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青年時曾自認了一位老師，后卻對他評價最差：缺乏思想性

1965年那個初夏，6月20號這天，毛澤東跟復旦的劉大杰教授湊在一塊兒談天說地。

聊著聊著，他對一位古人拋出了一通相當刺耳的評價。

這個被點名“批評”的主角，正是頂著“唐宋八大家”頭銜的韓愈。

這番話要是傳出去，準讓人摸不著頭腦。

誰不知道主席跟韓愈的“淵源”深？

不管是在延安蹲窯洞那會兒，還是后來進了北京開中央大會，他老人家沒少自比韓愈的門生，更是動不動就拿韓愈的句子來教育手底下的干部。

一個捧著讀了一輩子、活學活用了一輩子的“導師”，咋到了晚年，反倒被他這么“埋汰”？

其實把這層窗戶紙捅破了，里面藏著的正是毛澤東搞學問、定決策的一套獨門心法——

不光得懂“咋樣吸取精華”，更得懂“咋樣剔除糟粕”。

這筆舊賬，得追溯到1913年。

那年頭，毛澤東剛考進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后來跟一師合并了）。

那會兒的青年毛澤東，筆桿子已經(jīng)相當硬了，不過路數(shù)有點“野馬脫韁”的意思。

他那時候迷信梁啟超的調(diào)調(diào)。

早先在東山小學念書，老師批卷子還夸他“跟黃河決堤似的，一瀉千里”。

擱普通學生身上，能把“康梁體”模仿得惟妙惟肖，尾巴早翹天上去了。

老袁是個前清舉人，脾氣那是出了名的古怪，人送綽號“袁大胡子”。

他給毛澤東指了條最枯燥的獨木橋：去死磕韓愈。

這下子，年輕的毛澤東得做個二選一的抉擇。

頭一條道，一條道走到黑。

毛澤東二話沒說，選了那條難走的道。

他心里這本賬是咋算的？

想把語言這門手藝練到爐火純青，就得專挑最硬的骨頭下嘴。

既然決定啃硬骨頭，毛澤東那是真下了死力氣。

這哪是看書啊，簡直是像做木工活一樣——一個字一個字地比對、修正。

幾個月折騰下來，那本破舊書硬是讓他給修成了“精裝版”。

他在書頁上密密麻麻寫滿了眉批。

看著在理的，寫上“這話說得透”；看著別扭的，直接批注“狗屁不通”。

這功夫看著笨拙，其實精明得很。

挨了這一通“袁大胡子”式的魔鬼特訓，毛澤東的筆風大變樣。

當初那種飄在半空的才氣落了地，化作了刀子般鋒利、老辣且邏輯嚴絲合縫的筆力。

這套筆桿子功夫，后來成了他手里最得心應手的殺手锏。

韓愈這套東西學會了，咋用？

毛澤東可沒變成那種掉書袋的老學究。

要是拽理論詞兒，估計寫幾千字都繞不清楚。

毛澤東干脆把韓愈請了出來。

他在《原道》里摳出十二個字：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時間晃到1961年，形勢又變了。

那會兒剛過完“三年困難時期”，中央正忙著糾正“五風”（像什么共產(chǎn)風、浮夸風之類的）。

可政策往下推的時候，毛澤東看出了苗頭：不少干部在那兒觀望。

他們尋思這不過是一陣風，挺過這一年半載，風頭過去了，照樣能胡搞亂搞。

咋敲打這幫“老油條”？

1961年6月20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把韓愈搬了出來。

毛澤東借著這個典故發(fā)揮：

要是死活不改，那咱們就撤職、查辦。”

他這是給那些干部提個醒：別以為我跟你們鬧著玩。

對于那些死硬的“政治鱷魚”，下場只有一個——從隊伍里踢出去。

從延安一路走到北京，不管是講大道理還是整頓作風，韓愈在他手里，那就是一把隨時能拔出來砍人的刀。

既然這么順手，為啥到了1965年，他又要數(shù)落韓愈“缺思想”？

這恰恰是毛澤東的高明地兒——他把“手里的工具”和“腦子里的主義”分得清清楚楚。

但在政治立場和思想根子上，他看得比誰都透：韓愈那是給封建王朝看家護院的。

比方說韓愈寫《伯夷頌》，把伯夷捧成圣人。

毛澤東卻針鋒相對，覺得伯夷就是個對自己國家不負責的逃兵，是攔著人民解放大業(yè)的絆腳石。

再比如韓愈那篇有名的《諫迎佛骨表》，后人都夸韓愈敢說話。

為啥？

因為韓愈光知道從破除迷信的角度罵佛教，沒瞅見佛教在經(jīng)濟上怎么禍害生產(chǎn)力。

兩相比較，毛澤東更稀罕柳宗元。

所以，咱們再回過頭看1965年他對劉大杰的那番談話。

在毛澤東的邏輯閉環(huán)里，讀書得走三步棋：

頭一步，像在湖南四師那會兒，把大師的東西嚼爛了咽肚里，練出一身硬橋硬馬的功夫。

第二步，像在延安和北京那樣，把古人當成“軍火庫”，拿來為我所用，解決眼巴前的實際難題。

第三步，也是最要命的一步，跳出書本堆，站在歷史的高處去審視他們。

你的筆法我可以拿來用，但你的立場我絕不買賬。

這就是為啥他能成為那個“把紅旗插遍中國”的偉人，而不是另一個躲在書房里搖頭晃腦的“袁大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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