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20世紀的東西碰撞，我們忽略了什么？

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實踐遭受的各種抹黑和污名化，是一種有組織的系統性輿論戰，而且在時間上持續了幾十年。

特別是20世紀的社會主義，至今都被各種夸大負面，否認正面，顛倒主流與支流，以偏概全的輿論操作手法以及各種成分含量不同的謠言纏繞著。這種做法堅持至今，目的就是為了21世紀的人們對社會主義產生負面印象，并凝結為堅固的思想鋼印。如此一來，無論資本主義多么腐朽墮落與反人類，只要資本主義的話語權能在輿論上把社會主義描述得比資本主義問題更多，就可以得出結論說“資本主義仍然是最不壞的制度”，用這樣的詭辯邏輯維持資本主義的合理性。

這種手法，在資本主義的政治選舉中很常見，不管自己有多少糟點，只要能抹黑對手，自己就仍然有機會勝選。馬克吐溫的《競選州長》就把資本主義選舉的這套骯臟手段，用文學手法進行辛辣的諷刺。

妖魔化20世紀的社會主義，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用邏輯手法，讓人們因為20世紀的社會主義遇到嚴重挫折，就得出社會主義已經永遠不可能成功，馬克思主義完全過時，歷史已經終結于以美國為主的西方制度等結論。無論是現實中還是網絡上，確實有很多人否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實現可能性，就是用20世紀社會主義遇到的重大挫折作為主要論據。

資本主義因為“美國斬殺線”話題而聲名狼藉，資本的宣傳機器就更會加大對20世紀社會主義的抹黑力度。

上篇文章《當馬斯克都開始走近馬克思，創造更大的人間奇跡就為時不遠了》著重分析了，未來阻礙人類否定資本主義制度、進入更高社會階段的限制因素，是主觀條件，而非客觀條件。實現共產主義所需要的客觀條件很有可能在20年到50年（也不排除會在更短）的時間里具備，但主觀條件何時成就不好預計了。其中的一個關鍵，就是如何客觀評價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實踐，為其正名。這件事，不但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而且也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如果人類不能從20世紀社會主義挫折的挫敗感中走出來，那么21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重新開啟的客觀條件即使很快就可以成熟，也會因為主觀條件的欠缺而運動被推遲。處于資本主義斬殺線的人們也會因為找不到歷史進步的方向，而沉陷于資本主義宣傳機器、宗教以及毒品的多重麻醉中選擇忍耐，一些人就要在沉默中消失。

要理解21世紀大變革的必然性，不但需要了解21世紀的資本主義，知道資本主義的本質從來沒有變化過，而且還需要了解20世紀的社會主義是如何推動了歷史的進步：不但提高了社會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的地位，還改善了資本主義國家人打工人的待遇。美國勞動者最愜意的時光和最美好的回憶就是，美國正在帶領資本主義陣營跟蘇聯率領的社會主義陣營進行冷戰的那段時間。

客觀評價20世紀的社會主義，并不需要避諱其問題和缺點，反而要把問題及原因講透。這無損于21世紀社會大變革的必然性，反而有利于人們擺脫20世紀社會主義挫折的心理陰影，同時也有利于我們理解21世紀的社會大變革與20世紀社會主義存在的顯著差別。

這種顯著差別，主要是馬恩預言的經典社會主義與20世紀真實發生的特殊社會主義之間的不同之處。這種差別的產生主要是源于兩個世紀之間條件的巨大差異。前者，距離共產主義更近，后者，不但距離共產主義更遠，甚至距離經典社會主義的入口還有一段距離。

這些條件的不同，包括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的差別。

客觀條件，主要指生產力水平是否到了私有制不退出歷史舞臺，經濟就無法繼續發展且社會無法正常運轉的程度、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是否達到了絕對不相容的地步。主觀條件，則主要是指勞動者整體的階級意識是否已經具備，而不只是一部分先進人物才具備這樣的思想覺悟，大變革只是一小部分人在推動，大部分人只是跟隨，哪邊贏就站哪邊。

顯然，20世紀的主客觀條件都沒有達到上述內容中理想的狀態。

馬恩在那個著名宣言中說，“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共產主義“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毫無疑問是為絕大多數人牟利的獨立運動，但是不是絕大多數人有意識主動參加的運動，就要打個問號了。

畢竟20世紀的社會主義的政治革命，發生在經濟相對落后或絕對落后的國家，可以說是在客觀條件極不成熟，主觀條件也不太成熟的情況下取得勝利的。革命爆發在資本主義的外圍，出現在資本主義鏈條相對薄弱的環節。資本主義中心地帶的先進國家，因為血槽還比較厚，有能力出讓部分利潤，對本國勞動者進行整體安撫，收買勞動者組織的上層，資產階級掌握的政治和軍事資源也比較強，阻止了革命的發生。

在十月革命發生之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是西歐，特別是德國曾被寄予厚望，但德國并沒有率先爆發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的統治。俄國的十月革命爆發之后到二戰之前，德國的兩次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都失敗了。

在主客觀條件都很不成熟的情況下，當革命不是唯一的選擇，不革命社會也能維持運轉，革命成功的難度就很大。革命要成功，不但需要具備一般的條件，還需要具備極為特殊的條件。

這些條件在客觀方面，就是在資本主義鏈條的某些薄弱環節和邊緣地帶，舊的政治秩序被打破，資產階級的統治力還比較弱，比如1917年2月革命之后的俄國，沙皇被推翻，新上臺的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對國內的控制力很弱，因為蘇維埃的存在，國內同時存在著兩個權力中心。當時的帝國主義主要列強還在忙著打一戰，一開始也沒有精力干預俄國政治。

而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滿清的統治被推翻之后，雖然建立了共和政體，但國內軍閥林立，不同政治勢力的割據讓國內存在著一些力量比較薄弱的區域，這就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客觀條件。

這些條件的主觀方面，首先是要需要有一個堅強的政治組織，能夠承擔起領導革命的任務。這種政治組織在當時的世界有很多，但能夠領導本國革命走向勝利，需要黨內出現那種至少幾百年一遇的天才級偉大人物。這個人不但能寫出偉大的著作，為革命準備了至少適合本國國情并能夠指導本國革命實踐的先進理論，還需要他成為黨的實際組織者和領導者，并以他為核心，打造一個具有高度凝聚力和紀律性，并有高度決策水平和執行力、行動力的團隊，作為行動的領導核心。

十月革命和中國革命，都是因為具備了這樣的特殊條件而取得革命成功。很多本來發展情況也不錯的共產主義組織，如法共，在二戰之后掌握了法國境內主要的自主軍事力量；以及印尼共，黨員發展到幾十萬人，卻沒有發展自己的武裝，都因為缺乏這樣的人物，而功虧一簣。一些小國，比如古巴，也因為有杰出的人物，避免出現重大原則性錯誤，能夠抓住稍縱即逝的歷史機遇，革命也成功了。

20世紀的很多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對領袖的崇拜，其實是一種必然現象，也是迎合了一種客觀的需求。因為當時的客觀條件，就需要這樣的特殊人物出現，才能補充主客觀條件特別是客觀條件的不足。舉個并不恰當的例子，這種偉大或杰出人物的作用，就如同阿根廷足球隊有了馬拉多納，就具備在世界杯比賽中奪冠的實力，沒有馬拉多納，進八強都難，梅西在阿根廷足球隊中也起著類似的作用。他們的個人實力和臨場發揮，在關鍵時候，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有他們和沒有他們，他們個人的狀態好與不好，會讓整個球隊宛若兩支隊伍。

因為20世紀革命條件的不成熟，成功的偶然性增加，勝利的必然性降低，就需要有這樣的特殊人物出現在特定的時空里，才能降低偶然性，提高必然性，甚至把偶然性轉變為必然性，把不可能便成可能。沒有列寧，十月革命爆發的可能性即使不等于零，也接近于零。有了列寧，十月革命就獲得了歷史必然性，就成功了。中國革命，同樣如此。

20世紀爆發革命的國家有很多，但是成功的比例并不高，就是因為20世紀主客觀條件的不成熟，需要有這樣的人物掌舵，才能抓住有利的因素，把握難得的機遇，但這樣的人物并不是在需要時就會出現。

因為20世紀革命的條件太苛刻了，成功的難度無法想象，對錯誤的容忍度極低，一個嚴重的路線錯誤就可能讓一切努力快速歸零。這種特殊的條件，不但要求團隊領袖確保組織不能出現方向性和路線性錯誤，而且，還必須有那種能夠超越時空，洞悉未來的能力，具有世界頂級也是歷史頂級的戰略和策略水平。在很多歷史關頭，他必須根據有限的信息，在眾多可能的選擇中，找出那個唯一正確的答案。因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里，很多時候，他們眼光超前，卻缺少能夠真正理解他們的人，要在體驗孤獨的同時，想辦法說服決策團隊的大多數。

20世紀初，俄國能夠取代德國等歐洲國家，成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心，是因為有列寧，后來是斯大林。黨內有他們和沒他們，比阿根廷有沒有馬拉多納和梅西的差別還要大不知道多少倍。特別是列寧，憑一己之力把俄共和蘇共的理論水平推到當時世界的巔峰，超越了第二國際的那些理論家。列寧離開之后，蘇共即使黨員人數增加了很多倍，整體的理論水平也達不到列寧在世時的高度，實際的理論水平反而隨著領導者的更替而出現逐代遞降的趨勢，以至于現在還有很多人都忍不住假設，如果列寧多活二三十年，蘇聯和世界會是什么樣子。斯大林的理論水平，在蘇共黨內也是排名靠前的，但是和馬恩列毛相比，還是差了一個等級，特別是辯證法水平與上面幾位有不小的差距，所以經常出現前期過于軟弱，失之于寬，等問題變得嚴重之后，又力度過猛，失之于嚴的情況。

革命的條件越不成熟，對領袖的要求就越高。比如，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比俄國更不充分，城市無產者的力量也微弱得多，就需要有一個至少能夠同時擔當理論家、革命家、軍事家幾個角色的人物。恰好中國在那個年代出現了這樣一個偉大人物，革命就在很不成熟的客觀條件下成功了。本來就連斯大林都不看好中國革命，他甚至不相信在資本主義極不發達的客觀條件下，只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中國能夠產生真正的共產主義組織，“山溝里出不來馬克思主義”的源頭大概就是這么來的。這也不能怪斯大林眼光不行，實在是因為中國革命難度比“十月革命”又大了太多。

沙俄畢竟是二流的帝國主義國家，工業化比較中國遠為發達，在當時的特殊時間點上，國內存在蘇維埃和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兩個政權并立的特殊局面，當時只需要一個世界頂級的理論家和革命家，說服黨內同志，突破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機械理解，同意舉行社會主義革命，革命最大的卡點就解決了，再加上水平二三流的軍事指揮團隊基本就可以基本保證革命成功。十月革命的過程中，死亡人數是個位數。起義后彼得格勒軍事委員會發布的《關于臨時政府被推翻的通告》說“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勝利”。后來有調查說當晚共傷亡6人。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說：“當時只死了一個人”，米高揚則說：“事實上，十月革命幾乎是和平完成的。”

而中國革命不但需要世界頂級的理論家、革命家，還需要世界頂級的軍事家。這個頂級還不是在同代人物之間的比較，而是要放在幾百年至幾千年的時間尺度上進行的比較。

強調20世紀革命中的領袖的特殊作用，并不違背群眾觀點。群眾的階級意識和自覺性越不成熟，群眾對歷史的推動作用就越是以相對的消極和被動的方式表現出來，對組織和領袖的要求也就越高。反之，對領袖的要求就會降低，群眾會以更為積極主動的方式影響歷史進程。

看到這里，也不要因此就認為十月革命就很容易。說服黨內同志，同意在沙俄資本主義還沒有充分發展，連工業化都還沒有實現的情況下，糾正黨內決策團隊大多數人的認知，認同社會主義革命必要性與可行性的難度也是歷史頂級的。在理論方面，統一思想到正確的軌道上，是極為艱難的，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對此不太理解的人，可以想想左傾路線在我黨第五次反圍剿的過程中和失敗之后，遭遇多大的損失，后來的統計是紅區損失了90%，白區損失了接近100%，幾乎等于要從零開始了。為了說服黨內同志，偉人作出多少努力，最后還是在革命到了最危急的時候，在前有攔截后有追兵，被幾面合圍，只有一線生機的時候，他才有了重新出山的機會，革命前途才重現光明。

理解這個過程的實際難度，可以想想有一句話是怎么說的：世界上最難的兩件事，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裝進別人的腦袋，二是把別人的錢放在自己的口袋。

當然，十月革命還有其他難點，布爾什維克既要面對資產階級政府的打擊，還要面對同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同樣以代表工人利益自居的孟什維克的反對，以及自我標榜代表農民利益的社會革命黨右翼的破壞，他們在蘇維埃里面的影響力甚至一度超過布爾什維克。何況，十月革命的勝利也只是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革命之后還要面對十幾個國家的外部軍事干預以及與白軍長達三四年的內戰。

老話說“打江山易，坐江山難”。革命的起步都如此之難，更大的挑戰是在革命之后。

既然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是在條件很不成熟的情況下發生的，產生的必然是很不成熟的社會主義。不成熟到什么程度呢？舉個并不恰當的例子，與馬恩設想的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相比，比7個月的早產兒還不成熟。我們都知道，早產兒出生之后，是需要進保溫箱進行精心的特殊照料。但20世紀的社會主義在建立之后，卻沒有保溫箱可以待，反而因為主客觀條件的不成熟面對最苛刻的現實考驗。

回看蘇聯歷史，十月革命雖然造成的人身傷亡數量極少，但后來的內戰卻極為艱難而殘酷，內戰勝利那一年，蘇俄的主要經濟指標都大幅下降。當時的十月革命建立的政權能夠維持多久，誰也心里沒底。十月革命政權的存續時間超過巴黎公社的那一天，列寧還搞了一個紀念儀式。當時的社會主義就像疾風驟雨中的燭光，隨時都有可能被撲滅。

而且，在十月革命之后不到一年，列寧就遭遇暗殺，健康受到嚴重的損害。十月革命后第七年，列寧就離開了他親手締造的蘇聯。在他離開的時候，蘇聯作為社會主義的孤島，內憂外患無法盡數。外部的威脅仍在，而內部的分歧卻隨時可能讓革命按下停止鍵。

當時黨內的路線斗爭充滿了火藥味。一旦選錯了路線，就一切都要回到解放前。我們現在用上帝視角復盤當時布共的路線斗爭，托洛茨基的超工業路線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的“不斷革命論”會讓蘇聯因提前嚴重失血而亡。而布哈林堅持長期實行新經濟政策，先農業后工業，先輕工業再重工業，慢吞吞的工業化路線對當時的蘇聯來說是一條死路，因為不能快速建立起強大的工業和國防，就無法挺過納粹德國的軍事進攻。斯大林的路線雖然不完美，但在這幾條爭論的路線中，無疑是最優解。迅速叫停新經濟政策，通過公有制的模式，集中社會盈余，利用資本主義的大蕭條危機，以飛一般的速度推進工業化。蘇聯當時苦是苦了點，但除非列寧還活著，還有可能（也只是可能）找到更好的選擇，否則，當時的蘇共也沒人能想出更好的辦法。

蘇聯當時要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以及設想第一次變成具體的實踐，沒有可以借鑒的成功先例。有失誤是正常的，沒有失誤才是不正常的。蘇聯能夠用兩個五年計劃，就實現了工業化，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業國，只要拋開雙標，就知道這是多么非凡的成就。

蘇聯的快速工業化不但為衛國戰爭，也為世界打贏反法西斯戰爭奠定了重要的物質條件。雖然當時美國的工業整體實力在世界上遙遙領先，但美國在二戰初期是兩邊賣軍火，德國納粹和日本軍國主義都得到過美國的支持。1931年至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美國通過貿易向日本提供的戰略物資（如石油、鋼鐵、機床），占日本侵華戰爭所需原料的很大一部分。以1937年為例，日本進口的軍事原料中，54.4%來自美國。所以，美國的議員司克脫和中國的教育學家陶行知都說過，日本在中國每殺害100萬人,就有54.4萬人是死在美國幫兇之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美國事實上成為日本侵華的最大幫兇，美國前國務卿史汀生曾在《紐約時報》撰文直言：“美國實際上是日本在華侵略戰爭的重要同盟”。

而當時世界霸主地位還沒有真正落幕的英國，為了大陸均衡政策，和美國一起松綁對德國的限制，對納粹上臺之后的德國發展軍備采取縱容態度，后來為了讓德國對付蘇聯，又放任德國入侵捷克，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綏靖主義。

對抵抗法西斯作出最大犧牲的，在歐洲戰場是蘇聯，在東方戰場是中國。蘇聯對世界戰爭法西斯的實際貢獻也是最大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被公認為二戰的轉折點。中國則牽制了日本陸軍最主要的精銳。

所以，蘇聯實現工業化具有世界意義。雖然工業化過程中人民付出過很大的代價，但救了更多的人。20世紀的共產主義組織是世界反法西斯最堅決的力量。蘇共不用說了，法共在法國，希臘共在希臘，南共在南斯拉夫，中共在中國都是抵抗侵略的中流砥柱。歐洲的資產階級政府的抵抗意志整體是軟弱的。蔣介石從不抵抗到開始抗戰，也是被逼抗日，相對積極地抗戰了一年多時間，后面又改為消極抗日了。

沒有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不知道戰后的世界秩序是什么樣子。

即使從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出發，對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國家也不能來一個否定了之。何況，共產主義運動的進行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者也起到了保護作用。

自從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消失，社會主義就失去了辯護能力，在意識形態戰爭中，共產主義就被污名化+符號化。美國對政敵最有力的指控之一就是把他說成是一個社會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這種指控一旦被證實，既影響到競選資金，又能影響到美國人的選票。

想想多么諷刺，當年美國取得冷戰的勝利，蘇聯紅旗落地，歐洲社會主義陣營分崩離析，美國從頂層到底層，舉國同慶。蘇聯消失了，社會主義在輿論上也成為美國人心中的洪水猛獸，美國打工人的好日子也正式到頭了。

蘇聯在存續期間，問題確實有很多，蘇聯的社會主義有很多不符合馬恩對社會主義的描述與預測，這倒也不是馬恩錯了，也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不該出現，而是20世紀社會主義是在一種很不成熟的條件下誕生的，這種不成熟的條件導致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一直處于一種未完成的狀態，20世紀建立的也只能是一種不可能成熟的社會主義。如果用馬恩關于經典社會主義基本特征去進行衡量，整個20世紀，全球還沒有國家真正跨越經典社會主義的門檻。

根據馬恩的著作，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征至少應該包括：社會范圍內已經完成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徹底改造，社會所有制在社會范圍內已經建立，商品和貨幣已經消失，國家開始消亡，國家的界限也開始消失，社會主義成為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存在，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也突破了民族國家的限制，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主要是消費品實行按勞分配還是按需分配。

但實際上，20世紀出現的社會主義，國家機器并沒有消亡的跡象，反而更強大了，國家之間的界限也沒有淡化，社會主義國家還因為國家利益而出現摩擦和沖突，社會主義還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即便是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協作比較密切，蘇聯還提出了“有限主權論”，但從社會主義的整體來看，社會主義還是以國家為邊界，分割為一個個獨立或相對獨立的體系。在每個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社會主義對經濟和社會的改造，也表現為一種未完成的或者是過渡的狀態。

首先，生產資料的社會化改造是一種未完成的過渡形態，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之分，全民所有制也只是簡單采用了國家所有制的形式，這種國家所有制應該是社會所有制的一種演進中的過渡形態，或者說是共產主義社會所有制的低級形態，本身也保留了某些資產階級產權的特征，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的分離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沒有消失。

雖然傳統意義的剝削階級已經在形式上被消滅，但國家所有制必然帶有資產階級產權的部分遺留特征，生產資料和勞動者還沒有實現真正的直接結合，而是借助于國家這個實體作為中介，結合的程度取決于人民直接管理國家的程度。

大量舊社會的特征，表現在社會主義的方方面面，不但按勞分配是分配領域的資產階級法權，在分配上還沒有辦法做到按需分配，消滅事實上的不平等，而且，實行的工資制等級差別，也不能準確體現個人對社會的實際貢獻，只是按勞分配的一種粗略的低級形式。

當時在制度設計上，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工農聯盟作為基礎，工農構成人民的主體，人民把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權力授予執政黨，“把權力委托給能夠代表他們的、能夠忠實為他們辦事的人。”但在實際中，按照偉人的觀察，蘇聯只是保證了人民只能在某些人的管理下面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還沒有真正實現，“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當時的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這就讓知識分子客觀上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舊社會的特殊地位和特權，社會主義又對他們的地位和特權形成一定的限制，在政治上他們已經失去了相對于勞動者居高臨下的地位，所以，他們在經濟社會事務中發揮的作用很大，但又對社會主義的認同度相對不那么高。對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成為20世紀社會主義困擾始終的難題。知識分子實際掌握著文化領域的主導權，導致文化領域成為社會主義改造的難點。

蘇聯的的政治和經濟，實際還處于列寧所說的“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狀態，表現出國家資本主義的高級形態向社會主義的低級形態過渡的特征。偉人也在晚年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但又說，“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20世紀的社會主義因為建立在特殊的條件之上，所以在實踐中一直面臨著一個理論的困惑，一方面宣布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另一方面，還存在著貨幣、商品交換等前社會主義的痕跡，在思想文化領域更是如此。這在當時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畢竟如馬克思所言，“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甚至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

畢竟20世紀的社會主義先是誕生在沙俄這個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后來又擴展到資本主義體系更加邊緣的地帶，出現在半封建半殖民的國家。相比馬恩設想的，在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物質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會表現出更多不成熟的特點，帶有更多舊社會的痕跡和特征。這就需要更長時間的過渡期，才能進入到馬恩設想的共產主義。但蘇聯到最后，也沒有真正的進入這個階段，中間還走向了社會帝國主義的歧路。

同時，20世紀的社會主義，在外部要面對還具有實力優勢的資本主義陣營，在內部還處于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之中，一方面，內部還有大量沒有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的小生產，“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即使是社會主義改造過的部分，也會因為舊社會的巨大歷史慣性，而帶有很多前社會主義的特征。

所以，20世紀社會主義一直處于尚未完成過渡的特殊形態，充其量是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的政治變革，部分完成了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造和文化改造，從政治到經濟再到文化，會帶有更多的不成熟特點，出現很多問題，乃至遇到嚴重挫折，都不是什么難以理解的事情。

即使剝削階級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已經被推翻，但各種前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影響，卻不會馬上消失，會在很長時間內存在并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剝削階級的思想觀念，被批判的比較多，但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批判的力度卻很不夠。其實就社會整體范圍而言，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從掌握著輿論話語權的知識分子，到農民以及一部分工人，都是更為普遍的存在。批判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對大部分人的靈魂觸動并不很大。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20世紀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造完成之后，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的經濟占了主體地位，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短時間內，還很難取得像社會主義經濟那樣的主流地位，而是處于剝削階級觀念的對立沖突中，以及小資產階級思想觀念的包圍中。列寧說“小生產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不應該只是指經濟方面的作用，與小生產相對應的小資產階級思想觀念，更是“經常地、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批地”消解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一旦經濟結構發生變化，就會快速生產出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思想觀念。

站在21世紀的時間點上，回溯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的重大挫折，應該承認，這種歷史的倒退不是偶然發生或個別現象，這種挫折不是發生在局部，而是影響了全局。

我們只有敢于承認這一點，才能真正從跌倒的地方爬起來，總結經驗，繼續前行。

回顧歷史，沒有任何一段歷史走的是直線。期待歷史演變走直線，那是一種直線機械思維，不切實際。私有制社會形態的更替，都需要經歷過那么多曲折和反復，何況是從私有制到公有制的歷史性跨越。一帆風順只是我們的良好愿望，但在現實中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違背辯證法的。

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挫折，已經成為嚴重的思想束縛。在21世紀社會大變革的客觀條件越來越具備的情況下，人的主觀條件還受制于20世紀。

人們不敢承認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遭遇整體的挫折，所以就無法擺脫精神枷鎖和理論包袱，推動21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的加速到來。

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為什么會遇到整體性（非指全部）的重大挫折？

這個問題上的分析文章用汗牛充棟形容都不夠了，分析角度是琳瑯滿目，分析結論是各種都有。

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發生整體性的重大挫折，就跟20世紀發生波瀾壯闊的共產主義運動建立起社會主義陣營一樣，都表現出一定的概率，這不能用出現赫魯曉夫或者戈爾巴喬夫進行解釋，否則無法解釋為什么這種挫折會以一種普遍性和近乎整體性的方式出現。把失敗的原因說成是戈爾巴喬夫和赫魯曉夫的責任，都不能說清楚更接近本質的、更為根本性的原因。赫與戈的出現同樣是具有不低的概率。整個蘇東都倒下了，說明這并非小概率事件。

從十月革命到中國革命，20世紀的共產主義運動建立了與資本主義對立的陣營，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也同時也具有歷史的偶然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關系就是這么辯證。我們在中學課本上學到的知識在此可以溫習一下：必然性總要通過大量的偶然性表現出來，沒有脫離偶然性的純粹的必然性。必然性要通過偶然性來為自己開辟道路。偶然性背后總是隱藏著必然性，沒有脫離必然性的純粹的偶然性。

十月革命到中國革命的發生，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體現了歷史的必然性。這個結論沒有問題，但還可以表述地更具體、更完整、更辯證。同樣，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挫折發生也具有歷史的某種高概率，我們也沒必要回避。而且，共產主義運動挫折發生的高比例，是與20世紀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小概率之間，其實存在某種映射的關系。分析20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高概率，就要從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小概率中尋找原因。

怎么理解“必然性”很重要。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自然不能如數學物理等自然科學的必然性那么嚴格，社會歷史領域的必然性更多時候表現為一種發生的概率。

已經發生了的重大歷史事件，自然是包含必然性的，何況，社會主義革命不僅僅是發生在蘇聯，在東方的中國也發生了。這當然無法純粹用偶然性來解釋。

必然性也不應該光有質的規定，也應該有量的大小比較。同為必然性，發生的概率還是有很大不同的。比如，十月革命的發生，是以當時一系列極為特殊的條件為前提的。這個我們是在本文的前面分析過的。其中，這個極為特殊的主觀條件，就需要具備一個偉大的領袖人物，才能彌補主客觀條件的不足。

領導革命的布爾什維克之間在十月革命之前，對是否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一開始，認為不具備的才是多數，主要理由是在俄國發動革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經典理論。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是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基礎上，而且社會主義革命至少是幾個先進國家同時發生。

如果當時的布爾什維克里面沒有列寧，十月革命就大概率不會發生了，再好的機會也就錯過了。

列寧是辯證法真正的大師，他沒有僵化的理解并拘泥于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論斷。

為了說服黨內同志，當時那叫一個苦口婆心。列寧認為俄國的特殊條件，發動十月革命是完全有可能勝利的。列寧發現，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是絕對規律，社會主義革命不容易在先進國家發生，反而應該在資本主義的薄弱環節有更大的可能。1915年8月，列寧發表《論歐洲聯邦口號》一文，首次提出“由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的絕對規律，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

列寧為了說服黨內同志，甚至還說到，如果起義趕快舉行，敵人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進行抵抗，“而整個無產階級的歐洲”將會起來響應。

列寧這句話讓黨內同志信心大增，因為反對革命的，主要理由是認為經濟比較落后的俄國不具備獨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當然，事后來看，列寧的這句話的前半句是對的，“敵人確實只能聚集微不足道的力量進行抵抗”，革命的過程非常順利，布爾什維克的首次掌權并不血腥。但后半句就有不小的問題，歐洲無產階級的響應力度是遠遠不及預期的。本來，當時列寧也期待歐洲中心國家，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會發生普遍的、大規模的革命。這樣，形勢就與馬恩的“革命同時發生論”沒有那么大的矛盾了。

最終列寧的意見得到中央委員會內托洛茨基、斯大林、捷爾任斯基等多數委員的贊同，激烈的爭論實際一直進行到起義的當天，到最后，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見被多數票所否定，大多數黨員接受了列寧的指導。但意外又出現了。黨內通過發動革命的決議了，都確定了起義的時間，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把布爾什維克要進行武裝起義的決定和時間給登到了報紙上，可見這二位的“思想鋼印”有多么頑固。

從這些細節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要不是當時有列寧同志看得準，還用鋼鐵般的意志一再堅持，我們就看不到十月革命了。一旦錯過，以后再找這樣的機會，那就不一定是那一年了。

十月革命發生之前的俄國那些特殊條件，從沙俄在一戰的東線戰局不利，沙皇被推翻，資產階級臨時政府與蘇維埃兩個權力中心同時存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里面有一個布爾什維克，到布爾什維克有一個叫列寧的理論家和革命家（或者說，因為有列寧，才有布爾什維克），這些條件少一個，革命都不一定是什么結果。這些條件里面最特殊的還是當時的俄國有列寧這種俄羅斯民族幾百年未必能出一個的人物。十月革命發生的過程也充滿了不少戲劇性，這個就不展開了。總之，十月革命從準備到發生都充滿了必然性與偶然性的辯證關系。

十月革命的必然性跟人工智能替代大多數勞動者的崗位引發的社會大變革的必然性，在發生的概率上是有著明顯區別的。21世紀社會大變革是到了不用公有制替代傳統所有制，社會基本就業就無法保證，社會穩定也無法保持的程度。

正因為十月革命的這種特殊的必然性，革命之后建立的是一個特殊的社會主義。如前所述，按照馬恩對社會主義的定義及標準，實際上蘇聯一直到紅旗落地，都沒有進入經典社會主義階段。

期間還涉及到共產主義的一個特別重要的理論問題：一國能否建成社會主義。

蘇共曾經為這個問題機會爭論到要擦出火星了，也沒一個結論。最后斯大林利用權威，讓一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成為蘇聯的定論。

但其實這個定論是有很大問題的。斯大林一開始也不認同一國建成社會主義，他后來為什么改變看法了，還強行讓大家都相信呢？這是蘇聯當時面臨的國際國內條件決定的。因為華沙兵敗，以及德國和匈牙利的社會主義革命失敗，當時的布爾什維克短時間內看不到世界革命的熊熊大火燒毀資本主義中心的可能性。這對布爾什維克信念的打擊是很大的。當時的斯大林沒有第二種選擇。如果他也公開說一國根本無法建成社會主義，當時世界上又只有蘇聯這一棵獨苗，又要面對資本主義列強的包圍與不擇手段的干預，黨內和國內的人心很容易就散了。

斯大林沒辦法，只能把“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作為蘇聯繼續堅持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蘇聯到1936年對外宣稱已經建成社會主義，但實際上當時的蘇聯與經典社會主義的距離太遠了，更不用說建成社會主義。甚至到赫魯曉夫上臺之后， 提出“全面建設共產主義”，宣布在20年內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又有了“發達社會主義”的提法，并且在1967年宣布蘇聯已經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并且把“發達社會主義”的提法在1977年寫入蘇聯新憲法。但這個時候的蘇聯距離馬恩的經典社會主義差距仍然很大，甚至因為修正的原因，某些方面反而距離經典社會主義更遠了。

后來上臺的安德羅波夫就對“發達社會主義成熟論”提出異議，認為建成發達社會主義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這一歷史階段將分為若干發展時期,蘇聯正處在漫長的歷史階段的起點上，將“社會主義建成論”改為發達社會主義的入口處的“社會主義起點論”。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就變成“蘇聯只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了。

可見，蘇聯在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上的混亂很嚴重，一直到蘇聯解體，也沒有真正搞清楚蘇聯到底處于一個什么社會發展階段，蘇聯到底是什么社會性質。

這個概念問題引起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一系列混亂，蘇聯的混亂又引發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理論混亂。

列寧的設想本來是：落后的俄國—過渡時期—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共產主義社會（第二階段）。列寧第一次把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稱為社會主義社會，而且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將經歷不同的歷史階段，即有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不完備到比較完備的發展過程，最早提到了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問題。對比蘇聯領導人急于宣布蘇聯建成社會主義，或者向共產主義過渡，顯然列寧的設想更接近實際。因為蘇聯從開始到結束，一直處于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因為長期處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同時存在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自然存在著激烈的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的斗爭，所以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誰戰勝誰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向前進，就離經典社會主義更近一點。向后退，就離資本主義近一點。

為了保證向前進而不是向后退，那就需要產生持久的革命動力。在主觀意識上，就不能在不可能建成社會的情況下宣布社會主義提前建成了。

而且，因為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際還處在向經典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革命并沒有完成，階級問題也并沒有完全解決，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革命也應該是繼續進行時。但蘇聯，卻很早就宣布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已經取得完全勝利”的同時，還宣布，“我們已經消滅剝削階級，蘇聯社會只存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界”，等于宣布了階級問題已經解決，社會主義革命也徹底完成，自然也就不需要繼續推動革命。等于在爬坡的過程中，提前先熄滅了發動機。不難想象，這樣做的結果意味著什么？

如果斯大林還在，蘇聯還不會出大問題，可以暫時在山坡上停滯不動，但斯大林離開了，問題就比較大了。

社會主義是人類第一次根據理論有意識主動建構的社會形態，所以，對理論的要求就特別高。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對于社會主義建設也是一樣，理論對社會主義實在太重要了。蘇聯蘇共這種迫于客觀形勢而采取的理論讓步和妥協引起的思想混亂，埋下了巨大的隱患。

蘇聯后來出現嚴重的倒退，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生產力水平沒有能夠在短時間內就超越資本主義的發達國家，影響了國家的自信。列寧也說過，“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蘇聯到最后，也沒有在生產力水平或者勞動生產率上，超過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

事實上以當時社會主義的內外條件，也不太可能在幾十年時間內就能在生產力水平上追平或反超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這本來也沒關系，只要理想信念不動搖，不發生方向性偏移，在意識形態上保持對資本主義的攻勢，給生產力的追趕創造更多的時間，花更長一點的時間也沒關系。但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讓蘇聯瞬間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先進性與攻勢，后來又因為與美國的“廚房”辯論，轉為意識形態的守勢。這樣社會范圍內對生產力不能在短時間內超越資本主義的先進國家的耐心就降低了，對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信心也會因此而動搖。

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為什么他那套新思維就能迷惑那么多人呢？就是在那個時間段，蘇聯的生產力水平落后于美國，在意識形態上也被持續地進攻和滲透，物質主要條件和思想文化條件，對蘇聯都不利，讓蘇聯自上而下更加缺乏信心。

這個時候蘇聯即使有強大的武裝力量，四肢異常發達，但大腦里面的思想已經不是原裝的，信心已經崩潰，意志已經動搖。這個時候除非再出來一個斯大林那樣的人物，挽狂瀾于既倒，否則，蘇聯的形勢就很難逆轉，而回到正軌。

從十月革命到紅旗從克里姆林宮被降下，蘇聯走完了整個過程，社會主義歷史上最大的挫折出現了。

（未完待續）