南海里,周恩來向外賓談起前線態勢,語氣平靜卻堅決。就在這場戰火點燃之前,印度總理尼赫魯的一句豪言——“一個印度士兵可以頂十個中國士兵”——已在新德里官場不脛而走。對這句豪言,周恩來只淡然一句:“數字不是這樣算的。”幾天后,戰場的炮火給出了答案。
1949年新中國成立,世界仍在冷戰板塊中尋找落腳點。此時的尼赫魯,剛經歷兩年總理生涯,急著把印度推到世界舞臺中央。他主動承認新中國、力排西方壓力派駐大使,這步險棋讓他與周恩來迅速結成“亞洲新勢力”的象征。1954年6月,周總理首次訪印,三千里的迎賓大道上花海人潮,尼赫魯親自陪同游覽齋浦爾天文臺,友好氣氛勝似邦交百年。兩人共同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度被視為東西方之外的另一種可能。
盛宴轉瞬即逝。1956年,尼赫魯在蘇聯與赫魯曉夫、米高揚會談時,開始對“中印邊界問題”著意張羅。麥克馬洪線這根當年殖民者隨手劃下的“鉛筆線”,在他眼中被無限放大為國家雄心的起點。1959年,他公開提出要“清除中國軍隊對印度領土的非法占領”。周恩來多次致電勸止,提醒這條線從未得到任何中國政府承認。尼赫魯卻搖頭:印度必須成為次大陸的絕對主宰,這點不可談判。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49年吞并錫金、50年強迫不丹簽約、頻繁插手尼泊爾政務時,尼赫魯就已在練習“大印度”的手法。他將傳統的“潘趣”外交換成了半殖民色彩的“保護國”模式。外界看得真切:這位曾在倫敦求學、以自由主義者自居的總理,正在復制舊帝國的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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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藏區平叛,中國西南邊疆氣氛緊張。尼赫魯見縫插針,讓印軍越線修建“前進基地”,天天蠶食一公里、再打樁立旗。德里報紙上充斥鼓噪,“印度軍,一比十”。實際上,那年印度國防部請英國顧問評估對華作戰能力,得到的結論是:山地運輸薄弱、火炮口徑偏小、缺乏高原作戰經驗,但尼赫魯選擇性失明,只留下“我們有二百萬正規軍”這串數字在腦海回蕩。
1962年9月,印軍在達旺方向猛插,直逼我方松枝、狼牙等前沿陣地。北京高層連夜開會,劉伯承主張速戰速決,避免久拖。毛澤東點頭。10月20日凌晨,解放軍分東、西兩線反擊。開戰首周,印軍第七旅即被全殲,四千余人被俘。米格-17低空掠過,山谷回響著“收復瓦弄”的訊息。德里街頭沮喪一片,報紙標題只剩“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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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失利,后方卻更混亂。尼赫魯將失敗歸咎于軍方指揮,并下令情報部門“查辦泄密者”,殊不知早年他親手把情報體系從陸軍切割,導致前線指揮兩眼一抹黑。后來,時任陸軍參謀長考爾中將憤然辭職,怒言:“我們打的不是中國軍隊,而是新德里的命令。”此話傳出,讓印度上下對尼赫魯的軍事判斷徹底喪失信心。
停火生效后,周恩來主動提出釋放戰俘,以示中方無擴張之意;同時宣布主動后撤二十公里,給對方留出緩沖。外電普遍承認,這是冷戰時期極少見的克制。卻就在此時,尼赫魯下令拘押在印華僑三千余人,企圖以此交換被俘士兵。周恩來再次致電:“難道你們覺得兩個世紀相處的商賈與孩童也屬于交戰方?”這一問,讓不少印度國會議員啞口無言。
1964年5月27日凌晨,新德里一片燈火,尼赫魯心臟病突發后不治身亡。留下的,是一個貴賓帳篷里那句無人再提的口號:“一兵頂十兵”。印度輿論隨即翻篇,痛斥數年自大。梅農早已辭去國防部長,賈瓦哈拉爾的政治遺產,由女兒英迪拉接手。她向中國使館吊唁周恩來時低聲說:“愿兩國終不再戰。”那一刻,昔日兄弟般握手的場景,仿佛隔世。
如果尼赫魯能放下優越感,認真讀一遍1904年的《西姆拉草案》與辛普拉會議記錄,他會發現英國人當年劃線時自己都心虛不肯簽字。可惜歷史沒有如果。自信可以是動力,也可能誘人入局;當政治家的雄心遠遠高過對現實的敬畏,錯誤就像雪崩,來勢洶洶。尼赫魯在亞洲留下的遺憾,至今仍在南亞山谷間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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