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物業，沒有產權，但那時我們有“新村”

您要是問現在的年輕人，工人新村是什么？他可能得愣一愣。可您要是問個六十歲往上的老上海，他的眼睛立馬就亮了，能跟您從曹楊新村說到“兩萬戶”，從公用灶披間說到集體澡堂子。那不是一個詞兒，那是一整個時代烙在骨頭里的記憶。

看一個時代，別光瞅它蓋了什么高樓大廈，得看它給最普通的人住什么樣的房子。五十年代的上海，就在干這么一件事——給成千上萬的工人蓋新村。這事兒，今天想起來，里頭藏的滋味兒可太復雜了。它不單單是磚瓦水泥，它是一股氣兒，一股要把舊世界那個“西洋味”、“排場味”沖淡，換成社會主義“集體味”、“勞動味”的勁兒。

解放頭幾年，上海灘是個什么光景？外灘的樓還立著，南京路的霓虹燈可能還沒全亮起來，可在這座光鮮城市的胳肢窩、邊邊角角，擠滿了另一群人。工人，這些撐起中國工業半邊天的工人們，拖家帶口，住在滾地龍、棚戶區、鴿子籠似的舊式里弄里。一家幾口人，吃喝拉撒全在十幾個平方里頭打轉，那真叫一個“螺螄殼里做道場”。睡覺翻身都得喊個“一二三”，早上排隊倒馬桶的隊伍，能排成一條愁苦的河。這日子，新政權看在眼里。

但共產黨辦事，講究個“名正言順”。蓋房子，頭一條，得先問：這房子為誰蓋？答案清清楚楚：為工人階級。這可不是句空話。陳毅市長當時在會上就拍了板：市政建設，首先要為工人階級服務。于是，“上海市工人住宅建筑委員會”就掛牌干活了。錢緊，料缺，可這事兒還得辦，而且要辦出個樣板來。

這樣板，就是曹楊新村。地址選得有意思，中山北路以北，曹楊路以西。為啥選這兒？空地多，離普陀區那片工廠近。工人上下班，坐公交車二十分鐘，這在那時候，就算“配套齊全”了。房子是兩層磚木結構，模樣兒今天看是樸實無華，可當年，那樓間距是算過的，為了讓冬天的日頭能照進每家屋里。當然，條件還是艱苦，五六戶人家合用一個水龍頭，一個灶披間，廁所也在樓下共用。可你對比一下從前的“滾地龍”，這已經是天上人間了。工人們拿到鑰匙走進去，看著刷得雪白的墻，水泥地，那種心情，我們現在的人很難體會了。

曹楊新村一炮打響，緊跟著就是規模更大的“二萬戶”。這不是個虛數，是實實在在要蓋兩萬戶工人住宅，成了一個大計劃的名頭。楊浦區工廠扎堆，一萬戶就落在了那邊，后來的長白新村、控江新村、鳳城新村、鞍山新村，都是從那時候起的地基。您聽聽這些名字，都帶著一股蓬勃的、向上的勁兒。

房子蓋好了，怎么分？這里頭的道道，比蓋房子還深。它不是商品，有錢也買不著。它是“福利”，是“獎勵”，更是一種身份的象征。您想住進去？光有工人身份還不夠，您得是個“好工人”，最好是勞動模范、生產能手。最早搬進曹楊新村的，那都是各個國營大廠里選拔出來的尖子，敲鑼打鼓，戴著大紅花送進去的。那場面，光榮！廠里廣播都得喊上幾天：“某某師傅入住工人新村，是全廠的光榮！”這種把生產成績和居住條件直接掛鉤的法子，靈得很。像當時著名的勞動模范陸阿狗，從逼仄的舊工房搬進亮堂堂的新居，這比什么口號都更能鼓動人心。它讓所有工人都明白：好好干，組織上看得到，好日子就有盼頭。

所以，工人新村從根子上，就和后來的商品房不一樣。它像一條結實的紐帶，把工廠和家屬區牢牢捆在一起。它的布局，完全跟著工業區走，圖的就是工人上下班方便，圖的就是“生產生活一體化”。白天，一個車間的工友在機器旁揮汗如雨；晚上，一個門洞的鄰居在公共廚房里鍋碗瓢盆。工作的“公”和生活的“私”，在這新村里頭，界限變得模糊了。“以廠為家”這句話，在這里不是比喻，是每天實實在在的日子。

住進去，日子怎么過？那才叫熱鬧，或者說，那才叫“集體生活”。現在的房子，講究私密，關起門來誰也不認識誰。那時候不行，也做不到。一層樓，一個長長的公共廚房，挨著墻排開七八個煤球爐。每天天蒙蒙亮，就有人起來“生爐子”，捅開隔夜的煤灰，點上新煤球，那股特有的煤煙味兒，混著各家燒開水、熬泡飯的聲響，就是新村早晨的交響樂。誰家今天燒了紅燒肉，那香味能順著樓道溜達一圈，鄰居孩子饞得在門口轉悠，主家少不了夾出幾塊來分分。

洗澡更是大事，廚房拉塊布簾子，就算簡易浴室，一家洗完喊一聲“好哉！”，下一家趕緊提著熱水瓶進去。夏天乘風涼，弄堂里竹椅一排排，家長里短，國家大事，都在蒲扇的搖動間傳來遞去。誰家遇到難處，孩子生病，老人要送醫院，不用開口，左鄰右舍有力出力，有主意出主意。那種人情味兒，是從共用的水池、共用的廁所、狹窄卻暢通的樓道里生長出來的，帶著煙火氣，也帶著體溫。

新村里頭，還不光是住家。配套也跟著建，像拼圖一樣，要拼出一個完整的小社會。托兒所、幼兒園、小學、合作社、衛生站、公共浴室，甚至理發店、老虎灶（熟水店），都在步行幾分鐘的范圍內。政府還組織家屬，特別是家庭婦女，成立“生產組”和“服務組”，糊紙盒、做針線、幫食堂，讓她們也從鍋臺邊走出來，參加“集體勞動”。居民委員會，權力不小，組織學習、打掃衛生、調解糾紛、發油票布票，把國家的聲音，一直送到每家每戶的飯桌上。這么一來，從生產到生活，從工廠到家庭，從國家到個人，被一張密密的網編織在一起。個人的事，很容易就成了集體的事；集體的榮譽，也自然成了每個人的臉面。

當然，話得說回來。那種日子，有它的暖和，也一定有它的磕碰。房子終究是小的，設計也簡單，后來為了多快好省，標準還一降再降。幾家人合用一個廚房廁所，勺子碰鍋沿，難免有矛盾。張家多用了水，李家煤爐占了地方，都是事兒。而且，整個五六十年代，國家政策起起伏伏，工人新村的建設也是時冷時熱，真正能住進去的工人，終究是幸運的少數。大量的住房困難，遠沒有徹底解決。有學者說，這叫“非連續性”，理想總被現實絆著腳。

但無論如何，工人新村，就像一塊巨大的磁鐵，在上海原有的城市地圖上，吸出了一片嶄新的板塊。它在一片洋樓、里弄、棚戶的混雜圖景中，強行劃出了一塊格局清晰、氣息獨特的“社會主義生活區”。它用最實在的磚瓦，把“工人階級當家作主”這句話，砌成了可以走進去、住下來的空間。它深刻地塑造了一代乃至兩代上海工人的生活肌理與情感世界——那種對單位的歸屬，對集體的認同，鄰里間近乎“同志加兄弟”的紐帶。

如今，半個多世紀過去，許多老新村還在。房子舊了，住戶換了一茬又一茬，原先的工人變成了退休老人，很多房子也住進了外來上班的年輕人。但有時候，你走進去，恍惚間還能從那些斑駁的墻面、狹窄卻四通八達的樓道里，嗅到一絲舊日的氣息。它是一段尚未完全退場的活歷史，靜靜地提醒著我們：房子，從來不只是遮風擋雨的殼子，它更是某種社會關系的模具，澆筑出了一個時代特有的理想、汗水、擁擠的溫情以及所有的生活記憶。

那段試圖把現代“工人”嵌進理想化“新村”的歲月，雖然漸行漸遠，但它曾經奮力回答的那個問題——一個城市，應該如何安置它的勞動者，并讓他們感受到尊嚴與共同體的溫暖？這個問題，或許換了一種形式，依然擺在每一座追求“人民城市”的今天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