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大選的緊要關頭，高市早苗現場表演“政治自殺”

日本大選的緊要關頭，高市早苗一句“何不食肉糜”，給大家現場表演了什么叫低情商的“政治自殺”。

當地時間1月31號的《日本經濟新聞》電子版，如實記錄了高市早苗當天在川崎拉票時的演說內容，還特意不收費！因為高市的最新發言放在日本當下的社會情緒與選舉語境中來看，就會發現問題遠不止“表述不當”那么簡單。

這實際上是一場正在把選舉基本盤往外推的災難性發言，而責任人，正是高市早苗本人。

高市早苗在川崎的演說中，圍繞日元貶值展開論述，公開宣稱由于日元貶值，政府持有的外匯資產折算為日元后“狀況很好”，甚至用近乎輕佻的語氣強調這種“寬心感”。

在同一段話中，她將日元貶值描繪為出口產業的“巨大機會”，稱其對沖了美國關稅壓力，并順勢回避了日元貶值對物價和居民生活的沖擊。

這番話的問題，并不只在經濟邏輯層面，更在政治感知層面完全失靈。

首先必須明確一點：高市早苗正在參加的是選舉動員，而不是財政官僚內部的閉門說明會。她面對的不是外匯特會的會計報表，而是正在為電費、燃氣費、食品價格焦慮的選民。

在這樣的場合，公開強調“政府賬面因為日元貶值而看起來很舒服”，本身就構成了一種赤裸裸的立場暴露——高市政府的感受、對好壞的評判，與普通人的痛感不在同一個坐標系里。

這些表述梳理一下，翻譯過來就是，“民眾雖說生活更辛苦，但是政府的賬目變好看了啊！”，簡直是現代版的“何不食肉糜”。

這不是技術失誤，而是政治直覺的全面崩塌。

日元貶值對普通家庭意味著什么，日本社會已經有了極為直觀的體現。食品價格連續上漲，進口能源成本高企，實際工資增長長期追不上物價，老年人和固定收入群體的購買力被反復侵蝕。在這樣的背景下，高市早苗卻選擇站在講臺上，告訴選民：政府這邊“挺舒服的”。

這類話一旦出口，選舉結果幾乎已經寫好。

更致命的是，高市早苗反復使用“日元升值好，還是日元貶值好，其實大家也說不清楚”這種說法。這種表述表面上像是在“中立理性”，實際上卻是在主動放棄判斷責任。

對普通選民而言，這句話傳遞的信號非常明確——你們的痛苦不是問題的重點，政策制定者自己也不打算給出清晰答案。

在選舉政治中，這種姿態等同于自殺。

高市早苗試圖借用過去“日元升值導致產業外移”的敘事，為當下的日元貶值辯護，但她忽略了一個根本差異。

當年的爭論發生在日本社會仍然擁有相對穩定的中產結構和上升預期之時，而今天的日本，恰恰處在長期停滯、收入焦慮和分配緊張的臨界點。

歷史類比不僅沒有安撫選民，反而強化了一種感覺，那就是政治人物依然活在過去的敘事里，對現實的變化毫無觸覺。

更糟的是，高市早苗把“外匯資金特別會計”的賬面變化，當作可以拿來炫耀的“成果”。這在技術上是站不住腳的，在政治上更是極其危險的。

因為這等于公開承認，日元貶值造成的痛苦，是可以被接受的，只要政府賬面看起來還不錯。

這種話一旦被選民聽懂，其殺傷力是不可逆的。

選舉從來不是比誰更懂會計，而是比誰更能準確回應社會情緒。高市早苗的這番發言，恰恰在最關鍵的時刻，站到了選民的對立面。

她沒有解釋為什么通脹壓力可以被緩解，沒有說明居民收入如何跟上物價，也沒有給出任何可信的分配修復方案。

她只是反復強調“出口企業得救了”“政府賬面好看了”，然后試圖用“結構改革”“國內投資”這些抽象詞匯來一筆帶過現實痛點。

這在政策層面或許還能辯解，但在選舉層面，已經是致命失分。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高市早苗這次不是小幅掉分，而是要丟大分。她同時得罪了三類關鍵選民：

第一，承受通脹壓力的城市居民與工薪階層；

第二，對物價高度敏感的老年群體；

第三，對“政府脫離現實”極度反感的中間搖擺選民。

而她真正鞏固的，只有極少數將宏觀賬面與國家實力簡單等同的小圈層。這種結構，在現代日本選舉中，根本不足以支撐勝局。

如果說這次演說有什么象征意義，那就是它清楚地標志著一件事。

那就是高市早苗的政治語言，已經明顯脫離日本社會的現實節奏。當政治人物開始用“政府賬面很舒服”來解釋“民眾為什么應該忍耐”，選舉失敗就不再是風險，而只是時間問題。

這不是外部抹黑，也不是輿論誤讀，而是她親口說出來的。面對這樣一個日本首相，選民會用選票給出最直接的回應。

文｜劉慶彬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教授、日本橫濱國立大學高等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