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反華鷹派也很震驚，中美“科技戰”就這樣不打了？

對于已經準備好在今年上半年訪華的美國總統特朗普來說，對華政策已經成為這一行程能否順利展開的重要因素。

而特朗普政府顯然也深知這一點，所以近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微調”在一點一點、悄無聲息地推進。

不過，這些“微調”已經讓美國國內的“反華鷹派”深感震驚。

在這方面，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微調”，就是突然對美國商務部信息與通信技術和服務辦公室（OICTS）兩名核心官員，執行主任莉茲·坎農及其副手調離。

很多人可能不清楚這個辦公室具體肩負什么職責，簡單說，這一辦公室成立于2022年（拜登政府執政前半期），當時的目標很明確，就是主要負責調查所謂“外國對手”對美國供應鏈構成的“威脅”，同時保護美國民眾的數據安全免受所謂“敵對勢力”竊取。

從這個目標可以看出，主要針對的就是中國。形象的說法是，這個辦公室就是對華“科技冷戰”的推手和執行者。所以，該辦公室成立后就以“國家安全”為由推動對華技術封鎖，其主導的禁令曾幾乎全面阻截中國乘用車進入美國市場。

坎農現在已經主動提出辭職，即便她不辭職，在這個崗位也只能工作到2月20日，然后將被安排到其他崗位，特朗普政府將任命新官員接替她。坎農的一名副手此前已被安排行政休假，隨后離職。

現在特朗普下令調離這個辦公室的負責人，與近期英偉達H200芯片對華出口解禁、美國最新版國家防務戰略報告對臺措辭淡化等動向形成“共振”，引發美國內“反華鷹派”強烈擔憂：特朗普政府的調整是戰略轉向還是戰術回調？中美科技博弈是否迎來拐點？

首先，美國政府當前的對華政策調整呈現出系統性。

從人事變動到先進芯片對華禁令解除，這些都是美國政府迫于多重因素考慮而采取系統性調整的步驟。

一方面，商務部OICTS辦公室負責人坎農的離場，與同期經濟領域的松動形成呼應。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公開強調“美中關系進入非常好的平衡狀態”，對與中國達成一份貿易協定比較樂觀，商務部亦撤回對中國無人機的銷售限制計劃，允許英偉達向中國出售H200人工智能芯片。

這些舉措顯示，特朗普政府在維持“技術競爭”底線的同時，正嘗試緩解拜登時期建立的“全政府”對華科技圍堵框架，為后續擴大雙邊經貿合作騰挪空間。

另一方面在軍事與安全領域的一些表述也同步開始微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五角大樓剛剛發布的2026年《國家防務戰略》，該文件一改以往激烈抨擊中國的基調，對臺灣問題僅作模糊處理。

這種“低調化”處理與特朗普執政初期咄咄逼人極力推動“印太戰略”的姿態形成反差，反映出白宮試圖降低中美地緣政治摩擦的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被解職的坎農系拜登政府時期任命的官員，其主導的聯網汽車禁令雖未撤銷，但辦公室在過去一年未出臺任何新的限制措施。這表明特朗普團隊正以“換人”而非“廢政”的方式，實現對涉華技術管制節奏的再掌控。

其次，美國的對華“科技冷戰”策略正不斷演進。

信息與通信技術和服務辦公室（OOICTS）成立于4年前，名義上旨在“保護美國技術和通信供應鏈免受外國對手威脅”，實則為對華技術脫鉤的核心執行機構。其職權涵蓋半導體、人工智能、數據跨境流動等關鍵領域，可審查并否決中美企業間任何涉及“敏感技術”的交易。

回顧坎農在擔任OICTS負責人期間，該辦公室將拜登主政時期的對華遏制政策推向了“峰值”：不僅擴大對中國聯網汽車的進口禁令，還醞釀對普聯技術路由器、中國電信在美業務的限制，試圖在數字基礎設施層面構建“去中國化”堡壘。

OICTS辦公室的活躍，實際上映照出的是美國對華科技競爭的戰略焦慮。從2018年開始，美國兩黨均認為，科技優勢是維持全球霸權的根基，而中國在5G、量子計算等領域的迫近使其陷入“斯普特尼克時刻”。

正因此，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就啟動對中興等中國企業的制裁，拜登時期則進一步通過《芯片法案》聯合盟友構建技術同盟，試圖以“小院高墻”的模式保持美國在先進技術領域對中國的代差優勢。

此次坎農“被逼辭職”，引發美國國內鷹派的震動，這恰恰暴露出美國對華科技戰略的內在矛盾：既打算通過封鎖延緩中國創新，又無法承受“脫鉤”對美國企業帶來的反噬。例如，OICTS的聯網汽車禁令遭美國汽車業反對，認為其將推高成本、削弱產業競爭力。

第三，當前華盛頓調整對華政策的雙重動因很清晰。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回調，根植于現實利益與政治算計的雙重考量。

在經濟層面，美國面臨通脹高企、債務危機與市場波動的壓力。近期，丹麥、瑞典等歐洲養老基金相繼大規模拋售美債，凸顯全球對美元資產信心出現了動搖。特朗普要穩住美國經濟，必須做的工作就是穩住中美經貿關系，以吸引資本回流、維持股市繁榮。

中國作為美國農產品、芯片的最大進口市場之一，其需求不可替代。若延續激進的“科技冷戰”，勢必殃及貿易領域，背離特朗普“重振經濟”的核心承諾。

在政治層面，特朗普計劃于2026年4月訪華，為下半年中期選舉鋪墊政績。其團隊需營造緩和氛圍，以爭取中方在貿易采購、亞太發展等議題上的合作。

坎農等強硬派官員的存在，易觸發新一輪摩擦，干擾高層互動節奏。通過撤換官員，華盛頓既能向中方釋放善意，又能強化特朗普對官僚體系的控制，避免拜登時代遺留官員“攪局”。

這種“人事清障”策略與其交易型外交理念一脈相承：以技術領域的有限讓步，換取貿易、安全等賽道的實質利益。

當然，我們要警惕的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微調，不意味對華科技競爭的終結。美國兩黨“遏華共識”已經基本成型，這次五角大樓發布的國家防務戰略報告仍將中國視為“長期挑戰”，OICTS辦公室的職能也并沒有被徹底廢除。

當前舉措更似戰術性調整：一方面緩解國內企業壓力，另一方面為訪華積累籌碼。一旦經濟壓力緩解或選舉需求變化，對華強硬政策可能再次回潮。所以，整體來看其性質是戰術調整而非戰略轉向。

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在于保持戰略定力。我們可以利用窗口期擴大高技術產品進口、突破芯片封鎖，同事也要提防美國的“緩兵之計”，畢竟美國政客變臉比翻書還快。歸根結底，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產業鏈供應鏈韌性提升，才是應對美國長期競爭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